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实录》之东传朝鲜及其影响

朝鲜王朝(1392—1910)作为明、清时期(1368—1911)中国最为重要的藩国,政治上以明、清两朝为宗主国,文化上亦以儒家文化为依归,建立了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的儒教王朝。朝鲜长期以来一直想方设法购求明、清书籍,朝鲜使臣出使之际,搜罗中国典籍是其必定的任务。随着儒教文化的日益深入人心,采     

宋与高丽的典籍交流

高丽系我友好邻邦,“周为箕子之国”,自古与中国关系密切,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影响深广。 公元918年,王建创立的高丽王朝统治朝鲜半岛凡四百七十五（918—1392）年。在此期间,中国历经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宋（辽、金）、元、至明朝初年。高丽朝创建伊始,即遣使后梁,随后不断与中国历朝政府通好,使节往来,互献方物,保持友好关系。 据不完全统计,自宋太祖建隆三年（962,高丽朝光宗十三年）十月至南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高丽朝毅宗十八年）三月,这203年间,高丽遣使来宋达67次,宋朝正式遣使去高丽也有二十七次以上。通过非正式外交途径,自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到南宋帝昺祥兴元年（1278）,这266年中,宋商以民间贸易形式去高丽达129次,人数有5000余人。两国交往频繁,经济、文化交流为其重要方面。 宋丽之间的文化交流多种多样,内容广泛,而典籍（包括印刷术）交流则是其中极重要的内容。宋丽典籍交流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儒家经书及其他诸子百家书籍;二是医药典籍及有关验方;三是《大藏经》等佛典交流。当时,高丽使节入贡常来求书,宋帝曾先后把重要典籍,如《大藏经》、御制《秘藏诠》、《逍遥咏》、《莲花心     

越南汉籍 文化益彰——基于中山大学藏越南汉籍之考察

中山大学历史悠久,收藏古籍资源丰富,其中有一些是在古代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用汉文刊刻的古籍,在国内统称朝鲜本(或称高丽本)、日本本(或称和刻本)、越南本(或称安喃本)。这些古籍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各国文化及各国汉籍的刊刻特点。本文着眼于越南汉籍,藉此探知越南本土文化及其与中国文化之渊源。     

《辽史·高丽传》考证

在历代正史中,《辽史》以其简略疏漏,向为史家赀议。其卷一一五《高丽传》记辽丽关系事亦多疏略,且舛误颇多。现笔者对《辽史·高丽传》略加考证,不当之处,幸祈教正。一、"自太祖皇帝神册间,高丽遣使进宝剑"。按:据《辽史》卷一《太祖纪上》载:太祖元年(907年),耶律阿保机"燔柴告天,即皇帝位"。太祖九年(915年)"冬十月……高丽遣使进宝剑,吴越王钱镠遣滕彦休来贡"。此"高丽"当为"泰封"之误。据《朝鲜史略》载,903年,弓裔建立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的作者、版本及史料价值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是北宋徐兢出使高丽归国后撰写的史料笔记,对研究高丽王朝史、宋丽关系史及宋代海洋发展史颇具参考价值。此文就其作者情况、版本源流及其史料价值进行了考证、梳理与阐释。     

南朝鲜的汉文图书

古代朝鲜原无文字,乃借汉字、汉文为其表达情意之工具。据历史记载,自春秋战国起,汉文图书即东传朝鲜,他们使用汉文记载其历史文化、制定其典章制度。朝鲜各王朝,利用派遭赴京事大使行员的文化机构,不断地输入中国典籍,并将购得之书籍刊印出     

韩国广播电视的发展历程：叙述与分析

由于历史的原因，高丽(Korea)这个民族的国家名称屡经变动。特别是冷战以后，又分为情况迥异的南北两个部分。本文介绍韩国广播电视的历史，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称这一国家(有时是指地区和民族)为高丽、朝鲜、南韩或者韩国。     

他者眼中的中国形象——《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出版

中国与朝鲜半岛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明一代保持着良好的往来关系。高丽、朝鲜两朝大臣出使明朝,必记载沿途之见闻、会见之盛况,并抒发自己的感想。他们在接待明朝使臣过程中,必以诗文唱酬,有些还通过交往成为至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的《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收录的     

蒙古族题材电影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兼论“中华民族”的符号化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的前进方向和基本遵循。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运用视听手段,在国家形象建构、民族文化互动、民族国家认同、民族文化传播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蒙古族题材电影在少数民族题材影像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位置且具有典型性,“十七年电影”时期利用意识形态建构突出民族交往;改革开放后立足“文化叙事”体现民族交流;二十一世纪以来着眼“多元”与“解构”的叙事方式表达展现民族交融。研究这一题材影像内容,有助于分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深化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解,对厘清“中华民族”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符号化亦有着重要意义。     

