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學賢活法比較 以陳寅恪、馮友蘭、錢鍾書爲人物表

正以個體怎樣面對歷史語境中的"尊嚴與安全"爲視角,來論述且比較學界先賢的生命樣式,這當然不是學術思想史的常規框架所能涵蓋,相反,它是從心靈深處去昭示諸賢的當代學思軌迹爲何大相徑庭的底蘊。爲何讓陳寅恪、馮友蘭、錢鍾書入選"人物表"?其緣由,當不僅是這三學賢在1949年前皆具清華背景,也不僅因爲這清華三賢在當代無疑是從文、史、哲去專攻中華學術的巨子(其間,錢擅     

北京大學東語系所購陳寅恪藏書殘目

正關於陳寅恪(1890—1969)與語文學(philology)之間關係的問題,雖然學術界歷來多有討論,但是有一批重要的相關史料卻一直沒能進入大家的視野,這就是原藏北京大學東語系圖書室,現歸北京大學圖書館特藏部管理的陳寅恪舊藏東方語文學類書刊。衆所周知,這批書是陳寅恪在1946年10月重返淸華大學後於翌年賣給北大東方語文學系的,賣書的直接原因是購煤取暖。蔣天樞(1903—1988)在《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民國三十六年(1947)條下對此事做過簡要的記述:     

《柳如是别傳》補證三則

季羡林先生在談到陳寅恪先生的治學方法時說:"寅恪先生曾在幾個歐美國家留學,在德國時間更長,受業於Heinrich L u derS(亨利希.吕德斯)諸大師,學習梵語及其它古代語言文字,深通德國學者的治學方法.     

《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欧洲与中国文化交流的一个见证

漢學研究在今天的聯邦德國,是學術界熱門的題目之一,全國有20所大學開設中文專業,大約有6000多人學習中文。與此同時,在聯邦德國還出版一種大型的漢學研究年刊,這就是《MonumentaSerica》(《華裔學志》)。《Monumenta Serica》(《華裔學志》)的編輯部與研究所是合二而一的機構,今天就座落在聯邦德國中部萊茵河東岸的聖·奧古斯丁(Sankt     

從王國到帝國都城“宫廟”空間變化研究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從夏商周的“王國時代”到秦漢至明清的“帝國”時代,是中華五千年不斷裂文明史的兩個最爲重要歷史階段。作爲以“物質”遗存研究歷史的考古學,如何“界定”二者的“歷史分期”是重要研究課題。而“王國”與“帝國”其都城之“宫殿”與“宗廟”是各自時代“國家”最重要、最具政治特點的“物化載體”,從王國時代、帝國時代的“宫殿”與“宗廟”在都城之中二者空間位置變化、各自建築形制不同,是探索王國時代與帝國時代走進與退出國家歷史舞臺的科學技術路綫。     

蔣廷黻:學術史上的失踪者

蔣廷黻是民國時期最重要的近代史學者,中國近代外交史由其開拓,中國近代政治史也因其"現代化叙事"發生了極大變化,深刻影響了一代學人。然而由於政治原因,蔣廷黻的學術影響在1949年之後的中國大陸悄然消失了三十多年,直至國門重開,蔣廷黻的學術漸漸被大陸學人所認知。一個學術史上的失踪者極大改變了中國近代史叙事模式、情節,最近二十年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些不一樣,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蔣廷黻當年所建耩學術框架、學術方法。     

编後

讀者從目錄中可以看出,這一期的敦煌學研究和中國藝術研究是兩個重點課題。敦煌學的學科很多,季羨林教授主持的筆談,分別從語言文學、宗教學、唐五代宋初西北史研究、唐代均田制研究和敦煌目錄學五個方面,報告了這門專學近年所獲得的成果。姜亮夫先生的文章,係根據在1988年國際敦煌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整理而成,相當於一篇縮     

從胡適與居卡爾看中國和土耳其的新文化運動

居卡爾(ZiyaGkalp)活躍於二十世紀初年,即現代土耳出現的關鍵時刻,爲其新文化運動領袖及立國思想即土耳其主義(Turkism)創始人,并爲執政革命黨"聯進會"(CUP)核心人物。本文旨在將之與中國新文化運動領袖胡適作一比較,全文分三部分:奥圖曼帝國蜕變爲土耳其的歷史背景;此過程中的兩個文化運動及其領導人那覓凱末爾(Namik Kemal)和居卡爾;居卡爾和胡適的比較。最後部分爲重點,分别從以下三方面展開討論:兩人封新語文運動的貢獻;封新學術運動的貢獻;對傳統文化的態度以及對國家的貢獻。總結部分指出,胡適的影響主要在語文和學術,亦即以文化和立言爲主,居卡爾的貢獻則在於爲土耳其立國指出大方向,立功與立言兼而有之。     

