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的主要途径及作用

我国古代职业教育发端于原始的技能传授,在历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不断变更后逐渐发展和完善。各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状况、社会状态和发展要求培植和造就了形式多样、途径各异的职业教育。无论是作为官方职业教育的设官教民、职官科技教育、艺徒教育、职业专门学校,还是作为非官方职业教育途径的私学和私人授徒等职业教育的主要形式,它们都对承袭专业技术、繁荣地方经济,增进教育普及,促进我国古代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古代职业技术教育之方法

艺徒训练制贯穿中国古代职业教育历史进程，无论是世承制、官工作坊制，还是官工业制、民间师承制，都倡导或坚持了技艺、规范和就业道德融为一体，注重示范与模仿、总结与交流。案例教育方法不仅体现在职医、职官教育之中，也体现在吏员训练和艺徒训练等方面。算学教育渗透于天文历算、冶炼铸造、纺织制器、赋税徭役、商贾买卖等职业技术教育之中，坚持联系生产、生活实际于始终。     

职业教育"半工半读"及其制度的解读

"半工半读"与职业教育有着天然的联系.我国职教界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比较混乱.正确解读它对于中国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研究至关重要.所谓职业教育的半工半读,从广义上说,是指存在于职业教育中的"既工作又学习"或"既学习又工作"的教育形式、学习形式或教育制度.在中国,理想的"职业教育半工半读制度"应是指职业教育机构实施"半工半读"教育所应遵循的一系列制度和规范的总和.历史地看问题,在近现代,"半工半读教育制度"的本质是企业教育文化与社会教育文化的一种融合.这种融合不仅有利于职业教育制度的完善和职业教育功能的发挥,而且有利于国家教育体系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     

治事、安身:中国古代职业技术教育的范式

范式作为一种特定社会成员共同接受的信仰、公认的价值和技术的总和,反映在中国古代职业技术教育中是"治事"、"安身"的追求。"治事"、"安身"的中国古代职业技术教育范式,是在自在性教育制度中发展和通过强制性教育制度不断强化的。在古代职官教育、职医教育、艺徒制教育和农业技术教育中,中国古代职业技术教育的范式体现为"治事、成物"、"试验候症"、"以技安身"、"人为物本"等思想与实验观测、取象比类、问难论辩、观察模仿、示范推广等方法相结合,通过实学思想总结,使"中体西用"成为近代职业技术教育的内部文化力量,对近代职业技术教育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     

中国古代职业技术教育的范式研究

范式作为一种特定社会成员共同接受的信仰、公认的价值和接受的总和,反映在中国古代职业技术教育中是"治事"、"安身"的追求。"治事"、"安身"的中国古代职业技术教育范式,是在古代早期知识生产过程中实用技术知识与思想知识分离及其思想对技术知识的统领下,社会分工与职业分化中形成的,是在自在性教育制度中发展和通过强制性教育制度不断强化的。中国古代职业技术教育的范式在古代职官教育、职医教育、艺徒制教育和农业技术教育中,体现为"治事、成物"、"试验候症"、"以技安身"、"人为物本"等思想与实验观测、取象比类、问难论辩、观察模仿、示范推广等方法相结合,通过实学思想总结,使"中体西用"成为近代职业技术教育的内部文化力量,对近代职业技术教育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     

近代"职业教育" 内涵辨析

近代学者对于所处时代"职业教育"内涵的理解莫衷一是.如果从职业教育的意义 、职业教育的目的和职业教育的范围,反观近代学者所阐述的"职业教育"的内涵,认为近 代职业教育的内涵应从实然与应然两个层面进行理解.并从职业教育与实业教育的关系,职 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关系以及职业教育与文雅(文化)教育的关系的阐述中,希求加深对于近代职业教育内涵的把握.     

试论明代王府官铨政制度

王府职官是自汉代正式形成的,专门辅导宗室、管理藩府日常生活和行政的特殊职官群体。明代对王府官的铨选、考核、升转和致仕的重视程度与宗藩地位的变化有莫大的关系。明代王府官铨政制度以正统为界,先后经历了由重视到歧视的更替过程。正统以后,王府官铨政制度的弊端导致了王府官庸、劣、老病问题日益突出,这是与明中后期藩禁制度的形成,宗藩权利受限以及明廷为解决"选人—官缺"供求矛盾休戚相关的。     

职业教育地位"应然"与"实然"的冲突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独特的教育类型,既是教育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产物,也是教育适应人的发展需要的结晶,具有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附着于自身的"应然"地位.但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实践分析,存在着明显的"认识"与"行动"的反差、"元价值"与"隐价值"的冲突以及"成本"与"收益"的错位等现象,需要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口,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地位,创设有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良好环境.     

