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前科消灭制度在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中的意义及其建构

在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中引入前科消灭制度,可以充分发挥刑罚的教育和预防功能,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特殊保护原则。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性质是前科身份及其法律后果的消灭,我国应在适用对象、范围、实质条件以及程序方面率先进行立法建设。同时,司法机关及社会公众也应为该制度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和心理支撑。     

未成年人刑事污点消灭制度研究

刑事污点制度对当事人尤其是未成年人不利的评判效应,对未成年人的发育成长带来诸多不利影响,有违刑事处罚的目的,我国应当确立未成年人刑事污点消灭制度。在适用未成年人刑事污点消灭制度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定的要件和程序。法定的要件包括一般要件和实质要件;法定程序包括申请、管辖和受理、审理和监督、裁定和送达等具体程序。未成年人刑事污点消灭制度具有消除犯罪记录、改变法律评价和免除前科报告等法律效力。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研究

在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对于后续未成年人犯罪定罪量刑的影响;也即封存是否等于消灭,立法并未进行明确的规定,在实践中容易引起争议。对于如何处理封存制度和前科消灭制度对定罪量刑的影响,应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从刑事政策及制度设计本身的目的出发,采取"两步走"的方法,以达到刑法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之目的。     

我国前科制度若干问题探微——以未成年人前科消灭为视角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设计应遵循前科消灭制度的一般共性和未成年人特殊权益保护的精神。以此为基点,未成年人前科的概念应从广义的角度进行把握;前科消灭的范围不应做人为的限制;前科消灭的方式应将事前消灭与事后消灭相结合、自动消灭与裁判消灭相结合;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应具有绝对的效力。最后,《刑法》第100条应理解为部分前科报告制度,二者之间是彼此配合,不可缺失的关系。     

监狱改造职能与前科消灭制度的契合

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是衡量监管工作的首要标准,随着监狱社会前科报告制度的某些缺陷。在监狱拓宽改造的社会化职能同时,要树立监狱有所作为的积极思想,要充分发挥监狱作为刑罚执行机关在前科消灭制度构建中的作用,并从实体和程序方面加以制度构建。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研究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和再犯罪率都呈明显上升趋势,如何有效地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并使其成功回归社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西方许多国家设立了前科消灭制度,为未成年犯罪者的改过自新提供了宽松和谐的法律环境,这有效地预防了未成年犯罪者的再犯罪。笔者认为,立足国情,我们也应构建适合我国的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     

关于在我国设立前科消灭制度的思考

本文从考察国外有关前科及前科消灭制度入手,结合我国现实中前科对被宣告有罪或被判刑人刑事上、民事上、行政上及非法律的影响,提出设立切合我国实际的前科消灭制度的设想。     

论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

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出台与现代刑罚理念的变迁,构建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已成必然趋势和理性选择。这不仅有利于避免犯罪标签理论带来的负面影响,更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实体要件、程序要件、形式要件的构建与设计至关重要,它可以全面、客观地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确立"前科消灭"制度之研究

理性地审视一下我国现行的前科制度与实践呼唤“消灭前科”之要求两者之间的脱节 ,我们很可能无法不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下 ,“前科消灭”制度应有它的一席之地 ,这不仅在制度层面与我国一贯的刑事政策相适应 ,而且在功能层面上完全满足相应的社会要求 ,有利于预防犯罪 ,有利于对具有犯罪记录的人形成一种激励机制 ,鼓励其认真悔过 ,并能够顺利重返社会。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探析

前科作为一项有罪记录,会使行为人丧失一定的民事或行政上的权利、资格,对未成年人而言,前科对其生活以及回归社会的负面影响更为深远和严重。因此,无论从从实现刑罚目的的角度考虑,还是从保护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需要出发,我国均有必要建立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科消灭制度。     

