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进改革“下半场”：大学治理能力的理论框架与院校生产

拥有同样治理体系、结构或制度的大学在治理绩效水平上存在天壤之别，往往源自于差别化的治理能力。当前发展新征程下，转向治理能力的研究，不仅能突破和弥补现有相关研究存在的壁障和“能力不在场”的缺憾，也是我国大学治理现代化改革往“下半场”转进的现实需要。基于要素-资源的视角，大学治理能力作为大学实现治理目标的综合性力量，就其本质而言是大学对其拥有的各种要素进行配置过程中的影响力、控制力及其效果的综合体现，表现为所能生产的资源的多少。在大学治理能力生产中，院校作为行动者和要素配置的平台，承担着从“潜能”（要素）到“显能”（资源）现实转化的中介角色。院校对相关要素的配置，不是简单的要素加总，而是现有时空条件下最大治理成效获取的配置，并形成对要素利用、探索、再利用、再探索的良性治理循环。在具体的配置方式上，院校要根据要素在不同维度上所具有的时效性、流动性、离散性和稀缺性，相机采用或综合采用研判、响应、转移、联结、转换、延展等配置方式，从而将大学发展所需的资源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出来。     

大学机构改革的“主体”逻辑与思维转换

机构是维系大学组织运转的基本功能构件,也是大学治理能力得以体现的、最具稳定性的组织力量。从西方引入的行政主体理论及其不断周延的行政主体概念,使大学的主体从一元的“行政主体”,延展到多个“权力主体”乃至多元的“治理主体”;也使大学的机构设置易陷入“主体”困局及其逻辑牵引下的改革困境。实现大学治理的“中国之治”,大学机构改革需要转换思维,即转向具有统合性理论特质的整体—设计思维。基于“整体”,大学有且只能有一个主体或行政主体,校内的其他机构都是向其负责的职能部门。大学应注重整体效率和个性化需要的“链条式”协同管理。重在“设计”,大学所具有的非线性、多要素相互耦合的特点,意味着不仅要有创造性的机构布局,还要有创造性的制度安排及流程设计。     

世界一流大学智库跨学科研究合作的关键要素与运行策略——基于美国5所世界一流大学智库的分析

跨学科研究合作是大学智库开展政策知识生产的重要科研形式。深入探究世界一流大学智库跨学科研究合作的关键要素与运行策略,对于促进大学智库研究成果满足政府决策需求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对美国5所世界一流大学智库进行案例分析发现,跨学科研究合作的关键要素主要有发展理念要素、研究人才要素、研究对象要素、研究资金要素、研究技术要素和研究平台要素。通过制定并运行发展规划指导、多元化人才聚集、团队知识共享、科研资源协同、研究成果管理等策略,促进了大学智库跨学科研究合作关键要素的有机融合和政策知识生产的有效实现。美国5所世界一流大学智库跨学科研究合作的经验,为我国特色新型大学智库建设提供了诸如坚持问题解决导向,建立中国特色的“旋转门”机制,重视非正式沟通网络在跨学科研究合作中的作用,整合校内、校外两个层面资源,健全大学智库治理结构等启示。     

现代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研究

大学是复杂的非营利性专业组织,也是需要不断进行治理的高度制度化组织,其内部治理结构的持续完善是回归大学自由本质的核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推进已经成为当下大学发展的战略性选择。在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的制度引领下,完善制度保障体系、规范行政权利机构、配置权利制衡机制,构建科学、完善的现代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是我国大学发展的实践旨归。     

试析大学法人治理结构的构成要素

本文通过对大学法人治理结构的内涵以及英、美、日、德四国公立高校校级治理结构中共同要素的探讨,析滤出大学法人治理机构的构成要素,以期为我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提供参考。     

大学民主治理途径探析

在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过程中,完善大学民主治理机制日益成为高等教育工作者研讨的热门话题。治理理念、治理制度、治理机构、治理方式是大学民主治理机制的四个构成要素。着眼"四要素"探析大学民主治理途径,对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大学领导力提升:推进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大学之于高新知识生产及其生产力转化、知识创新型人才及其高新技术研发人才的培养具有引领性、主导性、基础性及由此带来的垄断性,决定了大学已经成为国家经济起飞、社会进步及其稳定、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具有动力价值的生产力要素。在国家现代化及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对高新知识和高新技术及其创新具有决定性的高等教育承担者大学及其治理能力的率先现代化,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通过大学领导力提升这一途径。在讨论"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何以如此重要"及厘清"大学领导力与大学治理能力的关系"基础上,从"思想力""组织力""决策力""制度力""资源力""文化力"及"校长力"7个方面构建并解读了大学领导力要素模型。     

