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云楼藏书志》小考

本文以清代嘉道年间上海藏书家李筠嘉的藏书志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上海图书馆所藏《慈云楼藏书志》稿本与南京图书馆所藏《古香阁藏书志》稿本进行比较考察，揭示二者之传承关系，兼对《慈云楼藏书》的成书年代等问题略加考辨。     

读《李氏藏书目录序》——孝感李君考

藏书家薛福成（1838——1894）撰《庸庵编》，有清光绪十三年（1887）刻本，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1562册。其卷三有清同治八年（己巳年，1869）作《李氏藏书目录序》，但中未提及李氏何人也，全书中亦末阐明李氏为何人。谓李氏“有书数万卷，上自经史百子，旁逮星算、方舆、艺术之流，金石之刻，崖略粗完，洁致精良，可披可哦，昕夕自怡，此笃志之士所蕲也。……孝感李君，官畿辅久，富藏书，精善逾常本，出示书目两册，属序其简端。余睢君以通敏之才，历宰十数县，固周知民隐，而裕于识矣。”由此可见“孝感李君”藏书之富，善本超过普本，属晚清大藏书家。检郑伟章先生《献家通考》，未见收录。检范凤书先生《中国私家藏书史》，仅见在第456页录《庸庵编》之记。那么，孝感李君为何人？其藏书何在？藏书目录何在？很是有考证的必要。     

《天一阁文丛》

黄宗羲登临天一阁观书后，在其《天一阁藏书记》中感慨道：“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这句话既感慨藏书之难，也称赞了天一阁在遭受兵、贼、虫等厄劫之余藏书保持之久。可藏书虽难，却没有力量阻止任何藏书者的爱书藏书之心。中国历史上有难以计数的藏书楼，这些楼或者还保存完好、或者已经难觅踪迹，但是它们所承载的中国藏书文化却源远流长，为历代学人所重视。不仅仅是因为藏书楼曾经保存了众多珍本古籍，更重要的是藏书楼所体现的藏书文化内涵，深深吸引着一代代的爱书藏书之人。     

羊城访书偶记 (三)广东藏书家近况

自明代迄于清末民初,广东私人藏书,不下四、五十家,详见徐信符所撰《广东藏书记略》和《广东藏书纪事诗稿》。各家藏书,陆续流散,其能抱残守缺者,百不一二。近年以来,常有献书之举,化私为公,最为得计。     

千载缥缃事 巍然指顾间

关于中国藏书家的著作,素以《藏书纪事诗》为归。自其刊行以来几十年间,又有多种补续编行世,或补其人物之阙如,或续其时间之未及,或二者兼而有之。可见《藏书纪事诗》也并非完备之本。杨立诚、金步瀛合著的《中国藏书家考略》,所载秦汉以迄清末的藏书家,也不过741人,就连东汉私人藏书之大家者的蔡邕,也未在入编之列。相比之下,《中国藏书家辞典》入编人物数量之多,范围之广,为迄今各种以介绍藏书家为主旨的著作所不及。所收人物,上起秦汉,下迄现代,以藏书家为主,兼收有成就的目录学家、版本学家、校勘学家和刻书家,凡1149人,蔚为壮观。     

李文藻大云山房题跋小集

李文藻(1730—1778)积学好古,为清代山左朴学之中流砥柱。其生平所嗜,最在藏书与金石,尝纂《所藏书目》《所见书目》《所闻书目》及金石目数种,俱以天不假年,未能成书,且身后董理乏人,渐至湮灭。余慨其终身以文献自任,力能传人,而竟不能自传,爰为钩稽遗佚,今合所得南涧群籍、金石题跋四十二首,录为一编,庶几可略窥其原书之一斑也。其题跋多涉藏书故实,亦聊可备清学研究之参佐。     

陈登原及其文献学论著

通过对陈登原生平及其文献学论著——《薛氏旧五代史之冥求》、《天一阁藏书考》和《古今典籍聚散考》的介绍，总结陈登原在《旧五代史》考证、天一阁藏书文化和中国文献史等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揭示其关于典籍聚散思想产生、发展和形成的历程，反映其文献学论著所具有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浅析《澹生堂藏书约》对藏书管理能力的提升

《澹生堂藏书约》实际为后世私人藏书管理提供了细密而详尽的规约,本篇正是要从古代图书管理的视角,探讨该书对于提升明代以后私人藏书管理能力所起之功用。     

箴言书院及其藏书(下)

箴言书院藏书的目的,是让院内外愿读书者“领读”其书。为方便读者,胡林翼编纂(胡氏身后又有补充)了《箴言书院藏书目录》。此目载于《箴言书院志》卷中,计八十一页,占全《志》篇幅的一半以上,著录藏书1,335部(种)31,738卷,可以视为箴言书院之“馆藏目录”。胡林翼对《四库全书总目》极为推崇,曾谓“四库全书目录,经史子集,体用兼资”(《致汪梅村》)。因而所编藏书目录之体例多依法四库而又有所变通。它们都采取部、类、属三级分类法,《库目》共分四部四十四类六十三属,《院目》共五部五十四类三十六属。以经史子集四部而论,《院目》基本上是依照《库目》成规稍作变通而后类归藏书的。其变通情况,可以归纳     

