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风险分析及应对

对金融危机形式下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进行分析,认为金融危机加大了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政治风险、决策风险、信息不对称风险和经营风险,并就如何应对这些风险提出对策。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融资风险研究——以万达并购AMC为例

简单介绍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融资概述,主要对跨国并购中融资风险理论进行分析,并通过万达并购AMC的案例对企业在跨国并购中的融资风险进行分析,得出本次研究的结论及启示。     

我国资源型企业跨国并购决策模式研究:国家制度与组织惯例的视角

国家制度差异如何影响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活动一直存在争议,本文从国家制度差异与企业组织惯例两个视角来评价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决策问题。本文基于2008-2014年我国资源型企业跨国并购数据,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我国资源型企业跨国并购的决策模式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我国资源型企业跨国并购的决策模式可以总结为三种范式:第一,当东道国具有完善的管制制度体系时,企业采用非现金支付方式以及积极的跨国并购策略是企业并购成功的关键。第二,当东道国市场不确定性规避较高,并且东道国政府对于资源市场管制较为严格时,采用现金支付方式能够提升企业跨国并购的成功率。第三,当东道国具有完善的管制制度体系,同时企业又有丰富的东道国并购经验时,采用现金支付方式也能够取得跨国并购的成功。     

从博弈到共赢——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法律风险及规避措施探析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很多优秀企业将自己现有的一定数量的资金投入到海外并购中去,寄希望于能通过海外并购获取企业自身竞争力的提升。跨国并购是一项高风险的资本运营活动,企业会面临诸如决策、财务、信息、法律等各方面风险。而对法律风险的规避是企业跨国并购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笔者分析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中存在的法律风险的概况、特征以及表现方式,进而从外部环境和内部战略两个方面提出了如何规避风险的对策。     

“走出去”战略背景下我国企业跨国并购风险的识别与控制

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失败的原因,主要源于对跨国并购风险识别不足,以及风险防范措施的缺失。本文结合中投投资黑石、中铝收购力拓等海外并购失败案例,分析了我国企业跨国并购面临的主要风险,并基于海外并购流程,从并购前的准备阶段、并购实施过程以及并购后的整合阶段,系统提出我国企业跨国并购风险防范措施。     

基于全球价值链再造的民营企业跨国并购整合研究——以卧龙和均胜为例

通过对卧龙和均胜近两年的跟踪调查,结合价值链和跨国并购整合相关理论的分析,采用比较案例法对卧龙和均胜跨国并购整合的复杂过程做了系统深入的考察,构建了民营企业跨国并购整合的模型,深入研究了这两家公司跨国并购后进行有效整合的机理和路径,揭示了民营企业通过跨国并购整合创造价值的过程。     

中国民营企业跨国并购的四轮驱动模型

研究民营企业跨国并购的特点和规律兼具理论与现实价值。鉴于现有文献缺乏对我国民营企业跨国并购动因的系统梳理,本研究使用案例的方法通过对三个典型的中国民营企业跨国并购案例的分析,系统地识别出民营企业跨国并购的动因,并构建了民营企业跨国并购的四轮驱动模型研究。结论表明:品牌国际化、获取核心技术、扩大市场份额、以及获取国际化经验是驱动我国民营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四个最主要动因。通过与西方企业跨国并购驱动因素的对比,得出品牌国际化、获取核心技术和国际化经验是驱动中国民营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特色因素。     

从TCL、联想等并购案——谈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风险及对策

结合TCL、联想、中海油等跨国并购案例,对我国企业在跨国并购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我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主要面临着政治、法律、融资及整合风险,并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风险防范对策.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风险与对策

针对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建议应识别跨国并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完善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流程;加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风险的防范措施。     

制度距离对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从制度角度研究并购国家之间的制度差距对并购绩效的影响。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与被并购国家的制度距离越小,跨国并购后绩效改善越明显,规范性制度距离增加降低跨国并购后的企业绩效,而管制性制度距离对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取决于并购年限和并购国家的制度质量。     

跨国并购对本土品牌国际化形象的提升效应

以信息整合理论为基础,验证了一个跨国并购对本土品牌国际化形象提升效应的模型.发现本土品牌跨国并购对其国际化形象的提升效应来自三方面:一是本土品牌并购前国际化形象的迁移效应;二是被并购方品牌并购前国际化形象的迁移效应;三是消费者对并购事件态度的溢出效应.研究还发现与被并购方品牌相比,本土品牌并购前的国际化形象有更强的迁移效应,这种迁移效应受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负向调节.     