政府·市场·社会:大学外部治理的权力要素与模式创新

大学外部治理中存在政府、社会与市场三个核心权力要素。根据三个权力要素在大学治理中的作用与地位不同形成了"政府控制型"、"市场主导型"以及"社会服务型"等三种大学治理模式。我们需要从现实国情来综合权衡,对现有的治理模式进行分析,创新大学治理模式,既要保证执政党与国家的有效介入,还要强化国家与社会的强力合作,同时防止市场力量的无限干预。     

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支撑要素、建设理念与路径选择

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大学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维度和显著标识。从大学建设与改革的整体运行逻辑上看,大学治理能力可以进一步细分为顶层设计能力、资源调配能力、行动执行能力、政策驾驭能力等关键支撑性要素。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需要遵循“人本”“系统”“精细”等基本理念和底层逻辑,着力提升治本能力、治标能力、精细化治理能力和共同体价值整合能力。     

世界一流高校章程的关键要素分析* ——基于国20校章程文本的研究

高校章程作为上承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下启高校具体规章制度的桥梁,对建设现代大 学制度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选取 国20 所世界一流大学的章程文本为研究对象,在实证分析研 究的基础上,梳理出高校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高校的决策权力机构组成及权力范围、执行权力主体、 监督主体和民主治理机构等要素。尽管不同国家、不同高校的章程中,治理要素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性,但还是呈现出一些共性,例如决策机构的组成、决策程序、执行机构权力界定等。这些对于建设 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从“积极政府”到“自制政府”:新时代现代大学治理中的政府画像

政府干预是影响现代大学治理的重要变量。作为一种干预形态,"积极政府"的定位源于特定的时代命题,其行动产生了预设的积极效用,有力推进了中国大学的现代化进程,但同时也带来了制度赶超、政策过剩、大学能力单一等消极效应。新时代的国家治理转型为政府善治大学提出了新愿景,面对如何营造有利于大学内涵式发展的外部环境、如何避免现代大学制度落地过程中的悬置、如何引导大学真正服务社会等挑战,政府应从"积极介入"走向"自我节制",通过规范介入的空间、减少介入的主体、变革介入的方式、降低介入的动力等策略描绘出理想的"自制政府"画像。     

全球治理视域下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 内涵新解与实践进路

高等教育国际化既是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应然要求，也是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体系和彰显全球教育治理能力的重要尺度。从全球治理的视域出发，构建“价值共识-制度公约-组织协商”的多维度分析框架，以此梳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实践从接纳共享到输出共享、从场外接轨到场内共建、从松散联合到协作共商的演变特征，并揭示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面临三大矛盾：价值共识共享中的路径依赖掣肘、制度公约共建中的本土角色暗淡、组织协商共商中的合力发挥不足。基于此，我们应加强文化自觉，构建中国高等教育国际话语体系；提升制度能力，深度参与高等教育国际规则的实施与制定；注重多元面向，打造分层分类的国际化网络协商新格局，以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和全球教育治理能力。     

我国高校院系治理的困境及消解

院系是高校治理的基础，是高校功能使命的直接承担者。推进院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已是当务之急。本文基于改革的历史和现实，具体分析了院系治理面临的四大困境，并提出了通过科学谋划院系布局、推进办学重心下移、找准学校和院系的职责定位、理顺校院关系、建设实质性学院制来消解“前提性困境”；通过廓清认识误区、加强党政联席会和党委会建设、构建科学的治理决策程序和贯彻领导班子成员“一岗双责”来消解“关键性困境”；通过突破习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把握规律和实际、强化“双带头人工程”来消解“优势性困境”；通过塑造风清气正的学术育人生态、保障教师在办学治院中的主体地位、强化学术评议机构建设和决策程序的制度性保障来消解“核心性困境”。     