中国的行会制度及其未能孕育职业教育的原因

职业教育的逻辑起点是"技艺自由",职业教育的出现标志着技艺阶级争夺教育权的胜利.在西欧,行会制度及其职业伦理是职业教育孕育的土壤.在中国皇权专制制度与地主制经济模式中,行会组织具有官营性和宗族性特征.中国行会的职业伦理是皇权文化的一部分,反映在教育上就是"官本教育"和"宗亲教育",它与皇权专制统治与儒家宗族制文化传统在一种"闭循环系统"中不断调和、相得益彰.这种教育权利上的"弹性行为"造就了中国行会制度在生存上的顽固性,技艺阶级始终没有形成独立力量,其教育也必悄然地消融于皇权教育中.     

"侍女"-"红十字医院"-"姊妹"——从意大利教育与培训制度的改革看职业教育性质与地位的嬗变

意大利的教育与培训制度经过了从"双轨制"到"一体化"的改革.在这一改革进程中职业教育的地位也在不断的提升.与"学术流"的教育相比,职业教育从地位低下、处于从属地位的"侍女"升级到了具有平等身份的"姊妹",开辟了一个新的发展局面.     

"西伯善养老"的深层理解

夏、商、西周之时，极重“养老”。这里所说的“老”，当然不排除民间普通老人，但主要还是指那些在朝廷任职或已经致仕的贤德之“老”，他们多被安置在各级学校为“师”。由于当时学在官府，官师合一，“师”也就是官，尤其是天子之学——太学里的“师”，其实就是帝王的高级参谋，其官职更高、地位更尊。所以“养老”在很大程度上即意味着“尊贤”，这就是伯夷、叔齐、太公等听说“西伯善养老”即欣然前往归依的真正原因。     

说"父母官"

“父母官”是中国古代阶级社会的产物,是古代统治者为其地方基层行政长官掩盖压迫、剥削实质的一块遮羞布,不能用来称呼我们今天的人民干部。人民干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与专司压迫、剥削人民的“父母官”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有的人民干部以“父母官”自居,必然会产生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任其发展下去,定会使党的事业遭受损失,最后也毁了自己。     

汉代的地方吏治略论

吏治是古代官吏特别是地方官吏管理和统治民众的方式和治绩。从某种意义上说,吏治又指治吏,或吏政。汉代在地方官吏的管理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文章试图从官吏的教育、选拔和任用、考核与监察以及考核后的奖惩等几个方面,探讨汉代地方吏治的合理性因素,力图为当今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供借鉴。     

汉代官学教师制度述论

汉代是中国古代官学教师制度的初创时期。太学博士与郡国文学,既是官学教师,又是国家官吏,其教师身份尚不十分突出,对其选用、升迁已出现较为明确的制度规定。博士、文学秩卑而职尊,仕途通达,而官学教师不甘久典教职,这一特点在汉代已经显现。     

“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异化之觞

"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现象古已有之,引人深思的是,近几年这种现象在大学和科研机构愈演愈烈。究其原因,与自古以来把"学而优则仕"异化为读书做官,以及现在社会流行的"官本位"有关,其实,"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其所体现的是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正本清源的"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值得我们今日发扬光大。     

艺徒制度:中国古代“工艺学校”技术传承研究

艺徒制度是古代官府手工业技术传承的主要模式。其以工商食官为总体制度背景,因官业办学而与官府手工业盛衰相伴。自西周,艺徒制度的工师选择、立样程准、严格学程、令丞试工等技术传承环节逐步成熟。其技术官守、法式授艺、因能分任、技艺压抑的内在特征彰显出存在合理性与冲突并存。时代变迁,但仍有极具价值的启示意义。     

略论中国古代司法实践中的"吏弊"及防范

吏在中国古代司法运作中不可或缺,但大多素质低下,贪酷成习,自身存在着很大弊端。“吏弊”对古代司法腐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中国古代司法实践中“吏弊”久禁不止的原因、表现,以及官员们总结的防范经验有必要进行系统论述。     

中国古代学校与选士关系的发展

古代教育的宗旨就是培养统治阶级治国人才，必然与选拔官员的选士制度紧密联系。经历了汉代太学为选士的一个途径，唐代官学为科举的一个来源，宋代学校取士替代科举取士的尝试，到明清学校与科举的一体化，学校与选士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受选士的支配也越来越强化，乃至成为科举的预备场所，归根结蒂是服从于封建政治发展的需要，培养和选拔人才的要求仅在其次。近代政治形势和教育体制发生根本变化后，科举的废除就是必然的。     

汉魏"浮华交会"释义

“浮华”之初义,源自中国古代“重本抑末”的经济思维,后来扩大到社会认识的各个领域,演绎成为一种社会政治语言。“交会”一词,本源于先秦士人的“游宦”、“游仕”;西汉时儒学兴起,士人求师问学、周游四方,此后演绎为结党权门,交援求名之义。两者皆因有悖于经学传统与名教政治,而为绝对皇权所深恶,最后成为汉魏时期士风变化与思想演进之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