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洋务学堂教育与“中体西用”模式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洋务派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以“西文”、“西艺”为主要内容的洋务教育也相继问世。由于洋务教育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指导思想而展开的,所以其问世伊始便伴随着“中体”与“西学”之间的矛盾和“中学”与“西学”之间的两难选择。“中体西用”的教育模式是以引入“西学”保存“中体”而展开,却以打破“中体”而告终。     

为什么说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洋务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近年来一直是高考命题重点考查的内容。以2006年高考为例,广东省历史卷第8题、北京市文科综合卷第37题、上海市历史卷第38题等都从正面或侧面考查了这一知识点。那么,怎样理解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呢?第一,洋务派面对新的形势,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中国最早的近代化思想。洋务派强调中学是“本”“体”,而西学只是“末”“用”,企图用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来维护落后的生产关系,但毕竟也承认了“中学”还有不足,还有待于“西学”来补充,“西学”确有超越“中学”的地方。这就动摇了“礼义至…     

论“体”“用”概念在中国近代的“错位”──“中体西用”观的一种解析

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体”、“用”是一对重要的概念范畴。“体”是形上的存在;“用”是形下的概括,自宋明以来,它被确指为伦理道德、纲常名教。“体”重“用”轻,则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在处理体、用关系上所长期坚持的一种观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对待中西文化关系上所采取的一种态度。“中体西用”观固然承袭了“体重用轻”的哲学传统,然而,也正是“中体西用”观反映出了体、用概念的内涵在近代所发生的错位。具体而言,形上之“体”下移为传统的伦理道德、纲常名教,原先的“用”所空出的位置则由西学所替代。从这一角度来考察“中体西用”观,或许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来理解中国学术近代化的进程。     

曾国藩文化思想的理论渊源探析

曾国藩文化思想主要渊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两个方面,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摆脱“华夏中心”论的束缚,不自觉地迈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步履。     

“中体西用”与张之洞的教育改革

一“中体西用”是西方近代文化传入中国后，中西文化结合的一种形式，是洋务派从事洋务活动的指导思想和文化政策，是近代中国社会和时代的产物。19世纪90年代末，洋务运动后期的代表，洋务教育的集大成者张之洞在一份奏折中提出“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年，他在《劝学篇》中集中地、全面地阐述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的思想，形成了以新卫旧，以西维中的文化理论，这是张之们推行近代化运动，特别是教育近代化的纲领。张之洞“中体西用”的含义指的是教育首先要以中国的经史之学、孔孟之道、封建的典章…     

洋务运动与近代留学教育

留学教育是洋务运动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近代留学教育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为中国近代化造就了各种新式人才,留学教育也对中国融入近代国际社会,推动了中外文化双向交流,对促进“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文化选择与社会跳跃

西方文化挟“坚船利炮”东渐而来，面对异己的西方文化，中日两国不同的文化选择导致其不同的社会转型。日本积极主动地“和魂洋才”，在全盘吸纳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再造前提下回归”传统，成为天皇制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以“中体西用”来对待西学，于被动挨打中走上中学不能为体之路，但在一战所引发的西学危机的反思中，为超越西方转向了“以俄为师”。1949年成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跃为社会主义国家。中日两国同为外激型现代化国家，不同的社会转型选择正是各自文化的必然选择。     

论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同补性教育

周鸿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撰文指出,在长期封建社会中,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主流儒家学说不包含人文主义精神,加之排斥科学技术,致使中国教育至今留下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严重不足的痕迹。虽然在中国近现代化进程中引进了科学教育,但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国近代史自学指导书(二)》 洋务运动 中日甲午战争

洋务运动从1861年开始,至1895年结束,几乎占中国近代史一半时间。它是中国近代史上重大问题之一,涉及的内容多、范围广,关系到当时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大事。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通过朝鲜侵略中国的战争。清政府战败后,被迫签订的《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一、学习中的几个问题 1.“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及洋务运动的目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中学为体”即以维护清朝封建统治为根本目的;“西学为用”即以学习和运用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技术作为手段,来维护封建主义的“体”。洋务运动的目的和手段是矛盾的,这对矛盾是洋务运动最后破产的根     

癸卯学制中的“中体西用”观与儒家教化的近代危机

“中体西用”是近代以来一种“融通中西”的思想观念.以“中学”为体,强调儒学在教育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以巩固传统的纲常思想;以“西学”为用,重视西学在教育体系中的实用价值,以达到“自强”和“保国”的目的,二者间的关系与张力构成了“癸卯学制”的核心原则.“中体西用”观一方面对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传统儒家教化思想的近代危机.     

