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鹘文《金光明经》中偈语的翻译特色初探——以第十卷二十六品《舍身品》为例

汉文《金光明经》中存在着大量的佛教偈语。通过回鹘文《金光明经》第十卷二十六品《舍身品》中偈语的翻译与汉语底本偈语对比研究,归纳总结出译者僧古萨里所运用的独具特色的翻译方法。这些翻译方法不仅在当时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对现今的翻译活动也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回鹘文《金光明经》第四卷第六品研究

回鹘文《金光明经》是一部译自汉文的佛教著作。它与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并称三大回鹘文佛教译著,对我们研究古代维吾尔族的语言、文字、宗教等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该文是回鹘文《金光明经》第四卷第六品的拉丁字母转写、汉译文和注释。     

试析舍身饲虎本生与睒子本生图像的对应组合关系——兼论麦积山第127窟功德主

佛教本生故事题材种类繁多,每类故事都有各自的特点和所要突出的佛教义理,作为"布施"和"孝道"类主题的代表,"舍身饲虎本生"和"睒子本生"在一些佛教石窟中同时出现并呈明显的对应组合关系。这并不是随意的拼凑和组合,而是有着深层的历史、宗教原因,且它们与洞窟里的其他佛教内容往往互相印证,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以此进一步探讨麦积山第127窟功德主,更具说服力。     

《金光明经变》研究(摘要)

《金光明经变》,就笔者目前所知,仅见于敦煌莫高窟。唐以前,画史不见记载。唐以后,长安净土院有吴道子的弟子李生画《金光明经变》及宝历年间蜀人左全于成都极乐院画《金光明经变相》,但早已荡然无存。伯希和曾拍摄过莫高窟个别洞窟的《金光明经变》,发表过两幅,但他不知其名。松本荣一据伯希和图录发表了巨著《敦煌画研究》,对《金光明经变》也只列了两条材料,至于实物则付诸阙如。因此,从文化史     

回鹘文《金光明经》第七品研究

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以下简称《金光明经》)原文全名为Altun nglüg yaruq yaltrqlγqopta ktrülmi nom iligi atlγ nom bitig据目前所知,其最完整的本子为一手抄本。1910年由俄国的C·E·马洛夫在我国甘肃酒泉附近的文殊沟所得,现藏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手稿部。另有两叶为瑞典考古学家F·伯尔格曼于1927—1935年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时在甘肃所得,现存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此外,德国考古队在新疆也发现有此经的残卷,现藏柏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古代历史和考古学中心研究所吐鲁番写本部。     

吐鲁番博物馆藏回鹘文《慈悲道场忏法》残叶研究

回鹘文本《慈悲道场忏法》是现存最重要的忏悔文文献,对研究回鹘语文及回鹘佛教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本文对吐鲁番发现的七叶回鹘文《慈悲道场忏法》原文进行了拉丁字母转写及注释。     

回鹘文《荀居士抄〈金刚经〉灵验记》研究

回鹘文《荀居士抄〈金刚经〉灵验记》源自汉文灵验故事,梳理这一故事的源流演变有助于考察应验故事流变历程。写经灵异故事之演变体现了民间写经、《金刚经》信仰等风气的盛行,折射了佛教普及化与世俗化的时代特征。回鹘译文反映了回汉民族以佛教文化为媒介的交流现象,记录了回鹘接受大乘经典的真实情况,对研究回鹘佛教信仰具有重要价值。     

回鹘文《大白莲社经》—叶残卷研究

写本为残卷。根据存有叶码的残叶来判断,它似为一多达四卷的佛经。在中国的这一叶属第三卷。根据写本的语言特点,该书成书或译成回鹘文在10—11世纪。但根据其字体和正字法特点,此写本则属于较后的13—14世纪。在某些叶的背面左方,用回鹘小字写有abitaki几卷几叶的字样。Abitaki应为汉文"阿弥陀经"的回鹘文拼音。经过与汉文《阿弥陀经》对照后,证明此书与《阿弥陀经》无关。而敦煌藏有回鹘文残片,左方除用回鹘文写有小字abitaki外,旁边尚用红墨写有五个汉字"大白莲社经",所以此书应为《大白莲社经》的回鹘文译本。     

酒泉文殊山:回鹘佛教文化的最后一方净土

由于蒙古豳王家族的庇佑,河西地区的回鹘佛教文化得以持续流行。学界一般确认酒泉文殊沟本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是时代最晚的一件回鹘文文献,但最新的研究成果却证明此说不确,酒泉文殊山万佛洞发现的回鹘文题名,有的甚至比这一文献时代更为靠后,证明至少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止,河西西部酒泉至敦煌一带地区仍然存在着回鹘佛教集团,继续行用回鹘文。这一发现,确证明清时期回鹘佛教文化在酒泉文殊山一带的流行,这里成为回鹘佛教文化的最后一方净土。回鹘佛教与佛教文化的保留,为后来裕固族佛教的繁荣和传统文化的长期保持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敦煌莫高窟第464窟的断代及其与回鹘之关系

敦煌莫高窟第464窟原被定为西夏窟,但缺乏证据.近期的考古研究材料可证,该窟的开凿其实当在北凉,原为禅窟,至元代才被改造为礼佛窟.由前室通往后室的甬道两壁各存汉风菩萨两身,其中南壁右侧4行文字讲述的是五地菩萨之容貌,左侧4行文字讲述的则是四地菩萨,北壁左侧9行文字讲述的则是十地菩萨之装饰,右侧的当为九地菩萨.藉由回鹘文题记,十地菩萨绘画内容第一次在敦煌石窟中得到确认.通过逐字对译,可以明显看出,这三段回鹘文标注内容皆来自胜光法师译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4卷.故可定,三榜题皆为胜光法师译《金光明最胜王经》之摘抄.这一发现,结合该窟发现的回鹘文写本与其他题记,可以证明莫高窟第464窟甬道与前室为元代末期的回鹘窟,而后室壁画可以确定为元代遗墨,但早于甬道与前室之壁画,可定为元代早期遗存.     

