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与“致用”——章太炎學術思想覈论

“實事求是”與“經世致用”,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學術思路。雖說为人为己、成德成學、有用無用之類學術分途的辨析,先秦以下代不乏人,但真正標榜並實踐儒家經世之學的,當推明清之際諸大儒;而把求是之學推到極致的,則是隨之而來的乾嘉學派。清代學者談求是與致用,態度都比較決絕;到了晚清,求是與致用之爭更演變成了既含學派又含政術的大論戰。這場論戰對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影響,至今仍未消除。這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學術是非之爭,更多的是體現適應傳統變革要求以及面對西方思想文化衝擊時中國知識分子     

繼成的人性論:道體論的論點

現實的人性之外尚有超越層的人性,這超越的人性被視爲真正的人性,而且被視爲人的原初狀態,這是主流理學家常見的主張。但現實之人限於感性與智性的生命分化作用,必然會偏離本性,所以學者需要透過逆覺的過程以"復其初",這種"復性"的主張也是理學工夫論常見的主張。理學家這種人性論一方面提升了"人"這個概念的高度,但一方面也造成理念與現實的矛盾。理學的道體論可視爲程朱理學、陸王心學之外的第三系,道體論儒者,反對復性説,但也反對自然主義儒學去除超越性的主張。道體論儒者的代表人物有張載、方以智、王夫之,他們主張繼成的人性論,也可説是體用互涵的人性論。他們主張人性具有無限性的本體之義,但作爲本體的本心需要在時間中展現,也就是在"繼"的活動中增加新的内容以完成本心,它也需要在空間性的對偶性中增加他者性的内容以完成本心。繼成的人性論具矛盾性的自我統一的構造,它是理學人性論發展的高峰。     

“以心相遇” 解析戴震治學的語用學維度

戴震是清代考據學者的代表人物,其解經方法論鮮明、系統而凝煉,在後世學界也最具爭議性。一般都將其解經方法論解讀爲由實入虚、由部分到整體的單向方法,是一種脱離現實,特别是排斥讀者主體性的純文本主義,這就忽略了其"以心相遇"的體認面向,從而增加了今日"後續的漢宋之争"中一些無謂的争論。而且,如果批評戴震單向方法論和文本主義時自身却真的陷入了純文本主義,則更加不利於戴學研究的深入。一戴震治學自身的語用學維度戴震於乾隆十四或十五年①二十七八歲所作之     

過載之“家”:歸家之難、現代性之困與人的救贖

現代性確實陷入了困局,似乎讓人無家可歸,中式“歸家”,由此立論。現代性困局,被確定爲個人主義引發的冷漠無情、虚無主義、專制主義。因此,作别西方的個人主義、理性主義的現代性設計,引入中國古代的家哲學理念,是將人類引向個體與親親、理性與情感皆具的健康之路的必然選擇。這一對家所做的過載之想,讓家完全無法承受超重的負擔:其對家所寄望的抗擊冷漠無情、虚無主義與專制主義,是一種毫無經驗支撑的純粹虚構;其在古今之維伸張的以中濟西,是一種將傳統裝扮成現代之後的“以夏變夷”;其在中西之維闡釋的矯正西方弊端,是一種中西絶對相異辨析之餘的堂吉訶德式舉措;其所依傍的西方比較對象,因爲僅及德法和基督教改革運動一端,而成爲錯傍的他者;其所主張的在西方之外、中國之内尋求現代性解困的思路,是一種錯置因果的表現。     

女性語言與女性書寫——早期詞作中的歌伎之詞

西方女性主義,從20世紀40年代末期女性自我意識之覺醒,繼之以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之興起,開始了對於"文學中的女性"與"女性的文學"之種種反思和研討.到以後女性主義性别之論述,則結合了舆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各學派的對話,而且與時俱進地滲入了後結構主義舆後現代主義的種種新說.     

易象與時間 關於易象學的論綱

本文首先基於相論視角,區分了人類知識體系中幾種對現象的代表性理解,并分别從熊十力、海德格爾兩條綫索追問出德性易象學的基本思維方式。進而通過《周易》卦序的詮解揭示出易象學的基本内涵,以及易象學對傳統中國學術的奠基意義。論文最後從易象學角度初步探封了時間的意義以及歷史本身的先天結構,并對黑格爾、馬克思、胡塞爾歷史學説中的相關問題意識作出了新的詮釋。     

《詩經》與兩周禮樂之關係

學界對於《詩經》的研究持續了兩千餘載,學者們從史學、文學、詩學、經學等諸領域進行把握,可謂精深而周致.音樂學界通過“歌詞”把握音樂的結構意義,亦有相當收獲.由於兩周不具備記錄音樂本體之旋律音調的條件,這焉後人認知這一時期的樂文化造成局限.音樂學界與大學術界研究《詩經》所面對的文獻具有同一性,由於樂轉瞬即逝的“時空特性”,在缺乏有效記錄手段的情狀下對樂本體深入研究困難重重,只有透過文字去揣測樂之存在以及時人對樂之理解.樂是兩周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所謂《詩》《書》《禮》《易》《樂》《春秋》,爲“六經”之一種.     

