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的智性诗问题考辨

卞之琳的智性诗体现了诗人的审美趣味从浪漫主义到象征主义的演变;诗人强调其诗歌表现的是真情实感而非智慧,他将智性理解为让世界万物显现的魔力,这一理解源于艾略特将智性作为诗歌表现情思的过程中所体现的睿智这一思想;民国批评界对智性的理解有三种,分别是作为诗歌内容的智慧、作为认识世界的方式的理性和诗歌艺术表现中所体现的机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批评者将卞之琳的智性诗中的智性作为诗歌的表现内容而非诗歌表现的艺术,这是对西方诗学中智性这一概念的误读。     

论卞之琳诗歌的智性之美

中国新诗现代主义诗潮曾一度致力于诗情智性化的审美探索。这是30年代诗潮的一个主流趋向,它因深刻地开拓了“五四”时期的说理诗和警句诗而被金克木命名为“新智慧诗”,其特点是:不使人动情而使人深思,极力避免感情的渲泄而追求智慧的凝练,情智合一。卞之琳先生是中国新诗坛20世纪30年代奠定这一审美趋向的重要诗人。     

论卞之琳诗歌的智性之美

中国新诗现代主义诗潮曾一度致力于诗情智性化的审美探索，这是30年代诗潮的一个主流趋向，它因深刻地开拓了“五四”时期的说理诗和警句诗而被金克木命名为“新智慧诗”，其特点是：不使人动情而使人深思，极力避免感情的渲泄而追求智慧的凝练。情智合一。卞之琳先生是中国新诗坛20     

“废名圈”诗人群新诗语言探索

作为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的“古今中外派”,“废名圈”诗人群的新诗语言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进行了有效地融合,在追求诗歌语言浅白易懂的同时,将古典雅韵纳入其中,创作了一大批智性诗,在三四十年代的新诗坛上是极具代表性的。     

生命的体验之思与深切的现实关怀——冯至、穆旦智性抒情诗比较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西南联大诗人群的智性诗写作,把感性形象与哲理思辨完美统一,从而将中国现代新诗推向了智性化、现代化发展的新的历史高度.冯至与穆旦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智性抒情诗在新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冯至的诗歌以客观的方式、深蕴的哲理、朴素的意象自由地表达了对生命的深切感受与体悟,他清醒平和地面对生活的本相,给浮躁的诗坛带来沉思与淡远.穆旦的诗歌以充满矛盾的意象和自由伸展的主体意识描述了在现实生活中充满荒诞无奈的真实感受与体验,一生的创作都体现出理性思考的力量以及由此引发的丰富的痛苦.     

融合现实关怀的诗艺追求——从《马来亚》看杜运燮对奥登诗歌技巧的借鉴

英国诗人奥登对九叶派诗人杜运燮的诗歌创作影响深远。《马来亚》是杜运燮在1940年代创作的一首描写马来亚人民反法西斯、反殖民统治的诗歌,该诗在叙述角度、诗歌结构和语言技巧等方面借鉴了奥登的《西班牙,1937》,客观地呈现了正发生的政治事件,智性地表达了诗人对重大事件的思索和情感,加强了对新诗艺术深度的探索。《马来亚》一诗表达政治和情感的方式,对40年代中国新诗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借鉴的作用。     

八十年代新诗创作的启示

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回顾,总结其经验得失,理清当下诗歌创作的策略思路,认为21世纪中国诗歌应坚持朦胧诗的使命意识与第三代诗生命意识的融合,建立个体情思与群体意向的关联,寻求娱乐性与使命感的平衡,从而创造出情思与智性兼备的诗意空间,使以诗的本体自觉和语言自觉,走向成熟的中国现代汉语诗歌。     

智性化:卞之琳的诗美追求

中国新诗在30年代崛起了一个“以智慧为主脑”的主智诗潮,被称为“新的智慧诗”。卞之琳更是这一诗潮的突出代表,他在30年代创作的现代主义诗歌,极力避免感情的发泄而追求智慧的凝聚,以不使人动情而使人深思为特点,在冷峻客观中隐藏着对人生哲学的思索,呈现出明显的智性化倾向。正是这一特点使得卞之琳相对地与其他现代派诗人如戴望舒、何其芳等拉开了距离,而开辟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探索的一条新途径,指向着未来新诗的某些趋向,继续对40年代的中国现代诗歌产生着重要影响。     

八十年代新诗创作的启示

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回顾,总结其经验得失,理清当下诗歌创作的策略思路,认为21世纪中国诗歌应坚持朦胧诗的使命意识与第三代诗生命意识的融合,建立个体情思与群体意向的关联,寻求娱乐性与使命感的平衡,从而创造出情思与智性兼备的诗意空间,使以诗的本体自觉和语言自觉,走向成熟的中国现代汉语诗歌。     

