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晋私学教育对文学的影响

东晋文学景观之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同其所施行之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东晋教育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首先,在东晋教育中,文学教育在士庶之间的分配严重不均,士族接受了较全面的文学教育,而贫寒庶民则缺少足够的文学教育。这种士庶之间文学教育的失衡、不对称性,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东晋文人群体阶级构成的士族化,并进而使底层经验、底层生活无法通过文学得到有效的传达。其次,在人格教育方面,东晋士族家教所极力塑造、培植之人格乃狭小之家族人格,以致一般士族文人普遍缺乏民间视野、民族意识与天下情怀,反映到文学上便是表现故国之思、复国之志以及丰富民间生活之类文学作品的极度缺乏。     

柳宗元被贬永州期间书信探析

柳宗元因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永州司马。贬谪期间,柳宗元写信给故旧亲朋,抒发抑郁情怀。这些书信的内容主要是：反思被贬的缘由;描写谪居之苦,表达著书之志;陈述无嗣之忧,渴望故人相助,脱离谪籍。这些书信多为回信,而非主动致书,其中有着难言的苦衷。因收信人的身份不同,柳书在称谓、叙述的侧重点、语言风格上呈现细微的差异。     

论柳宗元诗文美学

柳宗元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独到的地位,他奠定了古代山水游记和寓言小品的文学样式;他的传记作品丰富多彩,许多都是写底层劳动者的,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他的诗文凝聚着不屈的愤世情怀,与一般士大夫不同,他是为自己追寻的大中之道不得施展而痛惜;柳宗元是自唐以来,能用楚韵为赋的第一人。他的诗文开创了中国古代美学的新篇章。     

柳宗元的创新意识

柳宗元是中唐文坛上非常富有创新意识的一位奇才。他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观念上的创新,使他作品既有深度又有广度,还能不断地创造出文学奇迹。文体上的创新,使他的山水游记、寓言小品和人物传记体裁出现突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意象上的创新,使读者品尝了更多的意蕴丰富隽永、艺术精湛高超的美文。确立柳宗元在文学史上崇高地位的因素很多,最重要的还是他那无人能及的创新意识。创新意识塑造了柳宗元,也成就了柳宗元。     

从《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看柳宗元的文学思想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是柳宗元晚年谪居永州时写给韦中立的一封答书。因为韦中立给他写信,要拜他为师,所以他就写了这封回信。这封信的前半论师道之衰,表示自己不敢担当老师的名义。后半着重阐述了自己“文以明道”的主张,介绍自己的学习经验和体会。这封信大概写于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已是他的晚年之作。这时他的写作经验已十分丰富,同时在经历了贬官谪逐等一系列政治打击后,深入民间,看到民生疾苦,使他想到了文人的责任和文学的作用,所以能在书中系统地写出了自己的文学思想,全面地总结了自己的写作经验。我们可以从这封信中比较全面地看出柳宗元的文学     

试释“二十年来万事同”——刘禹锡与柳宗元交游小考

元和十年(815年)柳宗元《重别梦得》云:“二十年来万事同”,这句诗最能表达出柳宗元与刘禹锡的关系,列举事实以证明之: (一)“弱冠同怀长者忧”柳宗元二十一岁登进士科,刘禹锡二十二岁登进士科。从刘禹锡《重答柳柳州》中“弱冠同怀长者忧”这句诗,看出他与柳宗元在登进士科之前已都具行“忧国不谋身”的胸怀。(二) 同登进士科贞元九年(793年),刘禹锡与柳宗元同登进士科。顾少连知     

从《华阳国志》看东汉巴蜀地区的士族文化

东汉是士族产生和发展的早期阶段,而晋人常璩撰述的《华阳国志》以巴蜀地区为中心,保存了相当多的地方历史资料。通过对《华阳国志》的考察,可以看出汉代尤其是东汉,在尊经崇儒的背景下,中原地区的文化对巴蜀地区的影响渐趋深入,造就了一批敦儒崇文的地方士族,到东汉中后期,巴蜀的地方士族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就家族层面而言,地方士族形成了自身的活动方式,具备家学、家风等特色;就地区而言,士族在地方学术文化中也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论唐代郡望及其与文学的关系