古代维吾尔族与蒙古族图腾比较研究

图腾是我国古代各民族普遍存在的信仰现象,对我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文化融合也有很大的影响。文章通过研究图腾文化在古代维吾尔族和蒙古族信仰文化中的特殊地位,探讨维吾尔族和蒙古族祖先之间的文化交流。     

从《清史稿(关外本)》看中朝官方交往

清代中朝交往频繁,《清史稿(关外本)》中关于朝鲜与中国交往的记载有一千余条,其中卷五二六、列传第三一三、属国一专门对朝鲜作了翔实记载,通过《清史稿(关外本)》研究中朝官方交往,可全面掌握清代中朝官方交往的基本状况.     

中外文化交流与出版

中国古代和朝鲜的文化交流公元4世纪前,中国造纸术传到朝鲜,7世纪又由朝鲜传到了日本。4世纪后半叶,当新罗统一朝鲜后,王号、年号都采用了汉文,以后还向中国派出遣唐使和留学生。10世纪以后,高丽设立了专管造纸生产的“纸所”,并向中国输出用他们的纸抄写的《大藏经》等儒、佛教的经典以及其它大量书籍。11世纪中国的泥活字印刷术传入高丽,约在13世纪中期,朝鲜发明了金属活字。14世纪初高丽在元朝首都燕京开设了万卷堂,探究儒学、史学、文学和     

宋时高丽扇、纸、墨输人中国考

文化交流是双向性的。在渊源流长的中韩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国文化对韩国产生了明显而又深远的影响。同时,韩国文化也有所反馈。宋时高丽物品的输入,就是其表征之一。宋代高丽与中原交流频繁,高丽物品通过朝贡、使节互访及民间贸易等途径大量输入中国。     

从《明史》看中朝官方交往

明代与朝鲜交往频繁,《明史》中关于朝鲜与中国交往的记载有一百余条,其中卷三二○、列传第二○八、外国专门对朝鲜做了翔实记载,通过《明史》研究中朝官方交往意义重大。     

试论古朝鲜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本文中的“古朝鲜”,主要是指西汉武帝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在朝鲜半岛设置乐浪、真番、临屯以及玄菟等四郡之前,朝鲜半岛大同江流域的箕氏、卫氏二个政权实体,同时,对檀君神话的有关问题也有所涉及。关于古朝鲜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一直以来颇为中外学界,尤其是东北亚学界所关注,然而迄今尚存在较多分歧。由于古朝鲜在朝鲜半岛历史、中国东北史,以及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古代关系史中处于重要地位,     

宋与日本、高丽政治关系之比较

由于受到诸如政治态势、地理位置、心理层面等各种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宋与日本、高丽三国在对外交往方面,呈现出与前后时期截然不同的时代特色。     

从《明史》看中朝官方交往

明代与朝鲜交往频繁,<明史>中关于朝鲜与中国交往的记载有一百余条,其中卷三二○、列传第二○八、外国专门对朝鲜做了翔实记载,通过<明史>研究中朝官方交往意义重大.     

朝鲜汉文书籍之研究

在朝鲜世宗大王创造朝鲜文字母之前,一切均以汉文为表达之工具,此类文字所书写成之作品或书籍,谓之汉文书籍。中国汉文传人朝鲜甚早,公元前二世纪燕国卫满在朝鲜北部建立卫氏朝鲜。汉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在朝鲜设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等四郡。朝鲜民族与中华民族关系密切,而其受中国汉文化影响,亦可想见。一直到李朝时,朝鲜创出其自身之文字,但     

宋与高丽的典籍交流考论

宋代,大批书籍通过官方途径流入高丽,由于两国间发达的商贸往来,民间交往在两国的典籍交流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通过对两国间典籍交流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交往途径方面,民间渠道与官方交流有着较为明显的分工;在书籍种类方面,流向高丽的书籍有着显著的特点.同时,高丽也有一批书籍流向宋地,弥补了宋某些书籍散佚不全的缺憾.参考文献23.     

《朝天录》与《燕行录》--朝鲜使臣的中国使行纪录

朝鲜王朝（1392-1910）定期派遣使节出使明、清王朝，而明、清两朝亦常常派使臣出使朝鲜，双方使节往来相当频繁，所以明、清时期的中韩外交有“使行外交”之称。朝鲜使节回归之时都要向国王禀告出使情况，每次出使都有书状官专门负责记录出使时的见闻，作为回国时禀告国王的依据。而朝鲜使臣亦多乐于著诗文描述出使情况。朝鲜称出使明廷为“朝天”，而出使清朝为“燕行”。故而朝鲜王朝出使明朝的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