跨国并购动机与整合过程中的制度复杂性战略响应

如何对跨国并购整合过程中的制度复杂性作出战略响应决定了并购战略意图能否实现。基于适应与创新视角,识别出了跨国企业在并购整合过程中针对制度复杂性的两种战略响应方式：制度适应和制度共创,实证检验了并购前的并购动机对并购后整合过程中战略响应方式选择的影响,以及并购经验和组织冗余对上述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利用性并购企业倾向于选择实施制度共创战略,探索性并购企业倾向于选择实施制度适应战略,同时并购经验和组织冗余正向调节探索性或利用性并购与相应战略响应方式之间的关系。     

企业并购知识转移研究——以ICOS的两次跨国并购为例

本文利用案例分析的方法收集和分析了ICOS两次跨国并购,对其知识转移过程以及影响并购知识转移的因素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并购方学习意图决定了知识转移的方向,文化距离会阻碍跨国并购知识转移,较早进行深度并购整合有利于知识转移。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隐性知识转移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苏制造业企业问卷的分析

在大量调查问卷基础上,以江苏制造业企业为样本,从微观行为模式层面考察了影响我国企业跨国并购隐性知识转移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吸收能力、组织支持、接收动机、初级转移、高级转移、非正式群体与沟通和成功知识等相关因素后,知识模糊性和显性转移模式与隐性知识转移的效果之间呈现较显著的正向关系,而且这种正向关系还会因为知识嵌入性和隐转移模式解释变量的舍去而得到不同程度的加强。与一般认识不同的是,我们还发现,知识势差、物理距离和组织距离等与跨国并购过程隐性知识转移效果之间并不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也不存在所谓的"门槛效应",它们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我国企业跨国并购过程中隐性知识转移的关键影响因素,从转移过程、融合过程、协调过程和反馈过程四种情景验证了企业隐性知识转移过程的特征差异以及它们对跨国并购隐性知识转移过程的内在作用机理。     

技术并购主体特征、研发投入与并购创新绩效

本研究基于2007-2012年上市公司发生的技术并购事件,首先通过因子分析得到并购成熟度、财务资源和公司治理质量三个刻画主并企业并购特征的变量,接着运用回归分析法,检验了并购主体特征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研发行为在并购主体特征与创新绩效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主并企业并购成熟度和财务资源对并购后的创新绩效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而公司治理质量对创新绩效无显著影响;并购后增加研发投入会弱化并购成熟度对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对于财务资源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却起到积极强化作用。从而为企业技术并购决策以及并购后的研发投资决策制定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双元创新倾向对跨界技术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

跨界技术并购已渐成潮流,然而,企业能否真的从中获益,往往取决于并购后的技术吸收和整合。论文以2007-2015年上市公司的跨界技术并购事件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对企业的创新倾向、既有技术资源和并购后内外部创新投资对跨界技术并购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进行了探索。结果表明,与探索式创新倾向相比,企业的利用式创新倾向更能促进创新绩效的提升;同时,企业的技术资产专用性会弱化利用式创新倾向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但若并购后企业加强内部创新投入或对外创新合作则能减轻技术资产专用性的负面效应。论文拓展和深化了吸收能力、资产专用性等相关理论,同时,为企业跨界技术并购的相关决策提供经验证据。     

并购对中国上市公司劳动力需求的效应研究

以2002～2008年沪深两市发生并购的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集为研究总样本,通过构造面板数据中的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探究并购对公司劳动力需求的影响。主要结论是:并购对公司劳动力需求有显著的影响,发生并购后会使劳动力需求显著地减少;在并购前提下,职工薪酬对公司劳动力需求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总销售收入对公司劳动力需求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公司并购中长期价值效应的管辖属性分析

对传统的数据包络分析模型(DEA)进行改进,建立适合公司并购绩效评价的DEA评价模型。采用沪深证券市场1999~2004年并购事件样本,利用改进的DEA模型结果指数度量公司并购的中长期价值效应。系统地研究了并购双方的管辖属性对并购价值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同属管辖并购、异属管辖并购都会在中期给相关上市公司带来显著的正价值效应,同时异属管辖并购还会带来显著的长期的正价值效应。独立均值T检验表明异属管辖并购在中长期价值效应方面均明显好于同属管辖并购。     

并购溢价与创新实现渠道：选择抑或协同渠道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能力在企业竞争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自主创新往往风险较高,且周期较长,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通过并购以实现快速创新。并购促使企业创新实现的方式主要包括选择高创新能力标的企业和与标的企业实现协同创新两种模式,亦即选择渠道与协同渠道。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予以实证。研究发现,相较于并购前主并企业的创新能力而言,并购溢价越高,并购后企业整体创新能力地提升越强,选择渠道成立;而相较于并购前并购双方的创新能力而言,并购溢价与并购后通过协同产生的增量创新之间未能呈现显著相关关系,协同渠道不成立。进一步检验发现当被并购企业为高新技术企业时,并购溢价更高;过高的并购溢价可能会降低主并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再次证实和证伪了选择渠道和协同渠道。本文揭示了上市公司在并购创新渠道选择上的倾向性,建议企业在并购时及并购后应更多的考虑企业间的协同效应,而非仅关注标的企业的创新能力,监管机构则需加强对高溢价并购的监管,以防范其对上市公司自身运营可能造成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