郡望指郡姓所出之地,兼具地缘、血缘属性,是构成家族门第的要素之一。唐世重门第,故俗重郡望,同时唐代亦崇文,尚郡望与尚文学的观念必然交互影响,彰显着唐代文学的士族化特征。重郡望观念对文学的影响不但体现在文本表达、文学思想等文学创作方面,也渗透到文人题名、文集编撰、文学集会、修谱立碑、干谒进文等各类文学活动中,在文人日常生活中有重要作用。     

从吴潜文学思想看家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南宋名臣吴潜出身理学世家,以政名、文名继其家声。他的文学思想既得到了家学家风的浸染,受到家族成员的影响,又能有所发展,成为振兴南宋宣城吴氏文学家族的杰出代表,也使宣城吴氏成为宋代一个较有特色的文学家族。     

论陶渊明《形影神》的批判精神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伟大诗人之一 ,在他的诗歌里表现了不与统治者合作 ,不与虚伪的时俗同流合污的高风亮节。这源于陶渊明早年相当穷困的生活 ,再加之受儒家思想教育 ,使他有“大济于苍生”的抱负和壮志。不过 ,东晋时期 ,士族门阀制度登峰造极 ,非士族出身的陶渊明很难有进身之阶 ,“大济苍生”谈何容易 ,他的一切美好愿望都在严酷的黑暗现实里化为泡影。后来出来做官 ,也是断断续续 ,并且由于他“性刚才拙 ,与物多忤” ,在做官期间始终处于“一心处两端”的矛盾状态之中。他时隐时仕 ,最后毅然告别官场 ,回到家乡隐居躬耕 ,一直到死。…     

论唐宋时影响柳宗元文学接受的三个因素

文学传播接受的状态取决于该作家及其作品的生存环境.影响唐宋柳宗元文学传播接受的环境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他的政治生涯;对待儒、释、道的态度和他的诗文主张.这也是柳宗元文学在其漫长传播接受历程中,为后世读者所特别注意的着力点.     

论南朝士族武风趋于文治的形象转变

在南朝正史的记载中,有一种十分明显的现象,即南朝士族中,尤其是武将出身的士族在崇尚文学的时风感染下,逐渐向文士家族转变,如到氏、张氏、沈氏、柳氏等,同时南朝帝王本身的形象转变也是一个实证.帝王与宗室对文学的提倡促成了文学兴盛,但也造成时人鄙视武风、不堪武职的习气.     

曹操曹丕士族策略承续钩沉

曹氏父子在汉魏禅代中对待士族的态度貌似存在较大差异,实际上其承续性策略贯穿成熟的政治艺术。曹操早年因出身和行事个性而难被士族认同,在战争实践中他不认同过于注重有行的清议遗风,勇于打破士族阀阅,不拘品行地开放性用人,对大族名士限制性使用。局势稳定后的集权进位中,对于不合作的大族名士震慑、打压,甚至杀掉其中的翘楚人物孔融、荀彧,迫使士族屈从自己的威权。继任的曹丕削弱武功集团亲近士族集团,颁布九品官人法,在他的笼络下,士族集团积极支持汉魏禅代。     

钟嵘身世考

为什么要考钟嵘身世?因为文论界有这样一个通行观点,即:钟嵘对一百二十多位诗人的品评,与他自己的门第出身有很大关系。从士族,还是从庶族寒门的立场出发,将决定他对诗人的取舍褒贬,影响他的批评眼光和批评标准。因此,要深入理解他品评的内涵,必须知人论世。正如刘勰的士、庶问题,学术界曾进行认真讨论一样,对钟嵘这一地位同样重要的批评家来说,考察他的门第,弄清他的士、庶族出身问题,无疑是一     

率性任达的田园情趣与松菊节操——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教学需要明确的几个问题

陶潜(365-427),字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南)人,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他在<与子俨等疏>中说自己"少而穷苦",<自祭文>中说"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缔络冬陈",看来他早年的生活是相当穷窘的.青年时期,由于受儒家思想的教育,使他有"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的抱负和"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壮志.不过,东晋时期,士族门阀制度登峰造极,非士族出身的陶渊明很难有进身之阶,"大济苍生""骞翮远翥"又谈何容易.     