梁啓超與《節本明儒學案》

一 引言 梁啓超(1873-1929)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選編的《節本明儒學案》一書,可能因爲是"節本"之故,一向少被研究梁啓超生平和思想者所注意,也未受到研究《明儒學案》者所研究.但從書本的內容以及著作目的等處看,此書與梁氏同年所著的《德育鑒》一書,其實與他在逃亡國外時期的政治志業有着莫大關係,而《明儒學案》原書正是他致力於維新運動時的主要思想源泉.本文從《節本明儒學案》的著述背景及內容特色的研究,探論梁氏對清末中國政治前途的感想和主張,對同志的期待以及對中國文化的體會等事.     

變化的感知感知的變化辛亥革命前後作爲視覺兢争的西湖風景

攝影者的陳述崩裂、地震等詞匯常用來比喻一種歷史的巨燮,尤其是革命.比如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有人將其視爲"火山爆發"①.此種修辭的合理性實際是在語言形象之外的.辛亥革命將皇朝統治轉燮爲共和體制,不僅改燮了中國的政治圖景②,同樣也劇烈地改燮了它的地理風貌和人們對這種風貌的感知.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兩本杭州西湖攝影集,對此提供了富有説服力的證明.一本是《西湖風景書》③,初版於1910年——清王朝覆(滅)的前一年;另一套《杭州西湖》三集,是《中國名勝》系列叢書第四種.第一集初版於1 9 1 5年;第二三集初版於1 920年.這兩套攝影集被摧枯拉朽、革新一切的辛亥革命這一分水嶺所隔開.毫不奇怪,在這麽短的時間内,商務印書館由於政治燮换的壓力無法僅對原書進行修訂再版,而是重出了一本完全不同的集子.④因此,兩本攝影集分别表達了兩個歷史時代:革命前舆革命後、皇朝的過去舆共和的現在.盡管我們不知道1910年攝影集的拍攝者是誰,但可以肯定的是,1915年《西湖一集》由著名革命活動家黄炎培(1878-1965)舆吕頤壽編纂;《西湖二三集》由追隨黄炎培提倡實用主義教育并熱衷地理學的莊俞編纂.     

正本清源論《壇經》

胡適對《壇經》的考證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引發的争議也較大。學界糾正胡適考證之偏的努力一直都有,《壇經》研究應該走出"唯敦煌本謬誤"的歷史性迷失。本文致力於正本清源地討論當代《壇經》研究及其問題,從認真反思《壇經》研究方法論入手,强調要走出圍繞敦煌本的真僞之争,用更加包容和更有國際視野的研究視角重新審視《壇經》研究的相關問題。今天,我們要擺脱《壇經》研究當中的歷史主義偏差,不要繼續徘徊在東方的"東方主義"窠臼當中。要强調對《壇經》研究的哲學方法,站在理性主義角度闡發《壇經》的哲學意義,從而在《壇經》研究方向上走出一條新路。     

經義、奏疏與判詞 清前期關於繼嗣問題的争論與困境

由於繼嗣涉及宗族、財產、政治等多個方面,除皇室與民間外,此一問題更受到清前期各個層次的儒家士人學者的關注。經學家的争論主要集中在大小宗宗法如何延績、是否爲無後者立嗣及是否爲殤子立嗣上。而身爲地方大員的胡季堂關心的則是所在地區的民風與社會穩定,并通過上疏來增加大清律例的條文以化民成俗。至於底層的儒家官僚,由於受個人思想及所判案件獨特性的影響,在判案時更加靈活,體現了律例、禮制與人情間的張力。但不論是經學争論、大臣奏議,還是判案瓛書,其對於民間實際立嗣行爲的改變都很有限。其根源可能在於清代士人與民間社會的隔膜,而這又是時代政治環境影響的結果。     

