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视野下的评弹文化变迁

评弹是一种流行于江浙一带由评话和弹词结合而成的曲艺。从社会史的视野看,评弹生长于苏州,与传统时代的江南社会生活密切关联。晚清以后上海开埠,评弹逐渐进入上海,伴随着上海城市的转型,评弹也开始了其近代转型,由古代评弹向近代都市评弹转变。从苏州到上海,评弹的演出空间在江南的内部发生了迁移,这种迁移是有深刻意义的,它是近世江南社会变迁在文化上的反映和结果,成为传统文化向近代都市文化转换的见证。     

“妓女弹词”与晚清时期上海娱乐文化的建构

晚清时期,苏州评弹与妓女群体结合而成"妓女弹词"。她们在上海租界的社会环境中勃兴与衰落,先后与传统文人、新兴商人阶层发生密切互动关系。她们的公众形象的确立与塑造过程,均有传统文人的积极参与,集中反映在品评色艺层次和开办"书仙花榜"之中。日常生活中,她们与传统文人的交往是昔日士大夫娱乐文化在上海租界的延续;她们与新兴商人阶层的结盟,又开启了以商业化为特色的娱乐文化。这在传统文人看来是一种文化的"背叛",也体现了传统文人在上海租界变动环境中身份认同的矛盾和无奈。     

"江南"再发现——略论中国历史与文学中的"江南认同"

历史上的“江南”存在着丰富的文化与思想资源,但缺少一个现代科学的概念来加以整合。“江南认同”是从历代有关江南意识自觉、江南地方情感突出、江南文化影响力的文献资料以及种种江南意象中提炼出来的一个概念,其中包含着诸如“江南文化之二源”、“江南认同之两歧”等复杂问题以及一些代代隐传的江南意象,在由一种政治认同转而为一种文化认同的过程中,文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南北朝时期是江南认同形成的时期,在中国史上首次完成了文化话语权的转移,为中国文化增加了重大的变数。在这个过程中,中原认同并没有消失,而是与江南认同并生共存,相反相成。所谓“江南认同”的产生,不是一下子出现的,而是经历了北方中原认同在其中纠缠挣扎,死而后生,是北方渐渐化入南方的过程。     

中国近代商业教育之萌芽——以19世纪后期上海买办的教育背景为中心进行考察

中国商业的近代化,不仅需要广大商人具有远大的商业视野、先进的商业智能,更需要增强团体凝聚力的商业道德。作为中国近代化的领头羊,上海是近代买办活跃的舞台。在变革的实践中并通过变革的实践,"买办凭借自己的财富和专门知识,成为一种新式商人"。根据中外经济学界的最新认识,有理由认为买办是中国最早具有近代属性的新式商人。19世纪后期产生于上海的商务英语教育和以买办为代表的新式商人在商业革命实践中所受的社会教育,标志着中国近代商业教育的萌芽。     

从近代知识分子精神乌托邦的幻灭到国民新理想的构建——格非“江南三部曲”中超意识形态的民族关怀

格非作为当代文坛"先锋作家"的代表,已经被"标签"了近三十年,尽管"江南三部曲"的问世,让许多研究者耳目一新,认为它体现了格非向传统文学的迁徙与致敬,但大多数研究者关注的主要方面还都是他叙事风格的转变及文论式的解读。本文放开创作模式不谈,仅从作品本身的文艺性、社会性、历史性的角度入手,融合古典文论的"意象"学说,以开放性的姿态,将近代中国文人的"理想"乌托邦打破、揉碎,完全融入到中华民族数千年源远流淌的"理想"文化长河中来,又间以不同的政治背景和时代特征,剥离出格非等一代知识分子超意识形态的思考和关怀。     

民族国家叙事中的都市想象——近代中国的“文明”上海与“文化”北平

清末民初,"文明"意味着面向未来的运动、变化和进步;"文化"则意味着面向过去的落后、保守与封闭。1920年代以后,"文化"被赋予道德与价值层面的涵义;"文明"则蜕变为贪婪与物质享受与欲望的象征。近代上海在渐进引入西方物质文明的过程中,被自然地赋予了"文明"的城市想象;同时期的北京则因努力摆脱被视作传统与守旧形象的烙印,迈向"文明"的时代坐标而不得不隐匿在上海的阴影之下。1928年后,国民政府赋予北平以"文化"的都市想象,并得到知识分子的认同,上海"文明"因此让位于北平"文化"。北京与上海通过将对方视作"他者"的互构,形成各自的都市想象。     

