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细而世俗的城市之歌 --管见王安忆笔下的上海情结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王安忆始终将视线定格在上海这个魅力非凡的城市,并因为书写上海的独特角度备受关注。在她的“上海往事”系列中,《长恨歌》、《妹头》和《富萍》是三部影响较大的作品,也是对上海的书写相当成功的作品,并且这三部作品可以见证作家书写上海决心的逐渐坚定和逐渐游刃有余的过程。王安忆以自己对上海的亲身感受为基础,开阔的视野和细腻的笔触相结合,将以女性为主角的琐细的上海世俗生活描绘得淋漓尽致,本文试从上海印象、上海的女人、上海的男人以及王安忆的上海与张爱玲的上海的比较几个方面把握王安忆笔下独特的上海面貌,提取她的作品中的上海的独特魅力。     

“都市”与“乡村”的辩证法——从张爱玲到王安忆

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中,张爱玲与王安忆通常被作为所谓“上海摩登”的代言人。本文旨在与现有研究展开对话,通过对《桂花蒸·阿小悲秋》、《秧歌》、（《悲恸之地》、《富萍》等文本的批评性细读,关注二者作品中“乡村”的一极,以及“都市”书写中所隐匿的“乡村”。本文意在讨论,在张爱玲和王安忆的作品中,上海在何种层面,被展现为“旷野”,被推至自身的“前历史状态”;又在何种历史性时刻,以一种压倒性的浑然力量呈现出的、作为一种“权力机制”的“都市”,连同背后被压抑的乡村,不约而同地化为作者眼中的“悲恸之地”。     

试析王安忆的"双子星座"小说--对长篇小说《富萍》与《长恨歌》的对照评析

王安忆的两部长篇小说《富萍》与《长恨歌》的内在联系使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双子星座”。这一“星座”的特色就是共同致力于一个上海形象的完整呈现，致力于对上海立此存照的史诗式刻划。这一特色体现在两部长篇小说间的独特关系上：在内容层面，由于各自描写的空间对象之间的特别关系，二者异中有同，形成了对位互补的特点；在形式层面，叙述的处理方式承续中又富于变化，二者同中有异，体现了鲜明的探索意识。而二者共同刻划的上海形象则具有主体性、客观性、深刻性和完整性的鲜明特征。     

选择的焦虑--从《富萍》看王安忆的城乡观

王安忆以其小说作品《富萍》,深化了对老上海生活方式的追忆和对城乡关系的探讨。作品中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决定了“富萍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作者的选择,然而在作品看似平实流畅的叙述表面,却游走着故事与现实的逻辑冲突,造成了文本自身无法弥合的裂隙。这一裂隙既是作者在创作构思与布局上的缺憾,但同时又反映了其对城乡关系的深度思考。     

论王安忆小说《月色撩人》对上海文化性格的书写

王安忆的创作在对上海文化性格的追问和探索这个题材上具有持续性。《长恨歌》、《富萍》、《我爱比尔》、《月色撩人》组成了＂上海文化性格四部曲＂,分别书写上海世纪变迁中不同时期的生活、风貌和文化韵味。近作《月色撩人》着重表达对当下上海生活的体验和思索：上海外形上具有形式与时尚合流的表现,内在特质上具有现实与虚空交织的文化品性。《月色撩人》对当下上海文化性格的剖析,与前述作品既有承续性,也有新变化。     

寻找真实的上海——读王安忆的《富萍》

在《富萍》里,王安忆以一种审视的姿态,表达了她对日益物质化、功利化的上海的批判与否定,重构了一个充满日常生活感性和人情味的上海。她不限于写城市的中心,她也常涉及城乡交界的地方;她不只关注城市的热闹和浮华,她也关心城市的安宁和质朴。她懂得撇开上海的浮光掠影下的泡沫,去努力寻找一个真实妥帖的感性的上海。     

