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文中有关成都故实的几点考证

唐宋时期盛兴浣花溪春游，两代诗文对其正期的变换有记述，却未提及变换原因，本文第一部分作了试探性解释。第二部分借薛涛名篇《玩竹》辨证“元薛姻缘”、“郑薛夫妻”说不实，并从而认定薛涛矢志忠贞旧情人品高尚。《花蕊宫词》作者属谁，因有北宋论者混同前蜀、后蜀花蕊夫人为一人，虽经两宋及明代论者的辨证，《全唐诗》、《全五代诗》仍将《宫词》归属后蜀作品，本文第三部分就《宫词》内证认定其作者应是前蜀人。     

王建《宫词》思想情致概览

王建因百首七绝《宫词》有宫词之祖之誉。其前20首宫词对帝王生活作了多角度与多侧面的展示,多具庙堂之气;后80首宫词着眼于宫廷妇女的集体形象,将其生活百态与幽微隐秘的内心世界予以全真全景式展现,有清新情藐之妙。《宫词》素材得源于与宦者王守澄的闲谈,其诗有证史或补史的文化学价值。     

“朱”字本义考辨

一“朱”字本义,今传宋徐铉等奉诏校定本《说文解字》(简称《说文》)释为:“赤心木,松柏属。从木,一在其中。”清代治《说文》几大家均据宋本“朱”训,或主木或主赤。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简称《段注》)肯定“朱本木名。引申假借为纯赤之字。”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简称《通训》)对宋本释“朱”照录,未置可否;明确肯定“浅于绛(深红)……曰朱。”其基本意见实与段同。而王筠《说文句读》注文(简称《王注》)则将段注引申义定为本义:“赤心木,犹言木之赤心也。朱固训赤,而不定是木。”     

《沜东乐府》散论

明初百余年,散曲萧条,除朱权《太和正音谱》所记元明之际十六曲家外,从事散曲创作并有一定影响者,仅周宪王朱有燉一人而已。十六家中惟汤式一人传作较富,余或二三篇,或不闻有散曲。他们承元人余风,却无甚特色,不足以言派别。朱有燉是一个有才情通音律的的诸王,其《诚斋乐府》哀然成帙,堪称一家。集中不少曲子用语本色、风格恢谐,一定程度上振起了元人     

岳珂《宫词》百首总论

宫词继唐王建、五代花蕊夫人大量创作后,南宋岳飞之孙岳珂亦有《宫词》百首巨制。作为南宋士大夫,岳珂以宫词体式吟咏北宋宫廷史实,内容涉及歌功颂德、宫廷乐舞、宫廷礼仪、宫廷游戏等。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可与史互证,揭示其史料价值。岳词词风刚健而典雅,百首词作整体表现出＂规讽、劝谏＂的咏史性特征,深刻影响到后世的创作。     

沈云英故事考(缘起篇)

沈云英,明末浙江萧山人,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女性人物。夺父尸以全其孝,拒臣清而葆其忠,扶柩返乡,不仰于人以成其节烈,后教授子弟而终。后代方志中将其置于"孝女"、"忠节"、"烈女"等传,而在诗歌、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中则将其"孝忠节贞"的一生表现得淋漓尽致。沈云英故事发生于永州,而故事之所以流传,与明末清初蔡大敬《女云英传》、俞右吉《沈云英传》、毛奇龄《沈云英传》及《沈云英墓志铭》这四篇传记有关。文章重点追溯这四个文本,并对作者加以考述,是为沈云英故事之缘起篇。     

“木兰”新释

《木兰诗》的许多问题,诸如产生的时代,女主人公木兰的姓氏、籍贯以及诗的作者等等,一直是争论颇多。但是,古今《木兰诗》的研究者,对从来都只把木兰当作诗的女主人公的名字看,未闻有异议。木兰,如果是代父从军的那个女郎的名字,应该是姓木名兰。《姓纂》有木姓,云是端木赐(子贡)之后,“避仇改木氏”。至于说她姓朱(《明一统志》),不过由于“朱”是     

《成都文类》花蕊夫人《宫词》考辨

《成都文类》中《宫词》题记似杂取各家之说而成,《宫词》二十八首或取自王刚中《续成都古今集记》。其按语所录吴曾语始辨花蕊夫人为徐匡璋女,以姓费为误。《宫词》内容与孟昶其人其事相符,其作者应为后蜀花蕊夫人。     

沈云英故事考（缘起篇）

沈云英，明末浙江萧山人，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女性人物。夺父尸以全其孝，拒臣清而葆其忠，扶柩返乡，不仰于人以成其节烈，后教授子弟而终。后代方志中将其置于“孝女”、“忠节”、“烈女”等传，而在诗歌、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中则将其“孝忠节贞”的一生表现得淋漓尽致。沈云英故事发生于永州，而故事之所以流传，与明末清初蔡大敬《女云英传》、俞右吉《沈云英传》、毛奇龄《沈云英传》及《沈云英墓志铭》这四篇传记有关。文章重点追溯这四个文本，并对作者加以考述，是为沈云英故事之缘起篇。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山诗话》条辨析

