明世宗崇道研究

生理需要、性格特征、政治环境以及皇室崇道的传统是明世宗狂热崇道的原因 ;具体表现在迷信斋醮方术、加封道号和崇道抑佛等方面。世宗崇道对明代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都产生重要的影响。     

明世宗与道教

明世宗崇信道教,日渐痴狂,致使道教势力膨胀,给明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本文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首先,剖析世宗崇道的主、客观原因,换言之,也就是它所具有的必然与偶然的历史双重性;其次,概述世宗崇道的诸种表现,如宠用道士、频建斋醮等;第三,论述世宗崇道的后果。     

中国封建统治者对道教的抑崇及其原因

中国封建统治者与道教的关系史大体可划分为两个时期:南北朝以前为抑道时期,南北朝及以后为崇道时期。一东汉末期,战乱不息,黎民涂炭,经济、政治衰败,精神、道德瓦解,又值佛教初传,为道教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它以巫觋方术、鬼神迷信为母体,揉合阴阳五行、谶讳学说,吸收墨家的“尊天明鬼”和道家的“道、玄、一”“及清静无为的思想,抄袭儒家的伦理纲常,并以佛教为参照,形成     

驾鹤仙去:郭璞之死解读

东晋时期,郭璞因为卷入上层统治集团内部斗争而被叛将王敦杀害。他虽然是因政治斗争而慷慨赴死,但是支撑他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力量却不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儒家政治理念和道德精神,而是摆脱人间苦难,成为快乐神仙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理想。正是在宗教动机的支配下,郭璞不仅做出了一系列荒诞、乖谬的举动,而且面对屠刀从容自若、视死如归。郭璞的被杀,既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发展的必然,也是他在宗教理想鼓舞下主动追求的结果;他既是东晋上层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牺牲品,也是神仙道教的虔诚殉道者。郭璞之死是一个生动的个案,正确认识其性质,无论是对郭璞和魏晋文学史研究,还是对道教史和文化史研究,都有一定的意义。     

《荡寇志》作者的道教思想

《荡寇志》作者的道教思想自成体系 ,独具特色。它以得道成仙为终极理想 ,以内丹修炼、建立功德为实现方法 ,以功成身退为实现形式。它继承了道教之与儒家结合的传统 ,但又走向极端 ,即道儒互为手段 ,最终落脚于维护君权。这样 ,俞万春就使得《荡寇志》中的道教丧失了其作为宗教的独立性 ,成了一种政治化、庸俗化的宗教 ,并希图借此来说明忠义的神圣不可侵犯。     

道教徒诗人李白论剑及其剑术

李白终其一生都在践行宛如预言般的"谪仙"使命,希企能够像道教始祖老子一样"为圣者作师",佐君致太平,而后复返仙界,无死无忧。从少年游历、遍访神仙到中年求取"功名"、辅弼"天皇",再到拜受道箓、入道烧炼服食,其间虽亦有或来自儒家之用世观念,或源于诗人自身强烈欲望的思想元素,但总体上说,将治国治身信仰兼于一体的道教堪谓其一以贯之的思想底色。鉴于李白始终如一的深厚道教信仰,以及剑在道教中的重要地位和丰富内涵,我们有理由说作为道教徒的诗人李白,他对剑的钟情虽有其粗犷豪放之性格与尚侠之文人心态的原因,但道教法剑的信仰内核在其心态之塑造以及思想之流露、作品之构思方面,同样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李白的崇道旨趣,从早、中期到晚期有一个由"托形剑化"而至神仙服食的变化。     

再论《西昆酬唱集》与道教之关系

《西昆酬唱集》是真宗崇道时期馆阁诗人唱和所结之诗集.然而历代从道家、道教角度对此集的研究却是罕有其人.参与唱和的诗人大都参与了真宗崇道的活动,部分诗人还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集中诗歌大量使用了道家、道教之典故与意象,使全集充满了神仙道术色彩.无论是诗人行为还是诗作内容,整部《西昆酬唱集》都与“道家、道教”关系密切.     

"替天行道"行何"道"--关于《水浒传》中"道"的辨析

《水浒传》中的“替天行道”打的虽是“道”的旗帜,行的却是儒家之道。尽管《水浒传》与道教的关系很密切,“替天行道”也很容易和道家、道教之道搅和在一起,但宋江实际上行的自始自终都是儒家的“道”。     

明代道教发展及其政治背景

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故其历来有着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明建国后道教成为朝廷确定的官方宗教,并得到长足发展,这与明代统治者的崇道等政治背景是密不可分的.明代道教的发展与政治密切结合,形成了明代道教发展的独特特征.本文重点论述了明代道教发展的表现和特征,以及政治背景.     