“生生之德”與廿一世紀的人類文明 關連“儒”與“道”而展開的詮釋

本文旨在經由中西哲學的宏觀對比,指出華人文化傳統所重視的在“生生之德”,是“天地人交與參贊而成的總體”,而强調人與世界的相互迎向下,而着重在真存實感的根源性感通,而其内聖外王的架構,亦須得置於此來理解。這一生生之德的傳統,它强調的是“我與你”,這樣的主體互動感通、和合爲一。相對而言,西方文化主流傳統所重視的是經由一“主體的對象化活動”對於客觀對象的確認,人之做爲理性的動物,經由“我與你”這樣的存在樣式,而開啓其主智的傳統:再者,作者指出西方神秘主義傳統和中國的生息感通的傳統雖亦有其可會通處,但因爲理性的樣式不同,其中亦自有其異同。又西方近代哲學自笛卡兒(R.Descartes)標識出“我思故我在”以來,便轉而形成一外顯的理智主義傳統,這可以説是西方現代性的起源。經由對比性的思考,我們可以衡定中國哲學中的人文主義和西方哲學中的人本主義之異同。最後,作者指出“覺知”是從“意識之前”到“意識所及”的過程,“覺知”不只涉及於方法論,而且是存有論的問題;吾人經由“覺知”,穿破表象、進到實象,即此實象即是本體。如此之覺知,是一根源性的、實存的、感通的契入,這便是生生之德、存在的道德真實感的“仁”。...     

章太炎對现代性的迎拒與文化多元思想的表述

導論 "现代性"(modernity)一詞與"现代"(modern)、"现代化"(modernization)、"现代主義"(modernism)在各學科用之甚廣,不易界定。西方中古時代約六世紀峙,始出现"现代"(modernus)這一名詞,産生"现在的時間感"(modernitas),以及"现代人"(moderni)的意識。现代意識必然與"古     

論朝鮮時代女性文學典範之建立

一 引言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關於"文學典範"或"文學經典"的問題,在歐美理論界成為討論的熱點.從九十年代開始,這一問題也受到中國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在中國文學批評傳統中,雖然將風騷傳統的代表分别冠以"詩經"和"離騷經"①,但此後的文學典範就難以用"經典"命名.在談到"經典"或"典範"的規範意義時,通常以格、式、條、例來表達,在推崇某一作家、作品的崇高偉大時,往往使用上品、第一、正宗、大家等語彙.這些術語和語彙也同樣貫通於漢文化圈諸國,流行在朝鮮半島、日本、越南等地的傳統文學批評中.如果忽略其表述上的差異,而注重其實質上的涵義,它們與今人使用的"經典"或"典範"一詞是可以大致通約的.     

《詩》《騷》同參:中國原生抒情傳統

抒情論是1949之後影響中國文學研究甚深的一套叙述,兩位主要倡議者陳世驤與高友工都有比較文學的背景,都有漢字“抒情”西洋文學lyricism的對照背景。然而,“抒情”此詞語原本源自屈原辭賦,而詩以抒情,情以證道,此爲儒家的詩教要義。《詩》《騷》是中國詩歌的原型,本文同參《詩》《騷》,探討詩教藴含的詩、道與人格修養的關係。《詩經》强調詩人之心即一國之心,即天下之心,詩用以體現人性的文化風土性格;《楚辭》則體現了人性的幽深與超越的向度。《詩》《騷》的抒情義建立在形氣主體的基礎上,詩的展開即介入自然與人性的氣化氤氲。本文稱《詩經》學與《楚辭》學所主張的情論爲原生抒情論。     

“心的文化”與“形而中學” 徐復觀之“心”詮平議

徐復觀將中國文化特性定義爲“心的文化”,并認爲“心的文化”乃是一種“形而中學”。其對“心的文化”與“形而中學”之獨特詮釋路徑,於新儒家群體中獨樹一幟。徐復觀高揚“心學”這一道德主體建構之路徑,對孟子、荀子、莊子及宋明心學之疏解極細密而深入,既出新解於陳編,又爲心學開生面。其强烈的現實取向,使其詮釋非虚無縹緲形而上的玄思,而是與現實社會共呼吸的的生命哲學。     