柳宗元的京城符号

人类有客观存在的空间与物质,也有经由人的主观心理知觉,去感知客观空间之存在的事实。"空间"至少包含这两个空间形式:一是物理空间──实体上的空间,二是心灵空间──感知上的空间。该文以中唐时期著名的贬谪文人柳宗元为研究对象,探索他对于生活空间的书写。对于主要生活时间在中唐安史之乱以后的柳宗元来说,长安曾经是柳宗元居住过的地方,这里原本是他的物理空间,等到他流放到永州和柳州以后,回望长安的姿态很形象地传达他对君王的眷恋之情,这就形成了他很独特的心灵空间。他有丰富的语言从异地山水反衬出"长安"这个符号,这里面蕴含着上下阶层的权力之别,也预示了人生祸福的象征意义,这样的符号意义乃是柳宗元诗文的一大特色,值得深入探究。     

隋唐赵郡李氏家学家风略论

本文主要以中古著名士族赵郡李氏的家学家风为研究对象,具体对赵郡李氏在新的政治社会环境下所发生的家风家学演变以及这种演变对他们政治及社会地位所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我们认为赵郡李氏在隋唐家学家风主要分化为两种,它们因为在不同方面与现实政治相契合而有利于一部分赵郡李氏保持其政治社会地位。这种情况不仅发生于赵郡李氏中,也是出现于隋唐山东旧士族中的普遍现象,而到唐中后期则扩展到一些新兴的官僚家族层面。而这一现象与唐中后期的“牛李党争”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柳宗元的京城符号

人类有客观存在的空间与物质,也有经由人的主观心理知觉,去感知客观空间之存在的事实。“空间”至少包含这两个空间形式：一是物理空间──实体上的空间,二是心灵空间──感知上的空间。该文以中唐时期著名的贬谪文人柳宗元为研究对象,探索他对于生活空间的书写。对于主要生活时间在中唐安史之乱以后的柳宗元来说,长安曾经是柳宗元居住过的地方,这里原本是他的物理空间,等到他流放到永州和柳州以后,回望长安的姿态很形象地传达他对君王的眷恋之情,这就形成了他很独特的心灵空间。他有丰富的语言从异地山水反衬出“长安”这个符号,这里面蕴含着上下阶层的权力之别,也预示了人生祸福的象征意义,这样的符号意义乃是柳宗元诗文的一大特色,值得深入探究。     

唐代太湖地区家学初探

唐代,门荫世袭制的衰落和科举取土制度的建立,对社会观念、士人心理以及士、庶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场历史变革面前,江南士族是如何适应形势的变化调整自身、来维持家族政治地位的世代不衰?江南庶族又是缘何能在政治上崛起?二者与家学有何关系?研究此问题将有助于我们从一侧面加深了解唐代江南土族和庶族发展演变的轨迹。由于太湖地区(跨苏、湖、常三州)历史上在江南所处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试从唐代太湖地区家学研究入手,对此问题做一初步的探讨。唐代,主要是武周以后,随着科举考试日渐成为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门荫制便渐趋衰落了,伴之而来的是社会观念和土人心理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有无才学成为人们评判官吏的重要标准,而门第的高低已显得不十分重要;相反,如果士族公卿子弟才学浅疏而仅靠门荫入仕,或者在科举考试中     

柳宗元史传价值再认识

柳宗元的史传不仅有文学价值,还具备史学价值。柳宗元的史传具有史料学价值,其史传记载正史未载或忽略的内容,可补正史之阙。柳宗元的史传亦可印证中唐史学的发展状况,柳宗元的史传蕴含着浓厚的史学批评意识,涉及史学批评的道德标准以及如何看待历史事实以及历史变化动因等重要问题。柳宗元的历史文学成就也很显著,在史事整理上,他坚持实录理念,在史事的选取和整理做到言简意赅;在叙事艺术上,运用语言、神态、细节、对比等文学手法塑造传主形象,人物塑造风格朴素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