论庾信"道士步虚词十首"的道曲渊源与文人化特点

庾信的“道士步虚词十首”是最早的、也是南北朝时期唯一的文人步虚拟作。北朝道教思想的流行、周武帝发动的抑佛崇道运动及由此造成的弥漫朝野的道教气氛和道教典籍的大量出现是此组作品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作品虽然借用了道曲步虚的形式,但其深刻的思想意蕴和浓厚的文学色彩使之具有了明显的文人化特点。     

略论葛洪思想体系中的道儒关系

仔细考察魏晋时期道教重要人物葛洪的思想体系，我们既可看到其以道为本的坚定倾向，又可看到其内心深处解不开的儒家情结。本通过葛洪道本儒末、尊道贵儒、孔、老皆圣、评道扬儒、成仙之途等思想主张及其理论活动，对葛洪思想体系中的道儒关系进行了探讨。     

朱元璋道教政策初探

明太祖朱元璋对道教采取扶持与控制并行的政策。他受"三教合一"思想的影响,扶持道教发展,目的在于宣扬君权神授,借用道教神化自身和皇权,对明朝以下诸帝崇道有直接的影响。太祖居安思危,能意识到崇道过度会走向反面,又同时采取裁减道观、控制度牒、加强道士管理、限制道教宗教活动等控制措施,巩固了国家政权。     

孔颖达以"道"为核心的政治教育思想

唐代著名教育家孔颖达以"道"为核心的政治教育思想主要有以"六经之道"为本的教育理论、以"尧舜之道"为核心的教育目标、修习"大学之道"的教育过程和"以正道训民"的政治教化等四个层面的内容.他的经学教育的实质是政治教育,其目的是通过灌输儒家的理想政治模式理论及其核心价值体系,养成合格君主,培育政治精英,教化平民百姓.     

儒家“诚明”之学的源与流

"诚明"是古代修养之学中的重要精神,它源于古圣先贤治国、治学的经验,集中体现在《中庸》中。唐以后,"诚明"的精神开始被学者重视,至宋代被理学家如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朱熹等人推崇备至,"诚明"之学在宋代维系相沿而成一道统,但对其义理的解释亦有"等而下之"的趋势,最终发展为"以敬代诚"。明代心学家湛若水、王守仁等从"心即理"的角度重新对"诚明"进行阐释,遂成另一番气象。经历清代的遗忘,及至近代,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下,又有新儒家以"诚明"为书院院训,足见"诚明"之学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正因"诚即道,诚以明道,道不可穷","诚明"精神在不同时代都能发挥其重要价值。     

晚明商人的防骗意识——以《杜骗新书》为中心考察

晚明,商品经济繁荣,但贫富差距日趋加大,且形形色色的骗术丛生,很多商人成为骗局中的牺牲品.从<杜骗新书>描绘社会之诓骗景象,晚明商人之防骗意识非常淡薄.然而,这种状况的存在是有其时代背景和文化内涵的.就时代背景言之,晚明社会形态已呈现出转型态势,民众谋求生计之手段日趋多样化,诓骗在晚明成为一类人的一种生计手段,这一阶层的扩大,使多数商人成为"棍局"中的牺牲品;而儒、道、佛三家之教化功能,商人本身固有之贪念及其思维模式,对其防骗意识都起了稀释作用.     

丘处机:一个乱世道长的政治写真

丘处机是金末元初中国道教的里程碑人物,其修道经历在全真道诸子中独树一帜。丘处机曾数次登临崂山布道、题诗,以其道界名望和道教学识推动全真教传入崂山,对元代崂山道教的勃兴具有历史性贡献。丘处机高举三教合一的旗帜,融摄儒家和佛教思想,促进了中国传统道教的变革。丘处机对金、南宋和蒙元不同统治集团的情感取舍,是出于全真道的政治选择,统治者的扶持客观上刺激并促进了全真道的发展。     

客家谢祐神信仰与唐宋福建造神活动

谢祐神是唐宋时期福建造神活动中形成的神明,谢祐神信仰是闽西北客家重要的民间信仰。福建造神活动具有中原汉人移民的民众基础和精神需求,宋代道教和佛教的兴盛以及朝廷尊佛崇道的文化政策也为福建造神运动提供了文化和政治空间,对淫祀的治理和理学的兴起更对民间信仰起指导作用。在造神和民间信仰中也可以看到客家意象文化心理与道象文化心理的形成。     

《桃花扇》中的道教思想解读

孔尚任虽为圣裔 ,从小受的是儒家教育 ,奉习孔孟之道 ,但他的《桃花扇》中却有丰富的道教思想。在《桃花扇》中他表露出对儒士政治的失望和儒家社会理想的破灭 ,而将希望移向了道教。他为侯方域、李香君等人物安排了入道的结局 ,又将史可法、左良玉等册为道教中神。孔尚任在《桃花扇》中构筑了一个道教洞天式的精神家园———桃花源 ;这是他企求的理想社会的幻景。他在此传奇中也是以道教的兴亡观归结兴亡案的。     

兰陵萧氏家族思想信仰分析

兰陵萧氏家族在其南迁之前，信奉早期道教的一个支派——天师道。刘宋年间，其思想信仰发生了分化。齐、梁时期，萧氏子弟大多佞佛，萧衍就是典型。由于此期的萧氏子弟身处权力中枢，政治斗争迫使他们身不由己，因而，他们事佛的虔诚程度是值得怀疑的。隋唐时期的萧氏子弟坚守儒家之道，修持君子人格。     

魏晋神仙道教中的儒道关系论——以《抱朴子·内篇》为中心

神仙道教是魏晋时期独特的道教形式,其理论奠基者是东晋的葛洪。《抱朴子·内篇》多处论及儒道关系,为我们了解魏晋时期神仙道教的儒道关系论提供了基本的线索。葛洪通过对儒道的比较,论证了道本儒末,道先儒后,道简儒难,故可离俗世而求神仙。同时,葛洪还一再强调积善立功的重要性,将道教的长生成仙与儒家的内圣外王统一起来,把儒家的忠孝仁信纳入道教戒律,按儒家的伦理纲常建构起道教的神仙体系。葛洪会通儒家和道教的思想。不仅是魏晋时期神仙道教关于儒佛关系论的一大总结,也对南北朝的道教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