历史叙述的误区

论文以王安忆近期创作的小说《长恨歌》和《富萍》为例，解读王安忆潜在的历史叙述冲动对人性生存文本的偏离倾向。     

她为富萍插上希望的翅膀--关于王安忆的断想

王安忆的小说大多体现了较强的人文关怀 ,她创作的《富萍》则证明了作家对具有现代意味的上海精神内质的深层次的勘察。正是王安忆的细腻、冷静、理性、丰富 ,才造就了她在创作上的多变、敏感、多思、谨慎和大气     

文艺片的商业化——以电影《长恨歌》为例

王安忆在小说《长恨歌》中以日常书写的方式完成了对上海形象的书写，这种书写方式呼应了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苏青等诸位“小叙事传统”作家，且文本中中产阶级书写又将《长恨歌》与“上海怀旧”联系在一起。而改编成电影的《长恨歌》则是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黑幕、商业意识的又一次敬礼。在文艺大众化、市场化的境遇下，电影《长恨歌》以及一系列的文艺片的拍摄呈现了什么特点以及文艺片将向何方发展是文章力图解决的问题。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浅析王安忆的《长恨歌》

在经历了《富萍》、《小鲍庄》、《乌托邦诗篇》之后,王安忆自觉在行而上的“精神之塔”中漂浮得太久,便降到了最最行而下的都市滚滚红尘,并选择了辗转沉浮于人情世故中的上海女性心灵作为她人生探索之旅的又一个出发地。于是,我们看到了《长恨歌》,看到了一个攒足了气力在城市水泥的夹缝里、灯红酒绿的暗影里掏故事传奇的王安忆,她从容穿梭于香港、上海这样的商业化大都市,出没于最不起眼的街道弄堂,隐身于人家的厅堂、厨房,透过喧嚣尘上的满地尘埃,捕捉一个都市女性疲惫的身影与灵魂。一、城市《长恨歌》向我们描述了一个王安忆式的城市。…     

对上海文化身份的两种体认--以《长恨歌》和《呼吸》为例

王安忆和孔甘露的作品中对上海历史叙述存在一种时间形式的差别，这种差别可以清楚地揭示出他们分别赋予上海的文化身份特征。王安忆在纷繁的日常琐事中敏锐地把握住了那些稳定的因素，在努力寻求新的叙事方式的同时，她赋予上海的是一种“经营”特质。而孙甘露表现出了一种内在突破的要求，追击一种纯粹的经验，极力摆脱一种“共名”的上海生活的样式，其小说叙述本身就可以理解为一种新的文化文本，同时他赋予上海的是“边缘生存”的特质。他们分别用自己的方式表现了20世纪90年代上海作家赋予上海的文化身份，显现了上海地域文化的特殊性和多样性。     

王韬西学观形成的环境及标志

远离科举之道和谋生所迫 ,王韬来到“西化”的上海 ,加上当时中国对西方科技的需求 ,为王韬接受西方科技提供了特定的环境。王韬醉心学习西方科技标志着王韬西学观开始形成。王韬南遁香港后 ,香港神奇的变化和发展 ,使王韬观其地之兴 ,知其政之善 ,西学观有了发展。王韬西极欧域亲历资本主义社会 ,考察英国议院法国政治 ,重返香港宣传在中国推行君主立宪制度 ,标志着王韬西学观的成熟。     

探寻者·独行者·营造者--王蒙小说中的王蒙

王蒙的小说是王蒙个体艺术创造的结晶,镌刻着王蒙个体的深刻烙印.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他的小说就是他的自叙传.从小说的主人公身上,我们可以发现"王记"的印痕和面影,窥见"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之旅.王蒙是一个特立独行者,在他的小说中,也有一个"独行者"的人物系列.这些独行者上下求索,把探索的矛头既指向现实,也指向历史.王蒙在小说中营造了一个多维的艺术空间.他突破线形思维模式,洋洋洒洒地把文与野、雅与俗相交织,语言幽默,汪洋恣肆,杂语喧哗,尽情狂欢,形成亦庄亦谐、亦悲亦喜的美学效应.     