严复对中西学的“格义”

严复对中西学的格义实质上是予中学以西学的诠释，用西学补中学之不足。这种采近代西学之“石”，攻经典精义之“玉”的理智心态，对传统文化机制进行创造性转换的努力，起到了破块启蒙作用。     

“人体文化”与“身体文化”辨析

“人体”与“身体”是当下中国人体文化研究中频繁使用的一对概念,它们的含义常常被混淆。“人体”与“身体”的概念既涉及人的赤裸状态,又涉及人的服饰状态。但“身体”泛指万物之体,“人体”则特指人之身,且“人”通“仁义”之“仁”。“身体文化”是西学中的热门研究,“人体文化”则可以让人引起对艺术与科学更多的关注。“人体文化”与“身体文化”概念在中国学术界的出现、发展,内涵虽有区别,但两者的理论可相互借鉴。     

张之洞和他的中国文化自信论

张之洞认为以“三纲五常”和“仁爱”、“忠义”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是值得发扬的优秀文化;同时认为在坚持“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的前提下,吸收西方文化也是可行的,西方文化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有益补充。面对中西文化冲突碰撞,张之洞对中国文化充满自信,试图寻找一条会通中西文化的有效途径,从而解决中国文化面临的危机与困境。     

试论刘光第“取其长而制其害”的西学思想

刘光第明确提出了“取其长而制其害”（或称“收其利而制其害”）的西学思想。这种思想主要表现在主张采西学重实效促进富国强兵、宣传普种牛痘和戒除鸦片以及提出参用民权与重视报纸的社会作用等方面。刘光第的西学思想突破了洋务派的“体”“用”之争，是他参与维新变法的重要思想基础。     

洋务运动时期知识分子对西学的认知—评价心理——从“强制同化”到“新的阐释”

洋务运动时期,面对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朝野知识分子首先利用“强制同化”的认知心理,将来自于西方的一切知识,用中国传统固有的概念和框架进行归类。接着,他们再用演绎的方式,将其放置在儒学精义下“圣学投影”,进行评价。这一“认知—评价心理”在洋务运动时期具体表现为“西学中源”说和“中本西末”说。然而,随着对西学知识认知的加深,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突破既有的“认知—评价心理”,提出了“中西各有本末”“中本亦可变”“中本中的大本”等别样的“中本西末”观,但最终仍未摆脱既有“中本西末”的整体框架。按照麦金泰尔的相关理论,上述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中国朝野知识分子没能从根本上意识到西学之于中国在本质上属于“认识论危机”,而他们仍在采用传统处理知识危机的方法进行应对,因此意义有限。     

洋务运动时期知识分子对西学的认知—评价心理——从“强制同化”到“新的阐释”

洋务运动时期,面对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朝野知识分子首先利用“强制同化”的认知心理,将来自于西方的一切知识,用中国传统固有的概念和框架进行归类。接着,他们再用演绎的方式,将其放置在儒学精义下“圣学投影”,进行评价。这一“认知—评价心理”在洋务运动时期具体表现为“西学中源”说和“中本西末”说。然而,随着对西学知识认知的加深,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突破既有的“认知—评价心理”,提出了“中西各有本末”“中本亦可变”“中本中的大本”等别样的“中本西末”观,但最终仍未摆脱既有“中本西末”的整体框架。按照麦金泰尔的相关理论,上述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中国朝野知识分子没能从根本上意识到西学之于中国在本质上属于“认识论危机”,而他们仍在采用传统处理知识危机的方法进行应对,因此意义有限。     

试析近代“中体西用”教育模式的内在悖论及其文化根据

作为特定条件下的历史产物,“中体西用”教育模式为近代中西学提供了一个会接点,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变迁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但该模式以“重用轻体”为典型特征,并因此蕴涵着自身无法调和的内在悖论,“中体西用”模式所强调的“中体”本身是“求用”的产物,也靠“用”来支撑,“中体”缺乏一种“体”的支撑。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方式是导致“中体西用”模式存在内在悖论的文化根据所在。     

“中体西用”的文化启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19世纪60至90年代即古老的中国刚刚走向世界的时候,由一批思想者所创构的文化观。诸如冯桂芬、王韬、郭嵩焘、郑观应以及张之洞等人,都是这一文化思维模式的遵行者。诚然,当这一文化观到19世纪末被一些官僚士人演变为用纲常名教抵制维新变法的思想武器时,其陈旧性已经遭到了新一代维新思想家们的批判。     

论晚清西体中用观

“西体中用”是早期维新派提出的处理中西学关系的一个命题。它的基本内涵是,西学自有本末,即政治上的议院为本,经济上的以商为本,文化上的以学为本。中国必须引效其体而行之为用。早期维新派以此与洋务派分离。这又是他们与维新派的一个分水岭。“西体中用”是对“西学中源”的扬弃,扬弃中有继承,继承中有矛盾;它也是对“中体西用”的发展,发展中有突破,突破中有保留。三者都是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立论,西学中源侧重于学不学,中体西用侧重于怎样学,西体中用侧重于深入学等不同层次的西学东渐问题。它们互相联系,各有重点。     

“中体西用”文化观的现代反思

"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时期兴起的,用于处理中、西学关系的文化观念。这种极具时代色彩的,旨在保持封建政治秩序和道德观念大体不变的前提下引进"西学"的文化观念从萌生那天起就带有先天的、不可避免的名实不符性和矛盾性。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发展的今天,为使中国文化在与外来文明交流、融合过程中得到真正的保存与发展,亟需对"中学"和"西学"的内涵,"体"与"用"的关系做一个全新、现代化的诠释,用新型"中体西用"文化观建构一个居于时代先进行列的中华文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