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燮《原诗》所举杜诗四例疏解

叶燮《原诗》内篇下举杜甫“碧瓦初寒外”、“月傍九霄多”、“晨钟云外发”、“高城秋自落”四句以说明“诗之妙处在含蓄无垠”、“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但诗例本身较难理解,需要结合杜甫诗歌的原文作全面理解。本文以仇兆鳌《杜诗详注》和杨伦《杜诗镜诠》为参照对四句诗例作详细疏解,以帮助读者全面理解《原诗》的诗学意旨。     

黄生杜诗研究方法略说

黄生的《杜诗说》是影响于当时却淹没于后世的一部杜诗评论和研究著作。黄生在《杜诗说》中,将孟子所提出的“以意逆志”原则作了重新诠释和具体化,并以其作为评论和研究杜诗的基本方法,力图揭示杜诗的本意。对《杜诗说》评论和研究杜诗的方法所作的初步探讨,通过对《杜诗说》的钩稽认为：黄生所提出的“深悉公之生平”、“综贯公之全集”、“融会一诗之大旨”三原则,就是“以意逆志”的具体化,是黄生在《杜诗说》中分析和研究杜诗的主要方法。黄生对杜诗创作本意的认真探寻,体现了他作为训诂考据学者的严谨学风。     

浅谈杜甫诗作的“沉郁顿挫”风格

无论杜甫自己，还是诗评家，论杜诗之主要风格，无不以“沉郁顿挫”四字概括之。《登高》《蜀相》两诗，代表杜甫七律最高成就，其风格亦可以“沉郁顿挫”一词概括。     

从《登高》《蜀相》看杜诗“沉郁顿挫”风格

无论杜甫自己，还是诗评家，论杜诗之主要风格，无不以“沉郁顿挫”四字概括之。《登高》《蜀相》两诗，代表杜甫七律最高成就，其风格亦可以“沉郁顿挫”一词概括。关于这一点，前人早有论述。胡应麟称《登高》“沉深莫测，而精光万丈”(《诗薮》)，纪昀称《蜀相》“忽变沉郁，魄力极大”(《瀛奎律髓汇评》)。本文试就《登高》《蜀相》“沉郁顿挫”之风格特点作一探索。     

韩愈诗之修辞——《驼庵讲坛录》之一节

韩愈修辞技术好,故其诗未容忽视。中国文字特别在韵文中乃表现两种风致：夷犹、锤炼。夷犹表现最好的是《楚辞》,特别是《九歌》;散文则《左传》、《庄子》。锤炼要做到“坚而难易”,应如匠人之锤铁;锤字易死于句下,故应注意“结响凝而不死”。若夷犹是云,则锤炼是山,云变化无常,山则不可动摇。老杜最能得此。字之锤炼可有两种长处：一有力坚实,二圆润。韩愈诗用字坚实不及杜,圆润不及孟,但稳。韩云：“六字常语一字难”,每字不轻轻放过。退之诗能锤炼,故其诗字法、句法及客观描写好。如《山石》,“荦确”二字,好。二字对韩愈最合适,韩是阳刚、是壮美;若用“嶙峋”,是阴柔,是幽美。“星垂”可代表老杜,“山石荦确”可代表退之。音节好,散文可以成诗,老杜能之。学老壮者多不知此,仅韩文公能知之,“黄昏”、“芭蕉”二句皆散文而成诗者。中国文学史上有演变无革命,有之者,则韩退之在唐之倡古文为有意识者。     

钱笺《秋兴八首》发微

钱谦益于明末著述的《读杜小笺》对杜甫的《秋兴八首》作了笺注,入清之后,《钱注杜诗》又更为详尽地为这八首诗作了注解.两次笺注侧重不同,方法各异,通过比较可以看出钱氏在“天崩地解”之后,于笺注《秋兴八首》中,以史证诗,寄寓其对前明的忠诚,满怀遗民之痛.     

论杜甫《同谷七歌》有我之境的生成

《同谷七歌》是杜诗中闪耀着卓异光彩的重要作品,在抒发乱离之伤感时生成了特有的有我之境,其中每首诗甚至每句诗皆可视作“有我”。但《同谷七歌》生成有我之境的环境因素、心路历程、情感内涵等诸多因素,未引起今人应有的重视,需深入探讨。     

荀子引《诗》论《诗》刍议

文章就《荀子》中引《诗》和论《诗》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分析了《荀子》引《诗》中《雅》居多的原因;浅析了荀子论《诗》.即“《诗》、《书》之博”与“《诗》、《书》故而不切”是否真正矛盾,及何为荀子提出“善为《诗》者不说”的意会读《诗》法.     

