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作为治理国家方略有其历史渊源。当代的“德治”、“法治”与以往“德治”、“法治”有根本区别。以德治国”是对“依法治国”的进一步肯定和有力支持，是在施行社会主义法制的同时加强道德建设，实行德政与德教。法治是道德的基本体现，道德是法律的精神基础，二紧密结合，相得益彰，互为补充，共同起着维护秩序、固国安邦的重要作用。中国当代的“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内容以及实现途径是对以往所有“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继承和发展，并独具中国特色。     

论和谐社会与教师道德建设

胡锦涛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这说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道德是重要的精神支撑和规范保证，而新时期礼会主义道德建设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因此，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重要内容的教师职业道德（简称教师道德或师德）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道德是指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和应具备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谐社会的提出，要求我们把教师道德建设放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这个全面、协调、持续发展的社会时代背景中去认识，要求我们用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对和谐社会中的教师道德建设作系统、综合、动态的思考与创新。     

论荣辱观下的法治文明与道德文明

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分析和探讨法治文明与道德文明各自的特性及其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内在联系.这为深刻理解领会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必须紧密结合起来

“法治”和“德治”的结合既有思想源流,又是科学的治国方略,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客观需要。实现二者的结合必须既要抓法治建设,又要抓道德建设,既要加强普法教育,又要加强道德宣传,同时要加强立法工作,使其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对违法行为要把依法制裁和道德谴责结合起来。     

法治的必然选择--兼论"法治"与"德治"

“法治”不等同于法律或法律作用,“德治”不等同于道德或道德作用。“法治”并非不容道德,“德治”亦非必然排斥法律,法律和道德可以共生,但“法治”与“德治”却不能共存。“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中国的法治之路虽然艰难而漫长,但“法治”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法律伦理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根本作用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本质上说，是对于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良好的法治环境，而良好的法治环境又是以道德价值为判断标准的。法律是否能够有效运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是否建立于优良的道德价值基础之上。可见，法律伦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作用。     

"八荣八耻"荣辱观:社会道德共性的凝练

"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有着非常丰富的道德内涵。它的提出与倡导适应了建立和谐社会的时代需要,是社会和谐的有利因素,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八荣八耻"具有在全社会普遍推广和实践的道德弹性,也有底定道德下线的"法治"刚性;作为先进文化建设的一大举措,"八荣八耻"将道德的时代性与传统性相结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关于和谐社会的伦理学思考

当代伦理学的价值目标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六大特征完全一致，因而研究和谐社会建设的伦理学对策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课题。“佘正”是伦理学的核心范畴，因为“没有公正便没有道德”、“公正即和谐”，这是中外伦理学的古老命题；当代伦理学认为，社会和谐必须以社会公正为前提，因为“公正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落实社会公正原则，追求效率与平等的最佳结合，切实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为此，我们要高举邓小平社会公正思想的旗帜，加强“三公教育”即公正教育、公仆教育和公民教育，抓紧制度公正和民主法治建设，努力实现由传统的臣民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的转型——这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治本之策。     

和谐社会需要构建法律与道德的良性互补关系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是法治社会,但法治社会并非是完整的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客观上要求我们在抓好法制建设的同时,必须抓好思想道德建设,构建法律与道德的良性互补关系是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一项重要的任务。     

谈"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

江泽民同志在2002年1月10日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以德治国”的方略，这就是：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在中国历史上，很多人都主张儒法并用。中国封建社会繁荣时期的唐朝，统治者一面搞“贞观修礼”，制定了一套封建的道德体系，以“正家”、“定天下”；一方面又制定法律，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最严密、最系统的封建法典——唐律，…     

论儒学“中庸”思想与我党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论断,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我们党郑重地强调社会和谐,并把和谐社会问题提升到这样的高度,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不仅是对儒家“中庸”思想的继承,而且为也为包括儒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和发挥作用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浅析邓小平理论中的和谐社会思想

邓小平理论中关于“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及发展”的思想为“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充满活力”的和谐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充分表达了邓小平理论蕴涵的和谐社会思想。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城市社区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命题的提出,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认识的新发展。本文从我国建设和谐城市社区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系的分析入手,将城市社区建设纳入和谐社会视野,深刻剖析构建和谐城市社区的重要支点,正视和谐城市社区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并提出构建和谐城市社区的有效实现途径。     

无讼思想对社会主义法治的影响

无讼思想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中占据重要地位,它蕴含了我国古代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价值追求。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我们这必须重视借鉴传统无讼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殊意义。     

用"三个代表"思想指导"三个文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个代表”与“三个文明”的提出,是我们党在面临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作出的科学论断。必须在理论上廓清“三个代表”与“三个文明”的辩证关系,在“三个代表”思想指导下,推进“三个文明”的发展,通过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提升“三个文明”建设的内涵和质量。“三个文明”的目标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政治保障和精神支撑。     

宪法精神与提高执政能力建设研究——以构建和谐社会为中心

行政法作为与宪法关系最为紧密的一个部门法,行政机关的依法执政能力直接决定着宪法精神的贯彻落实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从对当今中国宪法精神探讨入手,阐述提高着政能力建设与贯彻宪法精神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进而指出了“以人为本”、“人权至上”是当代宪法和依法行政的最高原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宪法应当体现反特权的人权化精神。     

古代“和合”思想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和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指异质事物的多样化统一,它给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源支持.我国社会的变迁和转型凸显了社会的各种矛盾,为有效解决这些矛盾,我们必须重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制度安排、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矛盾双方的互利双赢、避免文化冲突,以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目的.     

“会通-创新”：我国法治文明和谐发展路径之构想

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和谐文化,倡导和谐精神的背景下,我国法治文明的和谐发展模式可以构想为“会通-创新”,即古今会通,探寻中华法系和谐理念的当代建构;中西会通,促进移植法律与本土文化的和谐兼容;制度与观念会通,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法律文化观;区域会通与城乡会通。协调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发展的和谐平衡。     

论法律意识形态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理念应在法律意识形态层面上获得理解。必须意识到,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指导地位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通过法律意识形态进行主体建构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实践过程中则要关注此种建构的目标和方法。     

和谐视角下的"群体性事件"政治解读

“群体性事件”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表现,其产生有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政府管理等多方的原因。科学解决“群体性事件”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也是对政府施政水平的检验。为此,从当前“群体性事件”发展现状入手,结合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探求这一问题衍生的根源,并提出一些基本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