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犯罪案件中被害人过错的司法认定与适用

暴力犯罪案件中的被害人过错,是指被害人出于故意或过失心态所实施的,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犯罪的发生,且应承担重大伦理或法律否定评价的行为。被害人过错作为量刑和民事赔偿情节具有法律依据和法理依据。在司法适用中,要严格把握被害人过错认定的证据标准,全面把握被害人过错和被告人行为的互动,平衡被害人过错的适用与刑罚最佳效果的发挥、被害人过错与附带民事赔偿责任的分配。     

酌定量刑情节限制死刑适用问题研究

酌定量刑情节是由人民法院从审判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通过对犯罪人一贯表现、被害人过错、犯罪手段、认罪态度等典型酌定量刑情节的探讨,发挥限制死刑适用的作用。在酌定量刑情节与法定量刑情节竞合或者多个酌定量刑情节竞合时,综合考虑不同的量刑情节对刑罚裁量的趋轻或趋重影响,慎重选择适用死刑。立法上对部分酌定量刑情节予以法定化,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充分发挥具有排除死刑适用可能性的消极酌定量刑情节的作用,都是限制死刑适用的有效途径。     

被害人过错问题法定化研究——以犯罪与被害互动关系为视角

犯罪与被害关系素来存在犯罪中心主义倾向。但被害人学、被害人过错研究的兴起引发了从犯罪与被害互动角度重新审视两者的关系。作为酌定量刑情节的被害人过错,是刑法学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基于互动关系视角,通过介绍我国被害人过错的司法实践与立法现状,分析我国被害人过错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域外立法实例,进而提出被害人过错法定化的可行途径：总则宏观规定与分则具体罪名规定相结合。     

论被害人过错对量刑的影响

被害人过错是重要的量刑情节之一.然而,目前我国刑法中却没有关于被害人过错的具体法律规定,从而使得实践中对这一情节的运用无章可循,给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留下了过于广阔的空间,也因此造成刑罚适用上的不均衡.文章试图通过对被害人过错的探究,希望能引起对被害人过错的关注,并以期促进被害人过错情节的法定化.     

论犯罪被害人的过错

法律界对被害人问题的研究热情往往集中在保障被害人权利,反观对被害人过错问题的关注却显不足。近年来发生的邓玉娇案等刑事案件使我们认识到犯罪被害人过错在犯罪的产生、发展中作用很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犯罪人的定罪量刑。我国有关被害人过错的研究和立法除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中稍有涉及外,刑法典中并没有被害人过错的条款,导致司法实践中刑罚适用的不均衡。笔者试图在加害-被害互动形成犯罪的刑法立场上,构建我国完整、系统的被害人过错制度。     

论被害人过错对故意犯罪定罪量刑的影响

犯罪行为不仅是犯罪人在自由意志的支配下选择的,而且一定情况下一定程度上也是被害人引起的,因此,被害人和犯罪人都应当对犯罪事件的发生承担事故责任,但故意犯罪事件的最终发生,主要原因在犯罪人方面,被害人的过错只不过是外界的诱因,所以,对于故意犯罪而言,犯罪人应当对犯罪事件的发生承担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而被害人则只承担次要责任或不负责任,也就是说,被害人过错对故意犯罪的影响是量刑方面的,不影响犯罪的成立.     

被害人过错责任对刑罚裁量及民事赔偿的影响

刑事司法实践中,对于被害人有过错的案件,法院在量刑时一般会使用酌定情节对被告人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但由于没有具体的法律依据,对于如何认定被害人的过错责任以及在刑罚裁量中应如何适用,各地做法不一。本文根据刑法和民法的一般理论,结合实践,就被害人过错责任的认定和适用进行探析。     

感性执着中的理性超脱——论被害方态度与死刑适用

在死刑案件裁量中,被害方态度应否作为对死刑适用产生影响的因素予以考量,理论界对此存在分歧。被害方态度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可以对死刑适用产生影响,被害方谅解的态度对死刑的限制适用具有独立性,被害方要求严惩的态度对死刑的适用影响具有依附性。被害方态度常与民意、被害人过错一起作为三种常见而又较为特殊的因素影响着死刑适用,法官应综合运用基准刑量刑方法与传统的一次性量刑方法进行量刑。     

附带民事赔偿对量刑影响的法理分析

一则题为《广东东莞尝试赔钱减刑抢劫犯赔5万获轻判死缓》的报道,引发了公众对法院根据被告人赔偿被害人民事损失的情况而酌情轻判的质疑和争论。附带民事赔偿是犯罪人对其犯罪行为所承担的民事侵权责任。刑法理论把犯罪人赔偿民事损失的情况界定为犯罪后的一种态度,属于酌定量刑情节之一。基于相关司法解释和刑事政策,法院根据犯罪人附带民事赔偿的情况作为其悔罪的一种事实情节而酌情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已成为普遍的司法实践。附带民事赔偿引入量刑环节,既有积极作用,也有其消极影响。为使法律适用更具权威和防止滥用量刑自由裁量权,可以将附带民事赔偿确定为法定量刑情节之一,并设置相应的程序条件予以控制。     