季羡林先生的學術發軔 對1935-1940年間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學所選課程的考察

本文依據留德學者季羡林(1911-2009,其中1935-1945年留學德國哥廷根大學)的回憶録、檔案資料,將他"聽課證明簿"中所記録的1935-1940年間在哥廷根大學十一個學期所選課程,與當時大學每一學期公布的《大學行政索引/課程目録》相比較,力圖還原季羡林在哥廷根學習時的東方學知識體系的構成。從知識遷移史的角度來看,留學生在異域大學中的學習、生活,包括與國外學者之間的交往,是他們知識生成的原點,也是形成他們知識譜系的重要一步。對1935-1940年間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學所選課程的重構,有助於系統考察20世紀上半葉東方學知識的遷移情况。     

传世诗文尽雅言——萧公权先生的生平与学术

一陳寅恪悼王國維的長詩中有“清華學苑冬英傑”之句,戰前的清華園確是人文學界羣賢畢至的高等學府。盧溝橋事變之前,蕭公權先生長年執教於清華大學,與陳寅恪、吳宓、蔣廷黻、朱自清諸先生,     

“章門弟子”繆篆的平生交游與著述

"章門弟子"繆篆(1877-1939)係民國時期人文學者,早年留日,歸國後一度從政,後師從章太炎先生,其治學堂廡甚廣,於儒釋道三教及諸子學、語言學、文獻學、西方哲學乃至基督教神學,皆有所涉。曾任教於厦門大學、中山大學。繆篆平生著述等身,生前在海内外學界卓有影響,與蔡元培、馬相伯、魯迅、釋太虚及法國學者戴密微(Paul Demieville,1894-1979)等有學術交誼,亦旅法宗教學者林藜光(1902-1945)之師。繆篆也是"章門弟子"這一民初重要學術群體中唯一一位純以哲學爲志業的學者,其思想自成體系,然半個多世紀以來,其人其著幾乎被學林淡忘,本文廣泛搜羅材料,鈎沉索隱,對繆篆平生學術交游與著述給予了盡量詳細的考證。     

朱熹《中庸章句》與歐陽竟無《中庸傳》的比較研究 以經典詮釋中的儒佛之辨爲主題

就儒佛之辨而言,朱子與歐陽竟無可以作爲理學家闢佛與佛學家會通孔佛的兩個典範,代表完全不同的兩種立論旨趣。朱子視《中庸》爲孔門傳授心法或道統聖學一脉相傳的經典依據,以衛道者的姿態判别異端與正統,以闢佛的方式吸收化解佛學義理;歐陽竟無視《中庸》爲系統性的孔學概論,特别選擇《中庸》而非《大學》作爲會通儒佛兩大思想傳統的橋梁,《中庸傳》的寫作反映出歐陽竟無晚年以佛解儒或援佛入儒的學術抱負。朱子通過對理氣概念的精微複雜的辨析最終完成了道學體系,使儒家的善惡之辨從個體之心性推擴到整個宇宙。《中庸傳》則是在認寂本體的原則下把已經廣泛流傳的程朱道學式解讀扭轉到佛學本體論思維中來。對朱子《中庸章句》與歐陽竟無《中庸傳》的互讀有助於理解近現代儒佛之辯的深層意藴。     

四十自序

丁山先生,1924年考取北大研究所國學研究生。1926年由北大沈兼士、魯迅二先生薦,應聘厦門大學,擔任國學研究院編輯。1927年由魯迅薦到中山大學文學院任教授。1929—1932年,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任研究員。1933年後,先後在中央大學、四川大學、東北大學(四川三台)、西北大學、齊魯大學、南京臨時大學、暨南大學任教,1947年任教山東大學。在大學中文、歷史和史地系,先後開設文字學、音韵學、尚書學、中國古代歷算、中國沿革地理、中國制度史、中國史學史、中國史學名著選、諸子文選、商周史、秦漢史、中國通史、歷史文選等課。1952年在青岛逝世,年僅51歲。此篇"自序"為先生未刊日記中之一節。     