一位信守诗意的卓越"艺人"--当代文学源流中的汪曾祺

把汪曾祺放入当代文学的整个历史和实际的影响渊源中可以进一步证明和显示出汪曾祺创作和文论的特征与意义，并且可以说明汪曾祺在20世纪80年代的复出和见热，不只是“现代抒情小说”之一脉得以赓续的问题，而是表征了独立的纯文学在当代文学意识中的觉醒。汪曾祺的特征在于，借鉴和吸收外国文学养分的同时，创造性地传承、发扬了民族文化、民俗文化的优良传统和广大民众的生命精神，以“艺人”式的本分和“精英”式狷介，忠于文学的品性，以最自觉、苦心的话语实践策略和精湛的艺术技巧，创造出了具有鲜明的“民间性”和“自然性”的风格独特的艺术作品和富有见地的文学理论。不过，就作为小说之能事的“故事性”“情节性”“虚构性”而言，同沈从文、王安忆等相比，汪曾祺的小说理念有明显的局限和弱点。     

长恨海上繁华尽,遍地人间沧桑情——从《遍地枭雄》探析王安忆长篇小说的创作转型

王安忆的新作《遍地枭雄》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向我们描述了位于社会底层的都市边缘人的抗争与宿命。在对都市人精神缺乏、行为异化进行深层次拷问的同时,它也标志着王安忆的创作从“上海情结”中隐退出来,开始大胆的创新与转型。本文主要从转型原因、转型表现和转型意义三方面来深层次探讨作家的创作主旨、创作风格以及这种创作的影响,以便更好地明晰从作品转型中凸现出的底层关怀、人文价值以及社会意义。     

变革时代的私人记录——王韬日记的概况与评价

王韬一生勤于笔耕,著述颇丰,且其日记之勤、情感之真,为近代知识分子所鲜有。其现存日记,尤其是沪上日记,对包括其本人在内的众多洋场文人在上海开埠之初的日常生活和思想状态进行了真实记录,展现了他们的心路历程、生活方式和西方现代科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等重要情况。王韬日记极具文学与史学价值,为后学提供了了解晚清知识分子的心理、生活和工作状态的宝贵资料。     

王一亭与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

王一亭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江浙旅沪绅商的领袖人物之一,更是一位知名的慈善活动家,他将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奉献给了中国近代的慈善事业。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是王一亭一手创办并悉心经营的,在王一亭等人的领导之下,该会发起组织的为民请命呼吁和平、救济妇孺、临时救济难民等善举,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为社会公益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王一亭一直致力于慈善事业直到逝世,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也对他进行了高度评价与肯定。     

情感与理智之间——杜衡的游离性与徘徊性

现代文学史上,杜衡的处境极为尴尬,他常作为“第三种人”的代表被正统文学史视为“异类”、“边缘”与“他者”,但其文学活动与创作又曾极力热衷左翼文学;同时,新感觉派的诞生、发展、壮大直至消亡,都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宛如这个流派文学观念的代言人。从现代文学史上有关“第三种人”以及“京海”论争可看出,其创作风格又不同于常用现代主义创作技巧反映现代上海的喧嚣生活的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这就是杜衡在左翼文坛与新感觉派之间情感与理智上所表现的徘徊性与游离性。     

改写与重建--《边城》与《大淖纪事》的文本互读

〈边城〉与〈大淖纪事〉文本互读,我们发现沈从文在文学史上更多的是扮演了一个诗性家园的寻找者;而汪曾祺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守望者,汪曾祺并不刻意营造＂抽象的过去＂,构造所谓的＂理想国＂,而以现代自由意志的生活方式和古典意趣的艺术化氛围的和谐结合为民间立场争取了一席之地.     

王安忆小说中的上海地景

地景(landscape)指的是地面景观与历史文化二位一体的形态。王安忆小说中的上海地景是一个社会记忆与个人记忆交织的空间范畴,一个时间层累构成的凝结物,它辐射出王安忆对于上海和世界的最初想象。《长恨歌》里的弄堂、鸽子、王琦瑶构成了上海地景的物质形式,而流言则是上海地景的话语形式。上海地景其实是王安忆对于上海的一个抽象认识的概括,它指涉于王安忆内心对于上海的把握,以此向这个城市的历史与现实志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