谭明诗集《光芒与蝶》的纯粹性

关于诗歌纯粹性的论述是一个经久不息的话题,在世界诗歌史上有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纯粹诗歌理论,著名的法国纯诗理论以智性和精致为标志,德国以荷尔德林为代表的纯粹抒情诗歌后经海德格尔的发挥大兴于世,还有中国传统诗歌中对于诗歌纯粹性的追求。法国的纯诗主要是以瓦雷里和马拉美为代表,强调诗歌在智性和形式上的完美。荷尔德林诗歌的纯粹抒情带有浓郁     

现代诗派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

以戴望舒为首的现代诗派在积极向西方现代诗歌吸取养分的同时并没有丢弃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他们致力于新诗民族化与现代化的探索,走上了一条"化古"和"化欧"的中西合璧的道路.     

从“三美原则”看黄新渠的诗歌翻译——基于黄新渠译文《生命的礼赞》

黄新渠先生是四川翻译界的杰出代表,擅长于中英古典和现代文学作品的英汉互译,在全国翻译界颇具影响。通过研究分析黄新渠的诗歌翻译代表作《生命的礼赞》,从许渊冲先生的＂三美原则＂角度去欣赏翻译家黄新渠的诗歌翻译,将有助于从审美意识方面了解黄新渠,以期促进诗歌翻译教学。     

深入和成熟: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诗理论批评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诗理论批评极为繁复,以《新诗歌》派代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论与以《现代》诗派为代表的走向综合的现代主义纯诗诗论之间的论争呈现出主流风貌;而它的支流很庞杂,主要有印象主义诗歌理论批评、现代解诗学、心理原型诗歌批评、"新批评"诗歌理论批评和新诗史研究。它们的合力使得在20年代确立起来的中国新诗理论批评体系走向深入和成熟。同时,30年代新诗理论批评,在接受前苏联和西方现代文学理论观念和方法上,比起20年代来,面更广、力度更大,而且自觉意识也更强;因此,30年代中国新诗理论批评的现代性表现得更足。     

聚焦中国当下新诗论争

从20世纪80年代末,新诗开始遭遇危机,逐渐失去市场,日趋边缘化了。人们苦苦思索中国新诗的出路在哪里,十几年来论争不断。文章围绕着对待传统新诗是要继承还是革命、诗与非诗、自由诗与现代格律诗、下半身写作、网络诗等几个当下最为引人注目的论争展开论述,以供人们思考。     

论20至40年代中国诗歌的开放性

20世纪20至40年代中国诗歌,以突破闭锁态势的开放性发展机制,对中国诗歌的传统进行自觉地断裂性选择,使诗歌在认同和对接中发展新诗的表现艺术;试图梳理这一时期对西方诗歌的借鉴与归化,重新认识现代诗歌的建构方式,树立诗歌的开放意识。     

抗战诗歌朗诵运动发生的原因

抗战诗歌朗诵运动的发生绝非偶然 ,它是抗战宣传的迫切需要与中国现代新诗艺术发展的内在需求不期而遇的产物 ,是救亡歌曲盛行的强烈刺激与国外诗歌朗诵运动有力促动的结晶。探究抗战诗歌朗诵运动发生的原因 ,对于研究当代诗歌的发展道路具有借鉴意义     

论20至40年代中国诗歌的开放性

20世纪20至40年代中国诗歌,以突破闭锁态势的开放性发展机制,对中国诗歌的传统进行自觉地断裂性选择,使诗歌在认同和对接中发展新诗的表现艺术;试图梳理这一时期对西方诗歌的借鉴与归化,重新认识现代诗歌的建构方式,树立诗歌的开放意识.     

风雨百年唱新诗

声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主流样式。在中国百余年来波澜壮阔的现代性伟大历史变革中,新声诗始终呼应乃至推动着社会变革的大潮,歌唱新思想、歌唱新人物、歌唱新时代的伟大变革和激烈斗争。它成功地走过了学堂乐歌、救国战歌、建设颂歌、改革潮音四个阶段,出现了大量的长期活在亿万人民心头、口头的不朽诗篇。但迄今为止,它的思想、艺术成就仍未得到应有的评价并一直被排除在＂新诗＂之外。     

带着泥腿飞升的天使——关于好诗“标准”的讨论

现代汉诗的的标准问题一直是诗歌理论界长期争论的难题。但是,诗之所以为诗,仍然有其自身固有的特质。每一首好诗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至少包括立足现实、情感真挚和语言简约三个方面。     

谫议何其芳“现代格律诗”理论

在20世纪50年代关于诗的形式问题的讨论中,何其芳提出了现代格律诗理论。这种现代格律诗理论的提出有着不同于闻一多的初衷。何其芳研究新格律诗有几个参照系,即古典诗歌、民歌、国外诗歌和五四以来的新诗。何其芳的诗歌理论在关于新诗的格律的探索中有着其不可或缺的价值,但运用到诗歌写作的实践中也存在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