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家儒生：“三言”中的“士人信仰”

中国的宗教自来受外来影响颇多,其中,以＂禅＂之一字,最为盛行。在晚明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已然形成了用禅的理论来完善儒家的说教,再用儒家的正统地位为禅鸣锣开道之风。换言之,即是形成了独特的士人信仰。在冯氏＂三言＂中可窥一斑。     

从毛诗序看儒家传统诗论观

毛诗序是一篇重要的汉人作品，系杂凑先秦儒家关于诗的见解，集中地表现了儒家传统的诗论观。这种诗论观的核心是风动诗教说，把诗歌当作是政治教化的一种工具，误解了诗经的本意。导致这种诗论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源头可以上溯到孔子、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大师对诗经的认识。这种认识基本上都是断章取义，大多不顾全诗的内容，有许多违背诗句的原意，从而把诗经当作政治伦理教材，形成了儒家风动诗教说的诗论观。     

论先秦诗学的“《诗》学”特征

先秦诗学是中国古代诗学的发端,虽有很多文献资料都有对＂诗＂的议论,但先秦诗学具有显著的文献之＂《诗》＂的特点,而非我们现在理论强调的文体之＂诗＂学。     

略论司马迁对先秦儒家文艺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在继承和批判先秦儒家文艺思想的基础上,司马迁形成了自己独特而丰富的文学观。发展了萌芽于先秦时期的"发愤"理论,提出"发愤著书"说;进一步深化了先秦儒家对于文学社会功用的认识;《史记》浓郁的悲剧气氛,突破了儒家诗教"温柔敦厚"的"中和"思想。司马迁具有创新意义的文学思想,对后代文艺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先秦儒家《诗》学链条中观照《孔子诗论》

《孔子诗论》是距今大约2257±65年,即公元前三世纪的重要出土文物。它对《诗经》学中的基本概念,如＂风＂、＂雅＂、＂颂＂、＂诗言志＂等作出了明确的阐释,在《诗经》发展史上,是儒家诗学系统的产物。在先秦儒家诗学的发展链条中,它在孔子与孟子之间补充了一个新的环节,从而为研究先秦儒家学派对《诗》的继承与创新的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乐记》之“乐可以观”思想考释

《乐记》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美学著作,第一次从＂乐＂的角度对儒家诗教中＂观风＂思想进行了总结,并将＂观＂细化为政治之观和伦理、风俗之观两个方面,＂观＂的最终目的是＂移风易俗＂,而达成这一目的的手段是艺术对人内心情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颜之推异于先秦儒家的孝亲观

从孝德的养成看,先秦儒家认为是天经地义;颜之推则认为父母威严而慈爱是前提条件。从事亲的内容看,先秦儒家认为敬亲、顺亲更为重要,强调精神事亲;颜之推认为养亲最重要,强调物质事亲。从事君的内容看,先秦儒家重视以＂心＂忠君;颜之推更重视以＂才＂忠君。从事死的规定看,先秦儒家要求厚葬,并祭之以礼;颜之推反对厚葬之风,并且主张不必拘束于烦琐的祭祀之礼。     

“国学”的核心

论文疏理了关于＂国学＂的几种不同定义,认为要恰当地定义＂国学＂、了解＂国学＂的基本内涵,首先应确定＂国学＂的核心对象与核心观念。与目前的主流观点不同,文章对＂儒学为国学核心＂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通过对先秦主流学派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四家主要思想及其相互关系的阐释,明确此四家为＂国学＂研究的核心对象,而在这四家之中,道家为体,＂天道＂是其核心观念;三家为用,但三家的＂人道＂主张与倾向各有不同,因而彰显出不同的人文色彩。先秦之后,融合道、墨、法、阴阳等各家而成的儒家遂成一家独尊之势,成为先秦之后中国古代庙堂的主流意识形态,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但中国文化的多元化形态乃至民族特征的丰富性,仍然离不开其他三家持续不断的影响,只有充分了解＂国学＂的核心,才能全面理解儒家的发展变化,进而准确解读中国历史与文化。     

《韩诗外传》无关诗义辨正

《四库全书总目》由古文经学立场,判定《韩诗外传》无关诗义。《韩诗外传》断章取义的解诗模式是先秦儒家孔、孟、荀通经致用、弘扬诗教的正脉。《韩诗外传》的编撰目的、编排体例、解释立场都是围绕儒家诗教的宗旨而展开,《四库全书总目》对《韩诗外传》无关诗义的误判应该从今古文斗争与政治发展的历史脉络去理解。     

从用《诗》看孔孟诗教

《诗》在先秦得到广泛的应用与传播。春秋时期，赋诗之风兴盛。进入战国，诸侯争霸，周王室丧失了天下宗主的地位，朝聘、盟会等活动不得不终止，“赋诗之风”这种文化现象失去了发挥原有作用的社会条件，用诗之风在诸子尤其是在儒家著书立说中得以继续。本文将从用《诗》的角度分析孟子对孔子诗教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论儒家“生”之伦理的理论渊源

＂生＂是儒家伦理中的重要概念,围绕着＂生＂,儒家形成了丰富而深刻的＂生＂之伦理思想。这一思想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理论渊源：原始的崇＂生＂观念——促成儒家＂生＂之观念的产生;上古天命意识——深刻影响到儒家言＂生＂的方式及其伦理主题的确立;上古气论——彰显出儒家构造＂生＂之伦理的实体形态的思考。     