抗戰時期國民黨對北平文教界的組織活動

抗日戰争時期,故都北平的政治形勢錯綜復雜,國内外多種勢力互相角逐。由於政治中心南遷後,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黨政軍機構相繼離去,北平依然保持着傳統的學術文化中心的地位,文教界對於社會各界有着相當廣泛的影響力,因而各方均重視争取和利用學人,進而直接或間接地影響社會,左右政局。南京的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在政治權力鞭長莫及的情况下,尤其想借助學人的力量,抵抗日寇,打擊漢奸,排斥中共,扼制地方,鞏固中央。關於這一問題的相關研     

清代民間字與政用字比较分析

一 民間字的定位 文字學的研究方法有綜合(或稱歸納)與比较,本文的基本方法是"比较",其具體方法是不同層面漢字之間的對比。-般的語言學把"比较"和"對比"這兩個詞分得很清楚。"在語言學上,'比较'往往僅指那些在歷史上同源的語言(即在發生學上同源的語言)之間的比较,而'對比'则指在歷史上不同源的語     

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笔谈

最近幾十年以來,敦煌吐魯番學在世界範圍內,已經成為一門顯學,東西許多國家參與此項研究的學者,燦如列星。我國老中青三代學者,置身其間,做出了自己的貢獻。特別是最近幾年以來,一批中青年學者脫穎而出,累有創獲,為世界學人所矚目,為我國學術研究增光添彩。1988年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國際學術討論會的開幕詞中,我曾講了兩句     

《學術與傳統》自序

正余所治學,早年為古典文學和文學思想史,特別對《紅樓夢》與明清文學思潮用力較多。現當代文學和文學理論也曾涉獵,出版過幾種論著。但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後,開始轉入學術史和思想史研究。引領我"出文入史"的是王國維、陳寅恪、錢鍾書三位學術大師。讀他們的書,如醉如痴,足以忘我,結果自己不想寫文章了。於是編纂了一套《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收晚清民國以還現代學者的著作四十四家、三十五卷、兩千多萬字,1997年出版,歷時七年時光。好處是使我有機會系統接觸現代學術的譜系,王、陳、錢之外的其他學者,也成了我熟悉的前輩老師。此處"老師"一詞,我     

章太炎與中國現代方言學 《新方言》的方言調查方法探源

章太炎是現代中國最早倡導全國方言調查、最先對全國方言予以分區的方言學家。他利用各省留學生集聚東京之際,采用直接法與間接法調查全國方言,著成中國現代方言學開山之作《新方言》,并對全國各省漢語方言的語音特徵進行歸納。章氏上承古典方言學的優秀傳統,下啓中國現代方言學的嶄新領域,以方言調查、記録和研究爲基礎,注重方言詞彙、方言分區、方言歷史演變與比較,旁及方言語法、方言文化等内容,尤其重視發揮方言的社會與文化功能,爲中國現代方言學奠立了新典範。然而,《新方言》長期被誤解,導致晚清民國時期摹仿與踵武《新方言》的系列著作在學術史上長期失語,遂使清末民初洶涌澎湃的中國方言研究浪潮與“五四”以來的方言運動斷爲兩橛,成爲中國方言學史上缺失的一環。文章通過梳理章太炎生平調查與研究方言的歷程,以《新方言》初刻本、重訂本爲中心,輔以《章太炎<説文解字>授課筆記》及其它資料,探求章太炎方言調查方法與過程,釐清其語料來源、調查範圍、研究目的等基本問題,重建中國古典方言學向現代方言學轉型歷程中的關鍵環節,進而將中國現代方言學的草創時間從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提前至二十世紀初。     

“求是”与“致用”——章太炎學術思想覈论

“實事求是”與“經世致用”,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學術思路。雖說为人为己、成德成學、有用無用之類學術分途的辨析,先秦以下代不乏人,但真正標榜並實踐儒家經世之學的,當推明清之際諸大儒;而把求是之學推到極致的,則是隨之而來的乾嘉學派。清代學者談求是與致用,態度都比較決絕;到了晚清,求是與致用之爭更演變成了既含學派又含政術的大論戰。這場論戰對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影響,至今仍未消除。這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學術是非之爭,更多的是體現適應傳統變革要求以及面對西方思想文化衝擊時中國知識分子     

史家的權柄與道義之諍以"陳門四翰林"爲中心

北平淪陷時期反而是輔仁大學文史兩系的興盛期,余遜、柴德赓、啓功、周祖謨等青年學者聚集在校長陳垣身邊,被稱爲"陳門四翰林".以"陳門四翰林"爲中心,考察抗戰時期輔仁大學文史之學的特殊樣貌,不只是鈞稽學術史的一個片段,而想呈現在淪陷的歷史語境下,業已專門化的文史之學與學者個人的生命踐履之間的内在張力.如陳垣指導柴德賡作《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