刘攽《中山诗话》与欧阳修《六一诗话》、司马光《续诗话》有宋代诗话三古之称。而最早有较全面评价,实乃四库馆臣。馆臣之提要,言简意赅。但亦有不确当之言。其中《文选类林》著者或不为刘攽作,言刘攽郡望为中山,有不确当之嫌。花蕊夫人《宫词》百首之说存疑,《锦瑟》"青衣"说存疑,杜诗功曹为晁氏所纠亦属未当详考。而剩余之论,确为精当。故本文试对其作一辨析。     

明代四位散曲家补正

朱权、朱有燉、王田、刘天民是明代较为重要的散曲家,但在一些著述中对他们的相关记述存有不同程度的差错。对此,在多方查考的基础上予以一一补正。     

朱有燉北散曲小令用韵简析

朱有墩是明代前期极具代表性的一位王爷曲家,受当时政治环境与其自身特殊地位的影响,他没能在政治仕途上大有作为,却在杂剧、散曲创作方面取得了成功。通过梳理、分析、归纳他的北散曲小令用韵可知：在其233首北小令中,共用押韵方式7种,有9类21首超越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的部界,用韵稍宽。     

海南诸诗文注释考订

海南诗文注释的几部代表著作,如《王弘诲张岳崧诗选》《苏轼文集》《苏轼海南诗文选注》《唐胄诗文集注》《张岳崧诗文集》《琼台诗文会稿》的字、词注释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杜康”不是周朝人,而应是夏朝人;“紫金”不是一个地名,而应代指富贵的生活等等。     

王肃《周易注》、王弼《周易注》与荆州学派关系初探

王肃易学和王弼易学都可溯源至荆州学派,通过对比双方的《周易注》,可推断出两者都继承了荆州学派恢复费氏古文《易》以传解经的传统,但前者以继承师说为主,后者以突破创新见长。     

论元、明词学视野中的蒋捷词

蒋捷,宋末遗民词人,与张炎、周密、王沂孙有“宋末四大家”之称,其《竹山词》受到历代词坛的关注。元、明两代是蒋捷词传播接受的初始及成长期,词人或选家从词集流播、词作艺术、思想意蕴、词史地位等着眼,既有品评鉴赏,又有实践创变,显示出不同时代词学观念下的接受效果有显著区别,并为走向繁盛的清代竹山词学提供了重要前提。     

龙榆生《东坡乐府笺》与傅干《注坡词》

傅干《注坡词》是苏轼词最早的笺注本,龙榆生的《东坡乐府笺》除对其大量采录外,还作了必要的增补和订正,但也有漏收及沿袭讹误之处。它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作者不易,笺释家尤难＂之说,也警示我们在古籍整理中必须确保严谨、审慎的态度。     

苏轼研究的一种“范式”———论《朱靖华古典文学论集》的特点及对中国古代作家研究的意义

朱靖华教授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尤其是在苏轼研究上造诣颇深。《朱靖华古典文学论集》一书以“用学术论文为东坡作传”为核心目的, 注意把苏轼放在文学发展史中进行论述, 尤其重视苏轼在文学史中具有的开创性贡献。在对作品和现象分析的时候注意把握其产生的深层原因, 同时还重视文学史上一些经常被忽视的细节问题, 挖掘其中的内在原因和规律, 从而为苏轼研究建立了一种“范式”。朱靖华教授的研究“范式”, 不仅对苏轼研究, 而且对     

试论春秋时期太行山区赤狄民族的历史渊源

春秋时期,赤狄民族东出太行,伐邢灭卫,侵扰诸夏,煊赫一时。太行山赤狄民族的历史渊源有二:一是直接源于商周时期的鬼方,二是两周之际民族迁徙、融合的结果。     

朱陆情谊与理学分派——对朱熹哲学范型流变的探讨

朱熹与陆九渊生于同时代,两人各自授徒讲学,学术虽有异,难得的两次面对面的学问交流和商讨却情谊多于龃龉。学术之不同,并不妨碍两家同时并存,诚如清代学者章学诚所言,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于是,哲学史上便有了理学分派的描述。表面上看,朱陆的学术分歧在于对“理”的不同认识,后者的认识在明代理学中发展为“陆王心学”一派,且影响到清代。究其实,从宋至清,朱子哲学的形式和内容时或小有变化,但朱熹所建立的理学体系的框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可以说,在历史的沿替中仅仅发生了朱子学范型的流变。     

阳明对朱子心学的发展

在宋明理学发展中,朱熹较早提出了＂心本体＂的思想。但由于他理学体系的需要,这一思想没有被最后确定下来。后来,王阳明进一步发展朱熹的心学思想。具体而言,在心、理关系上,王阳明克服了朱熹＂心与理为二＂的矛盾,把主观和客观融合统一,用先天道德性的内容把心与理沟通,将朱熹的＂性即理＂引向＂心即理＂,实现了＂心与理一＂;在知行关系上,王阳明在朱熹知行相须互发说和重行说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知行合一说;在格物致知上,王阳明否定了朱熹的格物说,而接受了朱熹的致知说,并提出了致良知说。朱熹的心学思想经过王阳明的阐发,从而完成了宋明理学中的心学体系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