论被害人过错的概念及其功能依据

刑事被害人过错是指被害人故意或过失实施的、对犯罪行为起推动作用的、应受否定性评价的行为。其功能是影响犯罪人的定罪与量刑。具有此功能的正当性依据应当是法律政策说,即立法机关为确保被害人福利和犯罪人权益而采取的一项法律政策。     

论被害人对量刑程序的有效参与

在量刑程序改革的过程中,作为犯罪的直接侵害对象,被害人参与到量刑过程中来,行使量刑请求权具有正当性,但目前我国对于被害人参与量刑程序缺乏理论上和实际操作层面的相关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利益并不能完全被享有公诉权的检察机关所代替,被害人应当在量刑中享有独立于检察院的请求权,表达自己的量刑意见,这对于增强刑事案件的可接受性,实现司法公正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在构建被害人参与量刑的具体程序中应当注意被害人量刑请求权的主体及请求权的内容和形式等问题,同时也要注意只有在律师帮助下才能真正实现被害人参与量刑的有效性。     

酌定量刑情节理性司法新论

司法实践中对如何认定酌定量刑情节和如何适用的问题一直存在分歧与弊端,存在对酌定量刑情节认定标准不一,量刑随意性大等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应将相对的报应刑论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司法的理论标准;酌定量刑情节在范围上包括反映社会危害性和反映人身危险性的情节;在适用该情节时,应在裁判文书中公开法官的裁量过程,并充分论证判决理由,加强对法官利用酌定量刑情节自由裁量的监督制约,全面提高法官素质,把好法官队伍的准入关。     

酌定情节裁量规范化和动态化研究

酌定情节是刑法规范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酌定情节裁量是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重要内容。目前,酌定情节的裁量面临着酌定情节内涵不清、适用规则不明、裁量机制不健全等困境。酌定情节裁量规范化和动态化的提出,旨在化解酌定情节裁量困境,为正当有序地适用酌定情节开辟新的道路。从静态的规范思维分析,酌定情节内涵及其适用的规范化是应有之义,即酌定情节是特定时空下基于犯罪人、犯罪行为、被害人及其行为、刑事政策等能够反映犯罪整体严重程度的事实;从动态的司法运作分析,在司法场域内建立开放、平等和正当的动态博弈机制,乃是酌定情节裁量过程和结果正当合理化的机制保障。     

犯罪情节分类新论——兼谈刑事自由裁量权

犯罪情节分为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量刑情节又分为刑档情节和刑度情节.它们中的酌定情节往往相互交叉,难以区分,而且刑法典中又未对"从轻""从重"等量刑情节属于刑档情节还是刑度情节作出规定.在实践中,或重复使用,或混淆使用,建议对刑档情节尽量法定化,将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主要限定在刑度情节的范围内.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权利的保护

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一直以来都作为我国的刑事诉讼一的项重要任务。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权利保护的规定过于笼统,存在较多缺陷。这对于没有过错或者是基本没有过错却遭受丧失生命、危害健康的被害人及其亲属来说是不公平的。应重构被害人权利保护机制,保护被害人的权利,实现司法公正。     

刑法学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研究

在西方,被害人之过错行为已经成为一种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法定的刑事责任的减轻事由。反观中国刑法,则鲜有研究。被害人有明显过错,在认定加害人的刑事责任时应当予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其责任,这是有法理依据的。我国刑法中应增设该条款以完善立法。     

论我国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及刑法规制

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与交通肇事行为在性质上存在明显不同,立法中将逃逸附属于交通肇事罪有违罪刑法定原则。根据相关解释,逃逸可以成为定罪要件,有违刑事立法关于逃逸认定为量刑情节的规定,亦难逃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且违背法的效力位阶基本原理。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极易混淆此罪与彼罪以及难以认定逃逸的空间要素等情形。另外,由于将逃逸附属于交通肇事,其定罪标准较高,量刑偏轻。应将逃逸这种故意行为从交通肇事这种过失行为中剥离出去,单独定罪,并完善相关要件的界定,以有效解决上述问题。     

犯罪被害人责任制度构建

传统刑事法把视角仅落在犯罪人身上,易忽略犯罪被害人的过错从而加重犯罪人的责任。然而,被害人也存在责任问题,认清被害人责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犯罪被害人责任制度,意义重大。这有利于回归社会正义、也有利于犯罪预防路径的开拓。     

量刑基准点之确定基准

在量刑基准点确定基准理论中,中线论很受司法实践的欢迎,但是它缺乏立法与实践基础;分格论和危害行为论在理论上陷入循环论证的怪圈;重心论在理论上自相矛盾.应以实现对犯罪等价报应的刑罚量作为量刑基准点,量刑基准点确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刑罚报应正义;在此基准点上量刑情节的适用主要体现了刑罚功利正义的实现.     

关于诈骗犯罪量刑的思考

诈骗犯罪的定罪情节是犯罪人意图占有数额还是犯罪人实际占有数额,是存在争议的一个内容。主观主义者赞成前者,而客观主义者赞成后者。诈骗犯罪定罪情节的不同选择将影响构成犯罪的情形、犯罪既遂未遂的判定、量刑情节的选择,从而影响整个刑罚结构。实践证明,不论是单独采用犯罪人意图占有数额还是单独采用犯罪实际占有数额作为定罪情节,都不能够很好的定罪量刑。笔者建议同时将犯罪人实际控制数额和犯罪人意图控制数额作为定罪情节来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