“文化讬命”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

中國現代學術以何時為開端?歷史學界通常把1840年鴉片戰争至1919年五四運動,稱為中國歷史的近代時期,而以1919年五四運動至1949年為現代時期。但學術史和文化史的分期也以此為依據,不容易解释清末民初以來的許多文化現象。用政治事變來例同學術文化變遷,反映不出學術文化本身的嬗變規律。實際上,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型,可以追溯到晚清的经今文學運動,現代學術的種子即埋藏其中。但今文學運動本身还不具有現代學術的特徵。1898年嚴復發表《論治學治事宜分二途》,1902年梁啓超發表《論學術之势力左右世界》和《新史學》,1904年王國維發表《紅樓夢評論》,現代學術思想和學術规範得到比較集中的體現。因此中國現代學術發端的時間,應為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標誌是承認學術具有独立之價值,並在研究中開始吸收西方現代的觀念和方法;代表人物是嚴復、梁啓超、王國維等,而尤以王国維扮演着現代學術開山祖的角色。王國維1927年自沉於颐和園魚藻軒,社會上異說異是,察察為揣。惟史學家陳寅恪能够從文化興衰和一代學者的命运的角度,對王氏的死因给以正解。包括王、陳在内的中國現代学者中的大師巨子,聲聞顯晦或有所殊異,但与本民族的文化共同着命运,欲以學術為宗基“承續先哲將墜之业”,同為一代文化所託命之人則一。他們的學術流向包涵着省察傳统和回應西學兩個方面,既不忘記本民族的地位,又能够做到与世界文化對話交流,為中國現代學術奠立了難能可貴的傳统。但中國現代學術的發展仍然困難重重。就學者的主觀认知而言,有四重障蔽應予以破除。第一、學術是手段还是目的;第二、“有用之學”舆“無用之學”;第三、中學和西學之争;第四、新旧古今之辨。這四個問题所以產生,主要是中國傳统學術一向缺少學術独立的傳統,特别是“經世致用”之說束縛了人們的頭腦,使人們忽視學問本身的独立價值。王國維、梁啓超等現代學術的開聞人物,為破除這四重障蔽曾作出巨大努力,可是時至今日,也不能說此一問题已獲致完全解決。任公先生說:“就純粹的學者之见地論之,只當問成為學不成為學,不必問有用与無用,非如此則學問不能独立,不能發达。”又說:“為學問而學問,斷不以學問供學問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志專一,雖苦不周於世用,然每一時代文化之進展,必賴有此等人。”信哉斯言。學術之求得独立,首先還要有独立的學者。四重障蔽不能破除,宜乎中國現代學者難於安身立命也。     

張開網絡:權势轉移裹的胡適與張忠紱

1935年前後,獨立社最初社員相繼離開北平,社内人事被迫調整。新晋社員裹,張忠紱成爲胡適因應國際局勢的左膀右臂。作爲後獨立評論時期社内唯一的國際問題分析專家,前者携其專業知識和學術素養,恰好契合彼時胡適研究遠東局勢尤其是中日關係的急切需求,影響了他對日思想的重構。反過來,胡適遴選張忠紱於1937年9月共同赴美開展國民外交一舉直接促使後者"棄學從政"。諸此交互聯結,其内在邏1首推於"權勢網絡"本身的發展流變。同時,進入共時性脉絡中既豐富了個人研究,也得使該時段大歷史進程得已更多的闡釋空間和張力。     

"軟紅塵裏着新書"——香溪漁隱"鳳城品花記"與晚清的"花譜"

花譜,花譜,艶絕秦宫歌舞.幾多玉暖香温,惹得游人斷魂.魂斷,魂斷,紙上呼來如見. [清同治]羊城聽春樓主《調笑令》② 二十世紀的學者在研究清代戲曲評論著作--尤其是京劇在北京的強勁崛起之後的戲曲論著時,往往都要面對一個尷尬:清代的戲曲論著很不能說是少,至少是比曲論相當繁榮的明代在數量上多出許多,但是讓學者頭疼的是,其内容跟明代士人之熱衷於考字論調,校聲度曲的興趣卻很不一樣,往往很難準確地把它們定義爲戲曲論著.簡言之,這類論著關心(伶)人的性情容貌年齡比關心戲曲本身的曲詞唱腔要多得多,對伶人,尤其是伶旦的身世長相的品頭論足要遠遠超過對劇本或表演藝術的探討.相較於"空疏"的明代士人,清代學者在中國歷史上以治學嚴謹著稱.     

浩浩蕩蕩的世界文明主流《非常道Ⅱ:20世紀中國視野中的世界話語》序

我這一代人的世界眼光幾乎跟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同命運.天下文明在鴉片戰争以後受制受困於西方及其民族國家體系,閉關鎖國、全面開放、崇洋媚外、中體西用……這種對鎖或自閉、開放或媚外,幾乎構成了我們的兩極.面對西方或域外文明,我們中國的自處和相處之道經歷了曲折和反復,這個坎陷而不得不自强新生的道路是奇異的,又是屈辱的、險惡的.師生、敵友、異端、戰略伙伴關係……這樣的非常情緒影響了我們安身立命的狀態.直到今天,我國的社會思潮動蕩仍跟對外關係有關.在反對外人妖魔化我們時,我們敏感的神經也難以健全平易.看着年輕一代人激進的民族主義宣言,作爲過來人,我們有着一言難盡的感慨.回憶我一生的世界眼光是有趣的.在冷戰時代,我們是對閉的,我們一方面不得不獨力自主、自力更生,一方面宣稱"我們的朋友遍天下".那時自顧不暇,談外談洋色燮;我們自卑又自大,但爲什麽我們一窮二白呢?朋友在哪裏呢?誰在妨礙我們發展呢?……從國家到個人,我們都離世界文明主流相去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