苟子引《诗》论《诗》刍议

文章就《苟子》中引《诗》和论《诗》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分析了《苟子》引《诗》中《雅》居多的原因;浅析了苟子论《诗》。即“《诗》、《书》之博”与“《诗》、《书》故而不切”是否真正矛盾,及何为荀子提出“善为《诗》者不说”的意会读《诗》法。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论吴闿生《诗义会通》

吴闿生《诗义会通》完成于1927年。他肯定《诗序》中所谓的“古序”,而批判“续序”,以此反驳其时学界“废序”的呼声。吴氏以文义裁《诗》,针对顾颉刚等人重情理而反微言的言论,努力抉发其中的“微文”,尤推崇言外之意。他将桐城派文法运用于《诗》的分析中,并对能形成阳刚阴柔融合的文法颇为用心。在《诗经》的“经”字招牌被打破的年代,吴氏从文学层面研究《诗》,极为关注《诗》在古文史、赋史上的地位,赋予《诗》以新的价值。《诗义会通》是一部学术观点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著作。     

浅论杜甫的口号诗

与同时代及其前代诗人的创作相比,杜甫的口号诗的基本特点是:将时事打入创作当中,拓宽了口号诗题材领域,提高了口号诗的诗品,且数量多,多七绝。这些创作特色既与时代创作风尚有关,也体现了诗人自觉的诗学追求。     

韩愈对李杜的推尊与王维诗歌地位的转折——兼论李杜独尊的诗学意义

王维在盛唐诗坛上声名显赫,其地位和影响均在李杜之上.李白、杜甫取代曾经的诗坛领袖王维成为中国诗学的神圣典范,虽然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势"之所趋,而韩愈作为最早倡导李杜独尊的人物,无疑是李杜诗歌价值和诗学意义的重要发现者.韩愈对李杜的推尊体现了他过人的诗史眼光和创新魄力,也初步建构了其后中国诗学的主流价值体系,指示了中国诗学发展的基本走向.     

李白、杜甫的散文创作与艺术精神

李白、杜甫的文章，不如其诗引人注目，但特色十分鲜明。李白行文重气势，常一泻千里，波澜壮阔，逸气纵横，但不无空疏之鼻；杜甫行文重意蕴，感慨深沉，内容厚重。情感跌宕，却难免艰涩之苦。李白、杜甫的文风。既是时风熏染所致，也与他们雄奇奔放度沉郁顿挫的审美追求密切相关。     

杜甫“自比稷契”大言辨

杜甫曾在诗中以稷、契自比,后人或以为这只是一句高而不切的儒大言,或举其关心国事、陈述政见之诗以证其言非虚。然读其诗,还应观其事,从杜甫短暂的仕途生涯中最重大的政绩-疏教房Guan,以及他对苏涣的过誉两件事可以看出,他对人事尚缺少正确估计,这就注定了在仕途上要遭到失败。但这并不等于说他“自比稷契”只是一句大言,因为稷、契本只是两位以民为念、为民谋福,杜诗中时时流露的“宁若身以利人”的仁心,正与稷、契“已溺已饥”之心相通。     

论杜甫诗歌对儒家圣者观念的创造性表达

“圣”是儒家政治伦理理想的最高境界 ,这种境界被杜甫创造性地在他的诗歌中表达出来。他的诗歌对于下层民众的关注、对于罪恶现实的批判 ,在古典诗歌中达到了极致 ;但杜甫又在自觉地充当着民众苦难的抚慰者 ,他到最后也没能将批判的锋芒指向更深、更关键的层次     

清思汉江上习池有草堂--杜甫与襄阳

杜甫籍占襄阳,虽未到过襄阳,然考其诗作,对襄阳有着乡情,甚至一度产生隐居此地而终老的想法.襄阳人怀念这位"乡贤",更因为他是人民的诗人.探寻古迹,追访史籍,知襄阳亦有"杜甫旧居"、"杜甫墓"等纪念性建筑,说明襄阳人亦爱自己的诗人.     

试论杜甫题画诗的“气”韵

杜甫的题画诗不仅仅是其艺术审美观的表现媒介,更蕴含着他人生的"气"韵。"气"韵在他的题画诗里表现为"瘦"和"骨"的美学体验或追求,体现了他有为于世的豪迈进取精神和人格取向,是一种内质力量的外化。     

论严羽对汉魏之诗与盛唐之诗评价的差异

严羽将汉魏之诗与盛唐之诗并举第一义,主要体现在＂悟＂和＂词理意兴＂两个层面。汉魏之诗与盛唐之诗均能达到吟咏情性的目的,所以列为第一义。严羽以盛唐为法主要体现在“气象”和“入神”两个方面：盛唐的雄浑气象超越了汉魏的浑厚气象。汉魏古诗无法达到“入神”境界,惟李、杜之诗达到“入神”境界。因此严羽虽提倡兼学汉魏盛唐之诗,但是心里真实指向是诗法盛唐。     

自笑狂夫老更狂--论"狂"与杜甫文化精神

杜甫作为盛唐时期的重要作家，其“诗圣”地位是历史地形成的，其传播、接受就是后代读依据自身化立场重新阐释之过程，因此，后代读心目中之诗人和历史上的真实存在之诗人并不一致。“狂”就是杜甫自身具备却历来被忽略的一种重要的化精神和可贵的化品质，这种化精神无疑来自于活跃、开放的盛唐时代精神，其丧失始于理学兴起的宋代。     

从历代论诗绝句看杜甫

在杜甫以后历代论诗绝句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可以看出在后人心目中的杜甫是什么样子的。先说一个小插曲,据唐人孟棨《本事诗》记载,李白有《戏赠杜甫》一诗,曰:“饭颗山前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为问因何太瘦生,总为从来作诗苦。”清人仇兆鳌曰:“此诗,唐人谓讥其太愁肝肾也。今按《李集》不载,洪容斋谓是好事者为之耳。李杜文章知己,心相推服,断无此语,且诗词庸俗,一望而知为赝作也。”或许洪、仇的看法是正确的,但这首诗写出了杜甫作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