我国犯罪附随后果制度优化路径选择——以危险驾驶罪为切入点

在以危险驾驶罪为代表的轻罪比例持续提升的背景下,犯罪附随后果制度愈发与权利保障发生冲突,已经成为刑事治理现代化转型的障碍。因此,有必要对犯罪附随后果进行全面检视和优化,对设定渊源与适用范围进行限缩,阻断犯罪附随后果适用的进一步扩张,并引入司法救济和前科消灭机制限制不利影响。程序上可以通过扩大酌定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以出罪机制限制犯罪附随后果的处罚范围。还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犯罪附随后果数据库,为犯罪附随后果的适用与救济提供明确指引。     

试论前科消灭制度的多维根据

前科消灭制度,在我国虽然还处于理论探索阶段,但国外一些国家早已付诸实施。在当前崇尚和谐、以人为本的环境下,犯罪人出狱后的生活状态也应得到我们的重视和保护。首先对前科的定义作出明确界定,而后从法律上、学理上及刑事政策上探讨前科消灭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以期能为我国有条件地实行前科消灭制度提供理论上的依据。     

建构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之探析

前科制度在预防犯罪、防卫社会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对前科者产生的消极影响更不容忽视,这需要前科消灭制度来平衡和限制其负面作用。我国虽无这方面的明确立法规定,但在今年2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中,规定免除了未成年犯的前科报告义务,这意味着我国在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立法上已开始起步。当前,在比较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努力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思考

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研究,更加注重未成年人的再社会化以及其合法权益的保护,对此,学术界普遍呼吁构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这一制度与国际刑事立法的精髓相契合,符合青少年法治的精神,同时能够消除犯罪标签以及前科报告制度带来的不利影响。虽然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正在进行不断尝试,但在刑事立法上还处于空白状态,处理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与刑法、刑诉法的冲突与衔接意义重大。     

污点“归零”的嬗变之道——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探构

本文讨论当前社会关注的未成年人前科消灭问题,从立法模式设计、适用运行考量、配套制度保障等方面对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提出了一些具体构想。     

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构想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为使有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无痕迹"地回归社会,近年来,中国法学界和司法界一直关注和调研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我国尚未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本文从我国现行法律基础和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出发,分析了我国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现实基础,分析了我国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对我国建立该项制度提出了构想。     

关于建构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思考

本文由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在全国率先提出的"未成年人的前科消灭办法"试行方案谈起,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及司法经验,阐述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意义和依据,并就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建构提出个人观点.     

积极刑法观视域下我国轻罪化的理论解构与规制路径

轻罪化已成为我国当前刑法罪名规制体系及司法适用的一种客观现实，这一现实是对积极刑法观的贯彻。积极刑法观以法益保护原则为前提，其与刑法谦抑性精神存在本质契合，其主张具有实质合理性。轻罪化趋势的出现蕴含着巨大的理论与制度价值，但其价值实现需要我国刑法规制与适用的多维度调试与转型，包括刑法规制体系的健全、前科消灭制度的增设、刑法适用的优化等。     

对大学生犯罪教育改造的几点思考

做好犯罪的大学生的教育改造工作,对其重归社会、刑事司法的效果、社会的和谐进步与文明都有重要意义。对犯罪的大学生的教育改造工作应从三个方面予以加强和完善：一是顺应刑罚轻缓化的趋势,对犯罪的大学生科以较轻缓的刑罚;二是在对犯罪的大学生的刑罚宣告及执行方面完善缓刑执行制度、推行社区矫治制度,确立前科消灭制度,完善监狱管理制度等;三是对犯罪的大学生各高校要慎用处分,并规范处分程序。     

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免除的必要性与体系性构建——兼评《刑法修正案（八）》第19条

刑法第100条规定的前科报告义务为未成年人犯罪人复归社会造成障碍。《刑法修正案（八）》第19条首次对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免除作出明文规定,然而由于立法态度过于保守,条文规定过于简化,仍需对现有规定加以完善,从而真正实现对未成年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