约园善本《困学纪闻》考

张寿镛(号约园)为近代藏书大家,其所藏善本之一《困学纪闻》在确定刊板年代方面存在不同的题法,特别是近代版本学名家也各持己见,莫衷一是。本文引用各家之说,逐层表述分析,并提出了个人的理解与观点。     

文登于氏藏书考

文登于氏是一个古老的大家族,有清二百六十年间,以藏书名家者代不乏人,真可谓源远流长。尤其是道咸间的于昌进于昌遂弟兄,家富万签,且多宋元旧椠及名抄精校;在山东,可与临清徐氏归朴堂藏书相媲美。然而,在咸丰之前却为世人所不知。咸丰之后,藏书渐出,往往有惊人之本,这才引起书林和学界的重视。民国十一年(1922)瞿启甲所编《铁琴铜剑楼书影》中收录了于氏所藏宋刻本两种,以后各家多有著录者,于氏藏书的面目才稍显于天下。民国十六年(1927)涵芬楼影印了宋刻本     

黄丕烈的藏书特色

在清高宗组织编修《四库全书》的影响下,中国私家藏书在乾嘉时期发展到了极盛阶段,而其代表人物则是江苏吴县的黄丕烈。如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指出:“乾嘉以来藏书家,当以先生为一大宗。”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亦称:“乾嘉间之藏书史,可谓百宋一廛之时代。”今将其藏书特色述之如下:     

史志目录编纂方法初探

我国史志目录自班固始创《汉书·艺文志》以记一代藏书之盛以后,经历了《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宋史·艺文志》这段漫长的历史过程,直到《明史·艺文志》才始变记一代藏书之盛为记一代著述之     

曲台小考

李更旺《西汉官府藏书机构考》一文,(载《图书馆杂志》1984年第一期,以下简称李文)对西汉官府藏书机构作了系统的论述,读后颇受教益。然难免亦有疏忽之处。现仅就曲台一处,作一小考。曲台为殿名。《三辅黄图》卷二:“未央宫有曲台殿”。而李文云:“天禄、麒麟、曲台三阁,既是藏书之所,又是校书之地。”把殿、阁混为一谈。按:殿,在古代泛指为高大的堂屋。《汉书·黄霸传》颜师古注:“古者屋之高严,通呼为     

《藏书纪要》在清代图书馆发展史中的开拓意义

<正>一、孙从添与《藏书纪要》《藏书纪要》是我国清初著名藏书家孙从添所著,是清代我国唯一一本探讨如何进行藏书的重要著作,对我国古典藏书及藏书管理有着重要的开拓性意义和影响。孙从添,字庆增,号石芝,出生于江苏一并不富裕的家庭,主要生活时代为康乾盛世,以行医为业。当时的学者以实事求是为风气,喜欢广搜善本,亲自校正,镌刻孤本以流传。     

藏书与《藏书家》

藏书不仅是图书事业的一个重要环节,也关乎一个人的文化素养。宋朝藏书家晁公武曾论及汉王粲、宋宋绶之能称一代博学者,就因为他们“自少时已得先达所藏故也。”这可见藏书之能涵育人才。当然,藏书之功不仅于此,更重要的作用在于保存、传播一国的文化,使之世代相传,为立国之基。藏书一词可能最早见于《韩非子·喻老》,文中说有一名徐冯者,曾告人说:“智者不藏书”。这大概是指私藏而言,而藏书的事实当早于此。中国最早的藏书是官藏,始于周秦以前。自此以后,藏书历史相延不绝,而历来以藏书知名的学者亦为数不少,各以其学识撰写有关藏书的课题…     

董康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论文根据董康《书舶庸谭》中的材料，论述了董康与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的设立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修之关系，同时对董氏所拟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提要稿与《嘉业堂藏书志》的渊源关系作了简要分析。     

《世善堂藏书目录》评略

明朝末年的陈第,是我国非常著名的一位音韵学家。《世善堂藏书目录》是其晚年整理藏书的成果。在介绍陈第的生平、世善堂藏书的源流和《世善堂藏书目录》的版本的基础上,以《知不足斋丛书》所收录的《世善堂藏书目录》为本,详细重点地分析它的著录方式、类目名称、分类方法及其缺点。《世善堂藏书目录》在目录学、文献学、分类法、版本学等方面都有重要学术价值。     

中国当代藏书家的“排行榜”

中国当代藏书家的“排行榜”摘自《书与人》１９９６年第１期徐雁１９９５年９月下旬，风尘仆仆的赶到南京来的北京“信吾是斋”藏书主人田涛，是北京城里首屈一指的藏书家。与我们共和国同龄的田涛先生，久有“江北藏书第一人”之称。他所收藏的古籍已多达５万余册，其中...     

论我国第一部举要书目《经籍举要》的目录学价值

《经籍举要》是我国第一部导学性举要书目，其以便于初学为目的，而采用了简约实用的形式，而非《四库全书总目》那样详细的藏书目录，对后来的举要书目如《书目答问》奠定了一初步的基础。以其开创之功，《经籍举要》在我国目录学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