论芥川龙之介对近代苏州的传统性身份建构

尽管苏州与上海在地理上同属江南,但芥川龙之介在结束中国游览后对苏州进行"追体验"的过程中,却将不同于近代上海之西洋性的古典中国的传统性灵魂从现实苏州中提炼出来,并灌注到了作为文本的苏州书写中。在苏州叙事的起点,芥川将"毛驴"这一交通工具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编码,来建构苏州城的传统文化空间,并借由"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与"犬与日奴不得题壁"的对照叙述,以及同行者岛津四十起之上海体验与苏州体验的差异化书写,有意识地强化了近代苏州与"西洋"的上海迥然相异的东方传统气质,从而为近代苏州赋予了传统性身份。     

从《上海女孩》看离散族群的身份认同

《上海女孩》是华裔美籍作家邝丽莎2009年的新作,小说以珍珠和梅这对姐妹花的生活经历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早期华人移民在异国他乡的生活状态。该文采取文本细读的方式,结合后殖民主义中有关身份认同的文学理论,对该作品中"他者"的身份认同问题加以解读和探究,他们经历了身份不确定时的迷茫和焦虑,最终意识到只有保持与故土文化的联系,消解传统文化观念中的东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才能在"第三空间"中重新建构起自身的文化身份。     

论明代文物学研究

明代一般被视为传统金石学发展的中衰时期,这是由于受到了元代文化发展和文人追求转变的影响;但从后世文献来看,明代对传统金石学仍略有继承,而且由于江南经济的腾飞以及文人意境的追求变化,大量的文人与商人投身文物收藏.由此带来了明代的古物收藏之风大盛,由此而产生的文物鉴赏与鉴定研究兴起,却成为明代文物学发展的一个亮点,对于后世有重要影响.     

明末清初秦淮诗妓与文人之“诗交”

明末清初的“十里秦淮”不仅是商业繁华之地,也是江南文人士子的一方精神和艺术净土。他们在秦淮河文会征歌,并不是单纯地纵情于声色,而是一方面在此进行艺术化的生活审美体验,一方面把青楼画舫作为他们议论时政、同道相聚的政治空间。在文人与秦淮诗妓间相交相惜的过程中,他们相互唱和,互相影响,诗妓通过与文人交往,既提升了诗妓的文学修养、精神气质,也激发了诗人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审美热情。在秦淮河诗妓家院的私密性空间里,牢固根植于文人心中的诗性精神获得了最合适的滋生土壤。他们把自身的生命活动升华为一种对自由和审美的自觉精神需求,在日常生活的意义上已经超越了政治、经济等实用主义的框架,变为一种人的内在需求的延伸。     

江南士、商义利观的近代嬗变及其影响

社会的转型带来观念的变迁、义与利的对立在近代的江南地区表现得并不明显，在士子与商人身上体现更多的是二者的转合。传统义利观发生近代嬗变，士人不惜功名投身商贾，求逐利之欢；商人在谋利的同时投资公益，捐纳官爵，行尚义之实。这一转变在社会上产生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引起了婚姻交往观念的变化，过去的门第观让位于近代的财力观，江南士、商义利观的近代妫变是社会流动性增强的产物，成为近代江南重要的社会特征。     

佛教伦理与明清以来江南工商文化精神

中唐以后,中国佛教精神从出世转向入世。无论是新禅宗还是受新禅宗影响的新儒家都不再把"出世法"和"世间法"截然分开,"世间法即佛法,佛法即世间法"的入世精神成为唐宋以后中国宗教伦理的核心。江南地区不仅是明清时期中国佛教最兴盛的地区,也是中国经济的重心,是工商文化发育最成熟、最典型的地区;而江南工商文化精神的形成正是受到佛教入世伦理的深刻影响。江南工商文化精神主要表现为:以赚取利润为目的的工商业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同;"勤俭"、"诚信"、"忍辱"等成为江南商人的宝贵品质。     

香山买办与中国的近代化

以香山（今之中山、澳门和珠海）商人为主体的买办阶层,因近代以来中国贸易格局之变化而逐渐兴起。在贸易通商口岸不断增加,旧行商制度的废除,中外贸易逐渐扩大的有利条件下,香山买办已成为中国近代新型商人。在近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之过程中,香山买办毫无疑问地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不仅是近代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先驱者．而且还是促使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迈进的积极推动者。     