胡风:鲁迅精神的传人

胡风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活动家,“七月派”的领头人。他与鲁迅的关系极为密切,并肩战斗,心心相印,是鲁迅的忠实学生和亲密战友。数十年来,他继承“五四”精神和鲁迅精神,为民主自由而奋斗不息,为祖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不息;在文学上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对鲁迅的文艺思想多有继承和推进。虽然历尽苦难,但却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勇于牺牲,不愧为鲁迅思想,品格和文学艺术的一代传人。     

胡适别墨逻辑思想研究

“别墨”是胡适对墨子后人中研究科学和逻辑学的墨家学派的称谓。胡适认为别墨是《墨辩》六篇的作者。胡适的别墨逻辑思想可分为三部分：重新评估《小取》篇的地位和价值;论证《墨辩》中的“效”、“譬”、“侔”、“援”、“推”诸种推理形式的性质;论惠施和公孙龙的逻辑。胡适在研究别墨的逻辑思想时运用了比较的方法而不是简单地比附,分析出别墨逻辑不同于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的特殊性一面,这意味着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学科自觉。但胡适将惠施和公孙龙归入别墨学派中加以研究,这种混淆名墨两派的观点招致了后人的严厉批评。     

一九四九年后的胡适

1954年开展胡适思想批判运动,这引起1949年离开大陆的胡适的极大关注。文中循此叙述了毛泽东和胡适历史上的交往,以及胡适的归宿。     

指称人的动物隐喻中性别歧视的汉英对比研究

文章从概念隐喻角度出发,研究了指称人的动物隐喻的性别歧视方面的问题,旨在突出研讨动物隐喻中性别歧视问题的重要性。基于汉英羊/Sheep、蛇／Snake、虎／Tiger的封闭语料库,研究发现,在汉英两种语言中,指称人的动物隐喻主要用于表达贬义,表现对人的歧视。基于此发现,可以做出下列结论：1．汉英指称人的动物隐喻的贬义喻指范围基本相同;2．汉英指称人的动物隐喻用于性别歧视,女性喻指范围要比男性喻指范围稍广,女性歧视数量比男性歧视数量多;3．汉英两种语言中,指称人的动物隐喻的同与异,可以用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突显观做出合理的解释。该文研究结果可望对指称人的动物隐喻,特别是动物隐喻中性别歧视的相关研究产生积极影响。     

胡风与中国现代文学的“鲁迅传统”

胡风人生与艺术追求的独特性首先可概括为一种＂透彻的真实＂。这种＂透彻＂来自于对现代中国最底层的富有质地的体验。这与其称之为＂现实主义＂,还不如根据他坚守文学的社会介入需要,努力推动直面底层生存真实的追求,将之总结为文学上的＂社会派＂。胡风文学追求的成型在很大的程度上得益于他对鲁迅式的独特＂社会派＂文学传统的认同和体验,是这一文学的壮观景致让他从中汲取了巨大的力量。当然,较之于鲁迅本人,作为文学思想家的胡风似乎承受了更多的理论的压力,也依然存在着某种无奈的对真相的＂牺牲＂。     

论刘徽《九章算术注》中的科学思想及其来源

刘徽<九章算术注>中所蕴涵的科学思想可谓极其深邃.逻辑思想、重验思想、极限思想、求理思想、创新思想、对立统一思想和言意思想等均是其科学思想的真实体现.刘徽集各家优秀思想方法,并加以创新而用于数学研究,使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数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他是遥遥领先于中国传统数学领域的杰出代表,也堪称是世界数学泰斗.     

论胡瑗的改过迁善与他的修身思想

胡瑗十分重视修身的作用。他认为君子之人,只有加强道德修养,才能以仁德正身、正天下,才能处困而不动心。所以君子之人要修洁其身,日新其德。他还指出,防恶改过是迁善的前提与基础,所以修身首先必须防恶改过,绝恶扬善,为此,对于为恶之人要实施“五福”向劝和“六极”威畏。此外,胡瑗认为,小恶不改至大恶,小善不积成大凶,所以改过迁善要从积小善、防小恶开始,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最终达到“复性明心”的境界。     

关于发展的一点哲学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是全人类的发展问题,马克思一生为了人类的发展而不懈奋斗。在中国,胡锦涛同志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为中国的科学发展勾勒了美好的蓝图,指导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而上世纪末,联合国也确立了新的发展理念。当今,在全球化的大潮中,中国现代化也离不开全球化。     

杨晦文学批评的精神品格

杨晦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著名的学者,他在剧作、翻译、评论、文艺理论和教育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成就与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学界有关他的研究几近寥寥。杨晦以＂文艺—社会＂的辩证关系作为批评的理论地基,对古今中外的作家和作品展开了深入精辟的读解评骘。他的批评时常逸出文本对象之外,表现为批评的＂延宕＂。事实上,他是通过批评别人来鞭策自己,充分显示了一个现实主义批评家执著的理性批判精神。     

1860年汕头开埠始末考略

该文根据国家权威档案文献,论述1860年汕头开埠始末的曲折过程;指出,汕头开埠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屈辱妥协外交路线的产物,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史,是粤东门户被迫＂开放＂史,也是潮汕历史大走向的重要转折点。今人应以胡乔木《国史事典》的题词＂在沉重的历史中,汲取奋进的力量＂为警示,＂知耻近于勇＂,爆发奋进之力,建设美好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