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北区B464窟回鹘文题记研究报告

敦煌莫高窟北区B464窟出土有大量汉文、西夏文、回鹘文、藏文、蒙文、梵文文献及回鹘文木活字等,而更为重要的是,该窟中室、后室甬道和后室中写满了回鹘文经文题记。如此众多的回鹘文题记,在已发现的敦煌石窟中尚属首例。通过对回鹘文题记的释读,一方面可修正以往学界对窟内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等壁画内容的解读;另一方面,可推知B464窟现存壁画应出自回鹘人之手,该窟时间下限可定为元代,是元代回鹘洞窟。     

解读敦煌文献B464:67之回鹘文诗歌

敦煌莫高窟北区第464窟出土的回鹘文献残片B464:67的文字是以四行一组的押头韵形式写就的回鹘文诗歌。文章重点介绍、翻译并注解了该诗歌原文。在此基础上,解读了莫高窟北区第464窟墙壁上回鹘文题记的第三行诗节。     

榆林窟回鹘文题记译释

榆林窟回鹘文题记译释哈密顿,杨富学,牛汝极安西榆林窟是敦煌石窟群中保存回鹘文题记最多的一处。在其现存的４１个洞窟中,有２５个窟的壁面上书有回鹘文题记,约有１９０余条,５９０余行。题记多写于石窟的甬道上,或墨书或朱书或硬物刻画,有的清晰可读,有的则模糊...     

敦煌莫高窟第152窟初探

莫高窟第152窟是敦煌石窟晚期营建的重要大型洞窟，关于此窟的营建年代，特别是背屏后的回鹘风格作品及回鹘文题记，一直以来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通过对该洞窟的实地调查，对洞窟营建与重修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对现存的回鹘风格壁画与回鹘文题记进行解读。认为此窟的营建开始于五代至北宋初期，完成窟顶绘制后很可能经历了短暂的停工，北宋时继续完成全窟壁画的绘制，并同时在后甬道附近绘制了回鹘风格的壁画。此后有回鹘人曾进入此窟，并在背屏上补绘了小型的供养人像。     

莫高窟第61窟甬道由元末西夏遗民重修新证

敦煌莫高窟第61窟被多数学者认定为西夏窟，主要依据在于该窟出现有夏汉合璧僧人题记和西夏装僧人画像。学术界存在一种误解，认为西夏文在元代基本不再使用，其实，不管是黑水城还是他地，西夏文相当流行，真正意义上的《西夏文大藏经》的首次刊刻与其后反复印制都是在元代完成的。按照西夏规定，西夏文地位在其他文字之上，而莫高窟第61窟榜题的汉文写于西夏文之前，与西夏文“特重”的情况相反；从黄道十二宫中处女座与人马座来看，不具西夏服饰特点，却有元代特色；甬道南壁的龙纹，与中原、西夏的温驯风格差别很大，却接近西亚、回鹘的凶猛风格，当与元代色目人大量入居敦煌有关。尤为重要的是，西夏助缘僧像覆盖于蒙古文题记之上，可作为铁证，证明莫高窟第61窟甬道壁画为元代之物。     

敦煌本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研究

敦煌出土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Abhidharma-kos′a-bhāsya-tikā Tattvārtha-nāma)》是现存回鹘文献中篇幅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写本之一,原件藏于大英图书馆,编号为Or.8212/75A-B。从回鹘文题记看,该写本的抄写时代应是元末。但值得注意的是,写本末尾出现有蒙古文题记,称"大清朝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初一"。这一题记表明,在该写本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敦煌研究院编号第17窟)之前,原藏于伯希和编元代181窟(敦煌研究院编号第464窟),甚或已流落民间,再经蒙古人之手留下了"光绪三十年"的蒙古文题记。后由王道士将其移到藏经洞中,再为斯坦因于1907年获得。这一史实为藏经洞晚期文献来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例证。     

莫高窟第98窟是一忏法道场

莫高窟第98窟是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的功德窟.该窟窟顶四披绘制了约700身千佛,每身千佛都有对应的榜题.通过抄录和核查这些千佛榜题,笔者发现,第98窟窟顶四披的千佛名应出自敦煌本《佛说贤劫千佛名经》,其底稿应与S.6485《佛说贤劫千佛名经》类同.窟顶四披上方画十方诸佛赴会图,并有“奉请(十方佛)……来居此窟”之题记;窟顶四角绘有四天王像,也有“谨请(天王)……来降此窟”之题记,参照传世佛教忏法典籍和一些敦煌礼忏文的“启请”仪式,笔者认为,第98窟应该是一个忏法道场.     

敦煌莫高窟第464窟的断代及其与回鹘之关系

敦煌莫高窟第464窟原被定为西夏窟,但缺乏证据.近期的考古研究材料可证,该窟的开凿其实当在北凉,原为禅窟,至元代才被改造为礼佛窟.由前室通往后室的甬道两壁各存汉风菩萨两身,其中南壁右侧4行文字讲述的是五地菩萨之容貌,左侧4行文字讲述的则是四地菩萨,北壁左侧9行文字讲述的则是十地菩萨之装饰,右侧的当为九地菩萨.藉由回鹘文题记,十地菩萨绘画内容第一次在敦煌石窟中得到确认.通过逐字对译,可以明显看出,这三段回鹘文标注内容皆来自胜光法师译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4卷.故可定,三榜题皆为胜光法师译《金光明最胜王经》之摘抄.这一发现,结合该窟发现的回鹘文写本与其他题记,可以证明莫高窟第464窟甬道与前室为元代末期的回鹘窟,而后室壁画可以确定为元代遗墨,但早于甬道与前室之壁画,可定为元代早期遗存.     

莫高窟第205窟中唐补修新探——以莫高窟第205窟西壁新识读的古藏文祈愿文为中心

借助多光谱紫外成像技术提供的以往肉眼未能发现或辨识的新资料,首次识读和探明莫高窟第205窟西壁的古藏文题记是九世纪前半叶的一篇祈愿文,进而结合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汉文、古藏文文献,考证祈愿文的发愿人为粟特人康进达和来自擦尔龙部落的萨吴,考证祈愿文对应的佛事功德活动就是吐蕃统治时期在第205窟中心佛坛补塑二身天王塑像,使我们对第205窟在中唐时期的补修获得了新的认识。     

敦煌莫高窟第465窟大成就者黑行师考——兼论藏传佛教艺术中的黑行师图像

文献材料与考古遗存的双重证据显示,敦煌莫高窟第465窟内大成就者群像中的黑行师图像,最早可追溯到西夏时期的藏传佛教文本与传轨。在与新疆、西藏等地及海外收藏黑行师壁画、唐卡、造像相对比后,可知第465窟内的黑行师图像特征并非孤例,而是整个藏传佛教艺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