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乐府》版本及序文考证

《新乐府》版本及序文考证谢思炜一、《新乐府》的版本系统《新乐府》组诗是白居易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作品，也是一组流传最广、版本最为繁歧的作品。平冈武夫、今井清校定《白氏文集》（１９７１～１９７３年）在校勘这组作品时，共使用了２９种不同文本（其中属于日本古...     

白居易诗歌与日本平安朝文学

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同时白居易是一名多产的诗人,其文集《白氏文集》共收录诗文近4000篇。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他将自己的诗作分为闲适、感伤、讽谕、杂     

《孔氏六帖》的成书、体例及版本考略

孔传《孔氏六帖》,宋代私修类书,为增补唐白居易《六帖》而作。此书有较大的辑佚、校勘价值。其成书时间、体例、版本诸问题,事关进一步研究、利用该书。研究发现,是书成于作者抚州任上,其体例沿白氏而略有增删,流传颇显复杂。     

姓氏、白氏、《白居易家谱》考、释、辨及评述

中华民族现代的姓氏多达11939个。汉民族百个大姓占其总人口的87％。白氏占百个大姓中的第七十三位。黄河流域白氏源于秦将白起。白氏因有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而氏族显赫。《白居易家谱》成书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是研究白居易的重要献。     

敦煌变文校勘平议

近几年,一些学刊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敦煌变文校勘的文章,解决了一大批变文校勘中的疑难问题,成绩很大。但这些文章大抵是以《敦煌变文集》①作为校勘的依据,没有或基本没有核对原本原卷。事实上,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说,“《敦煌变文集》的校订工作是很不够好的”②,而且传录失真的情况也十分严重③。所以以《敦煌变文集》为依据的考订文章,就难免有疏失之处。这里就管见所及,试作平义。     

明刻本《白氏策林》考证

明刻本《白氏策林》考证谢思炜《白氏策林》为白居易《策林》七十五篇的单行本。《金史》卷九七《徒单镒传》载，金大定五年，徒单子温奉敕命将《贞观政要》和《白氏策林》译为女真文。金大定五年为南宋乾道元年（１１６５），据此推断，此前已有《白氏策林》的汉文单行本...     

古代诗文集的命名方式

一、以作者的名字或字、号命名＿如《诸葛亮集》、《陶渊明集》、《李太白全集》（李白字太白）、《苏东坡全集》（苏武号称东坡居士）、《王昌龄集》。二、以籍贯或有关的地名命名。如王安石是临川人,他的文集便叫《临川先生文集》;柳宗元是河东人,他的又集便叫《柳河东集》;李贺是福昌县百村人,他的文集便叫《昌谷集人三、以官职命名。如明朝。学家家康当过翰林学士,他的文集叫《宋学士文集》;杜甫曾任过检校工部员外邮,他的文集叫《杜工部集人王维曾任尚书右丞,他的文集便叫《王右丞集》四、以年号命名;如白居易的《白氏长庄集…     

白居易《望月有感》写作背景辨正

本文从白居易《望月有感》一诗的标题、诗句内容及《白氏长庆集》中的其他诗文,结合唐德宗贞元年间社会动荡的历史事实,论述此诗写作的社会背景,从而得出了该诗系贞元二年秋作者于徐州符离县家中所作的结论。     

关于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古抄残卷《白氏文集》卷六十六的文本

东京博物馆于1975年9月购得日本平安朝时期(807-1190)手抄唐诗墨迹一卷。经查，系《白氏集》卷六十六的残本。从书写格式等方面看，该抄本是与白居易原抄本最相仿佛的珍贵献，极有价值，应予以重视。     

浅析白居易讽喻诗在《源氏物语》中的引用

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接受白居易诗文影响已为众多学者证实,其中引用白氏讽喻诗的例子格外引人瞩目。讽喻诗特有的功利性职能显然与《源氏物语》主旨,甚至与日本传统审美理想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然而,剔旨存情的引用原则,使紫式部能够将讽喻诗句完美的融合在《源氏物语》中。比对阅读两者,颇可体味,正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典范性影响了紫式部的创作。从“诗乐合一”的创作理念,到长于描写、意象丰厚的语言表达,再到叙事技巧和女性主题．紫式部无一不精雕细琢,这都是在汲取白居易诗歌典范艺术上的再创造,而其背后体现的则是日本民族文化的自觉和发展。     

白居易《与元九书》中“新乐府”问题考论

《与元九书》是白居易关于古代诗歌理论的批评专著。试从白居易《与元九书》中摘出关于"新乐府"的几个易于混淆的问题加以论述。一是白居易心目中的"新乐府"起于何时,二是新乐府诗完成于何时,三则论述新乐府与古调诗相比有何特点。同时亦论及《七德舞》作为首篇之意义,《海漫漫》及《杏为梁》的完稿时间,及《与元九书》所述讽喻诗与《白居易集笺校》所录数目不一等问题。     

《〈文选〉全译》商兑

本文依据史籍《汉书》、《后汉书》、《晋书》及《李审言文集》、《古代文学杂论》等,对《<文选>全译》一书在古文句读、校勘、论述、诠释等方面的失误,提出笔者的浅见,与编译者商兑.     