论“诗骚”中的风意象

＂风＂意象是古代诗歌中的重要意象,且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先秦＂诗骚＂中的风意象不仅时代早、数量多,而且特色鲜明,同中有异,分别以其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和浪漫主义风格对后世诗歌中的风意象产生了深远影响。     

《史记》“四始”论溯源

“四始”是传统诗经学的重要概念,最早也最有代表性的“四始”论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史记》“四始”论的渊源和根本依据当于周代礼典用诗和先秦儒家《诗》学中求索.从周代重要礼仪用诗所寄寓的政治内涵,到先秦儒家通过论述这些诗篇所阐发的政治思想,再到汉代经学以“四始”总结提升这些诗篇的政治义理,是一个连贯的过程.《史记》“四始”论作为汉代诗经学的纲领性理论,是对周代仪式乐歌政治用意和先秦儒家政教诗学的继承和发展.     

试析《左传》中的“赋诗”现象

＂赋诗＂活动是春秋时代的特殊用诗现象。从赋诗的特点看,一般采用＂断章取义＂的方法,也有取全篇之义的;赋诗是一种＂微言相感＂的交流活动。赋诗活动产生的原因：对礼制的僭越是前提条件;各诸侯国举行的盟会、聘问、宴享为其提供了重要的舞台;政治人物的直接参与推动了这一活动的广泛化;诗歌具有庄严性、高贵性符合贵族身份的自我确认;诗具有含蓄委婉的特性,使赋诗成为外交场合中请求、拒绝、赞美或者嘲讽的有力工具。     

《毛诗序》作者及成书考辨

《毛诗序》之作者及成书,自古争论颇多,很多诗义解读于今看来颇为牵强,这种解读方式与先秦时期诗三百的结集方式及用途有关,诚如清魏源所云:"夫诗有作诗者之心,而又有采诗、编诗者之心焉。"毛诗序"概念虽晚出,但其基本内容及核心观念在先秦已形成,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周代礼乐文化,《毛诗序》的形成非一时一人之力,乃是周太师及后世儒家学者基于儒家话语系统不断损益的结果。     

儒家“诗教”说浅释——读《诗大序》札记

《诗大序》是我国诗歌理论的第一部专著,也是先秦时期儒家诗论的总结。儒家的“诗教”说要求诗歌密切联系现实,讽刺时政,启示后人用诗歌作为批判现实的武器。“诗歌”说指出的诗歌对政治的影响和社会教育作用,今天亦有其积极意义。     

“艺者,道之形也”——刘熙载的艺术本体论

艺术本体论探讨艺术的本原或本质问题,是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对艺术本体,中国古典美学从先秦起一直沿两个方向在探索。道家鄙薄事功而究心抽象,故侧重于万物存在方式以求之,理论上表现为“有”、“无”之辩。《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章)但道家对文艺影响最大的,不在艺术的本体观,而在艺术的虚静、朴拙等审美境界。儒家倡礼乐教化,故侧重于“体”、“用”关系以求之,理论上用道德政治厘定文艺。“诗言志”(《尚书·尧典》)号为“开山”,“征圣”、“宗经”、“文以载道”嗣响不绝。儒家对文艺影响最大的,同样不在文艺本体观,而在所谓“诗教”传统。以儒道互补为基本线索的中国古典美学对艺术本体的探索,直到晚清,迄无突破。汗牛充栋的诗文评囿于文体分割,从未     

“断章取义”辨微——论对《诗》的赋、引、解

自卢蒲癸的“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一语出,论者论及先秦人对《诗》的态度,便皆一言以蔽之曰:断章取义。近世以来,此评语渐含贬意。故对先人之不泥于文句的做法,多所不齿,而鲜有为之一辩者。其实,先秦人之于《诗》,除赋《诗》以明志者外,尚有引《诗》以证事、解《诗》以发微、借《诗》以取譬、评《诗》以论道者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复杂的情况,仅以“断章取义”一语,是难以概括的;而且,即使断章取义,也未必一无是处。笔者不揣浅陋,试为辨析,尚祈读者匡正。     

“立言不朽”与“以诗论政”：政治语言视角下的《左传》用诗述论

先秦原典文献《左传》存有大量用诗记录,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其用诗目的也呈现知志、观风、言事、述理的多样化特征,是《左传》区别于其他先秦文献而独具自身文本特征的重要表现。从《左传》“君子曰”类史评用诗可以看出,《左传》频繁引诗用诗实际是先秦儒家“以诗论政”思想的结果。若进一步追溯《左传》这一儒家用诗思想倾向的根由,实际是《诗》具有理论价值与阐释弹性的特点而担负着政治语言功能使然,是周代“立言不朽”的礼乐文化传统对各级贵族政治场合用语的现实需求所致。     

论先秦儒家之“孝”的变异

先秦儒家之“孝”是平等的,主张父子对等,主张谏诤,反对盲从.但是在与君权的斗争中,先秦儒家处于绝对的劣势,使得其不得不接受君权对先秦儒家之“孝”的篡改.结果是先秦儒家之“孝”中积极的一面被忽略,代之以专制、奴化的成分.这种变异有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内因方面,先秦儒家之“孝”理论本身不够完善;外因方面,统治者发现了先秦儒家之“孝”的弱点和漏洞,并利用其来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