我国层级性大学信任的生成：权威文化与制度绩效的共同影响

对我国大学信任不平衡结构的实证考察及理论思考,是大学信任研究和大学内部治理效能提升的应有之义。本文从权威文化和制度绩效两方面考察了我国层级性大学信任的生成机制,深入探讨了两者的共同影响和异质性效应。实证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大学信任呈现出随着大学层次的下降而逐级下降的层级性特点,这一特点受到了权威文化和制度绩效的负向建构作用。研究还发现,权威文化和制度绩效对层级性大学信任的影响不是单独起作用的,而是共同产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等教育公平可以作为威权主义价值观影响层级性大学信任的替代性变量,应建立基于分类分层的大学信任差别化构建机制,以弥合重点大学信任和非重点大学信任的差距。     

高校学术委员会参与治理的制度理想与现实困境——组织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高校学术委员会参与治理受到国家政策及法律法规、学校基本制度以及具体制度建构的复杂制度环境影响。从组织新制度主义的视角出发，通过对北京3所高校的研究，发现3所高校的基本制度趋同，不同层次的制度对个体行为的指引存在较大差异，学术委员会参与治理的事项范畴小、频次低、决策控制程度弱。复杂的制度环境、人对制度要素的差异化认知及对制度的能动作用、外部环境对制度刚性的形塑等，都影响着学术委员会参与治理。制度环境的诸多冲突导致学术委员会参与治理的行为与制度之间呈现“松散耦合”状态。要促进学术委员会更好地发挥作用，需进一步回归高校的学术本位，促进形成共同治理的“共享的观念”，细化学术委员会参与治理相关制度条款并强化监督，重构具体制度，统整学术委员会的权力并完善决策执行的组织体系，发挥领导者等个体对制度的能动作用。     

高校校院规划目标耦合的治理机制与挑战——基于WN大学事业发展五年规划的案例分析

目标治理是高校协调学校层面的统一性与学院层面的多元性之矛盾的有效治理方式。我国高校校院规划目标治理机制的核心在于学校与学院的规划目标耦合。对案例大学事业发展五年规划的分析表明,我国高校校院规划目标总体上趋于耦合而非碎片化,耦合的主要途径是政治引导和行政压力的双重作用机制。我国高校治理模式正在从校级独大的单中心治理迈向校院复杂互动的多中心治理。学校对学院的控制和引导方式日趋多样化,其中的关键在于,面对作为多中心利益体的学院时,学校如何将自身目标有效贯彻于学院治理目标之中。     

Institutional commitment of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aged students: a potential brand measurement?

Currently, 18–21-year-olds account for 60% of university students; mature students represent 40%. Attrition (dropping out) can be related to discordance between a student's perception of the university created through branding and marketing of the institution and the university's actual environment and offerings delivery. This study adds to this research by indicating: (1) retention factors do vary for first-year students, depending on age and (2) academic environment is key to institutional commitment among non-traditional (22–55+ years of age) students whereas university an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features contribute more to traditional (17–21 years of age) students' campus integration.     

扩大办学自主权背景下的院系自我约束：困境与突破

院系作为高校最活跃的基层组织形态,其治理水平和办学质量直接影响高校各项核心功能的实现。随着高校管理重心下移,加强院系自我约束成为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扩大院系自主权的现实需要。然而在实践中,院系自我约束存在着战略目标模糊、基础制度缺失、权责配置失衡、主体意识弱化等现实问题。为此,要将目标约束、制度约束、权责约束、程序约束作为突破点,加强院系自我约束, 着力构建权责利相统一、资源配置合理、机制运行畅通、民主监督有力的院系治理体制。     

Prospective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University Brands: An Empirical Study

A model of the elements of a university brand was developed together with an instrument for measuring how favorably each of these elements was perceived by a sample of young people who were considering entering university. One hundred and ninety-eight students undertaking pre-university courses in two further education colleges in East London completed a questionnaire designed to assess their evaluations of two out of three post-1992 universities covered by the study. The questionnaire contained sections that explored the promises suggested by a university brand, the objective circumstances of an institution, and its symbolic and external representation. Linkages between the favorability of the sample members' perceptions of the main components of a university's brand and the participants' conative, affective, and cognitive responses (including those related to a university's reputation) were also examined. The model involved a mixture of constructs with formative or reflective indicators and thus was estimated using the technique of partial least squa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