30年来周作人文集的出版

30年来,中国大陆周作人文集的出版成就斐然。从1981年到2010年,中国大陆共出版各种周作人文集211种。编订周氏文集用功最勤、成就最大的编者要推钟叔河、止庵以及陈子善、张铁荣,具体标志他们成就的是钟叔河编周作人著作集、《周作人文类编》《周作人散文全集》,止庵编《周作人自编文集》《苦雨斋译丛》,陈子善编《知堂集外文》以及他与张铁荣合编《周作人集外文》。故以评述这几套大型文集为主干,然后再从周氏自己编文集、他人编文集、译文集等几个方面加以介绍。时至今日,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惟一一个尚无全集的文学大家,这与他在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化史上和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是不相称的。版本研究和校勘工作最为欠缺和紧迫,制约了周作人文集出版水平的提高。     

几首白居易的诗甄辨

朱金城先生《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以下简称《笺校》),是现今最为完备之白氏诗文全集注本。它以明马元调刊本为底本,参以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宋本、日本那波道圆翻宋本以及清人校记、唐人总集等.并将马本遗佚之作补入。在笺注中,凡直接、间接足以考证白氏行踪、交游之史籍、文籍、石刻,大多尽量搜采,旁及僻见典故、制度、史实及有关考证,其中也涉及到白     

作为回忆录的《白氏文集》

白居易的《文集》含有回忆录的要素。白居易有反复回顾某些时点的感慨与感触,层层累积起“时间层次”的倾向。在一首诗中,白居易再三运用“依旧”一词。并用“重过”“重到”“重寻”作诗题,表现自己的回顾癖。在复数诗中,他“隔一段时间就反复回顾某种感触、感慨,用文字将它固定在诗中”。在其《文集》七十五卷的编辑过程中,则表现出更复杂的“时间层次”。白居易以文字为媒介与远离的友人、死别的友人对话,通过文字与过去的自己对面。我们将《文集》当回忆录来读,也可以超越一千年的时间与他再会。     

铃木虎雄及其中国文学研究

铃木虎雄在现代日本汉学研究方面有开创性贡献,被称为中国文学研究第一人。其研究范围,从《诗经》、《楚辞》、《文选》、《文心雕龙》、杜诗、白居易诗,一直到词曲。骄文、八股文和戏剧小说,几乎对中国文学史的各个阶段和各种形式都有专著或论文论及。他的《中国诗史论》出版于1925年,比我国的第一部文学批评史专著——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还要早两年,并对后者产生直接影响。《赋史大要》开启赋史研究。在中国古典文论方面,《文心雕龙》、《文境秘府论》校勘卓有建树。铃木虎雄的多方面学术成果,对于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及其在日本的影响有重要参考价值。     

台湾藏吴氏丛书堂抄本《陆士龙文集》叙录

台湾“国家”图书馆所藏明长洲吴氏丛书堂抄本《陆士龙文集》十卷本,为大陆图书馆所未见。此抄本乃明吴宽据宋本抄录,且流传有序,版本可靠。与今存之明代项元汴重装之宋本《陆士龙文集》和陆元大翻刻之宋本《晋二俊文集》皆有差异,其校勘价值颇高。且台湾所藏之抄本,有清韩应陛手校题记,勘正讹误,更增加了抄本校勘价值。     

评《敦煌文书校读研究》

评《敦煌文书校读研究》寄明《敦煌文书校读研究》，蒋冀骋著，台湾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第一版，２２万字。本书对《敦煌变文集》《敦煌变文集新书》《王梵志诗校辑》《敦煌歌辞总编》等书的过录、校勘错误进行了校订，对一些难以索解的俗语辞进行了考释，对王梵志...     

敦煌学书林新结硕果——评《敦煌变文集校议》

对原作进行校勘以求真貌,是敦煌变文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基础工作。如果这个基础不坚实,也就是说如果研究对象失真,那么由此出发的研究就很难有严密的科学性,在这种基础上建立的科学大厦,无论外表如何华丽,终究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王重民等先生编校的《敦煌变文集》(以下简称《变文集》)自1957年问世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欢迎,但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局限,该书在校录方面错误甚多,据不完全统计约在万条以上,从《变文集》出版至今,有关的商榷、补校论文(著作)已达120余篇(种)之多,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仍有许多误录、漏校、误校之处未被发现和纠正,甚至又产生了新的差错。令人欣喜的是,最近由岳麓书社出版的《敦煌变文集校议》(以下简称《校议》),对敦煌变文的整理校勘有一定的新水平。这部     

论白居易《百道判》的文学价值

“判”是唐朝科考中的一种特珠文体。《百道判》是白居易参加“书判拔萃”试前虚拟性的练笔，是透视白氏早期思想的重要文献。《百道判》在艺术上也有多方面的突出成就。探讨《百道判》的文学价值，既可弥补此类文体研究中的缺失，对全面评价白居易的文学成就也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