“熟苗”话语下的信仰、文化与认同——以黔东南锦屏县平鳌苗寨为例

平鳌是位于清水江下游的一座苗族村寨,具有数百年的历史。在前近代及近代历史上,曾被划归为"熟苗"而受到中央王朝的管辖。文章通过对平鳌寨的民间信仰及苗族传统文化因子进行考察,讨论该地在"熟苗"的话语背景下,经过长期的政治、经济等多重外力的作用,其社会文化所呈现出的独特样貌,进而分析族群身份与文化认同之间的相互关系。     

公民身份的历史语境与当代困境

公民身份是现代政治中的重要概念,在现代政治中公民身份是一种消极的权利保护。回溯公民身份发展的历史,古典公民身份更多的是一种积极公民的形象。从积极参与和奉献到消极的自我保护,公民身份经历了巨大的转型。现代公民身份在巩固近代成果的同时缺失了积极公民的诉求,这也是现代政治的特殊困境。公民身份的问题还必须考虑中国的特殊语境,认清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对公民身份的影响。     

《倾城之恋》中的“孤岛”空间

张爱玲在中国文学转型时期,用笔塑造了一个封闭式、独立于主流之外的"孤岛"空间。一方面,"孤岛"空间是张爱玲日常生活题材的叙事空间,推动情节发展、揭示人物关系和内心情感,展现出她对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照;另一方面,"孤岛"空间是张爱玲客观冷静的创作态度统领下的带有作者隐含话语的文学空间,体现她既都市又民间、既传统又现代的立场。这一立场奠定张爱玲在都市民间道路与传统和现代交融上的开拓意义,为她在海派文化和现代都市市民文学传统中寻找到其独特的定位。     

从中国近代的“文人论政”看文学到新闻的嬗变

新闻与文学剪不断的"暧昧"争议由来已久,在既往的文学史中,许多文学作品都带有新闻的要素和特点。在中国近代的大背景之下,"文人论政"传统的迁移过程恰恰见证了从文学向新闻的转型过程。"文人论政"的历史大致可分为发端期、上升期、巅峰期和式微期四个阶段。"文人"正是通过在不同阶段角色的持续性转变促成了文学到新闻的迁移。虽然"文人论政"随着历史的延展渐趋消逝,但中国文人试图用自己的力量救国救民的探索和实践,已经构成了中国新闻史和文学史上独特且耐人寻味的一页篇章,也对反思当下新闻界出现的诸多问题有所助益和启示。     

周瘦鹃花木散文论

周瘦鹃建国以后创作的花木题材散文,虽然是特定文化和意识形态范畴的产物,但仍然延续了其一贯的江南文人文化传统.在整体上表现出婉约情致、闲适旨趣和收放自如的文人笔法等特点.对这些散文作品的研读,可以从中考察建国后江南文人的心路历程.     

从“富骄贫谄”到“富而好礼”与“穷者尚文”——对上海现代都市文化建构的社会心理考察与阐释

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巨大变迁是上海近现代都市社会建构与生产的直接表象与现实动力,具有城市文明性质的现代文化心理结构的重建与都市生活方式的生成是这一进程的真正完成与最终成果.就城市社会建构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实现对迅速集聚、互不相干、甚至相互冲突的陌生人进行有效的组织与合理的配置,使他们超越混乱的生存竞争与野蛮的无序状态,在城市空间中形成新型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组织和相对平衡的文化生态.上海近现代社会的现实建构是以租界为空间中心、以外侨群体为主体基础而逐层展开的,它们与上海传统城市空间、上海本地居民及中国本土移民的冲突、互动与融合,既真实地记录着上海现代大都市社会建构的奋斗历程,也包含了上海现代都市文化与精神气质发生和发展的秘密.上海都市社会建构的起点与基础可以称之为"贫者谄"与"富者骄",而其最高境界则是"贫而无谄"与"富而好礼".正是在对"贫者谄"与"富者骄"的克服与超越中,上海作为一个大都市社会的精神性格与文化气质才逐渐培育出来.     

张爱玲小说中的上海意象与海派文化探析

上海是现代小说中最为常见的空间场域,“上海书写”则是构成现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书写上海的众多作家中,张爱玲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张爱玲出生、成长于上海,对海派文化有着高度的认同,并用文学创作丰富和发展了海派文化。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张爱玲小说中的上海意象有着不同的呈现,包括作为现代都市的上海意象、作为殖民地的上海意象、作为传统城市的上海意象。张爱玲小说中的海派文化既有多元融合的文化格局、细腻精致的生活态度,也有苍凉颓废的精神世界,而海派小说、生平经历以及沦陷区政治环境则是张爱玲小说上海意象与海派文化形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