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评价研究

基于绿色技术创新两阶段模型，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特色构建由研发、经济、环境和社会绩效组成的四维绿色技术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科学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分别设定主、客观权重，通过归一法处理后形成评价指标的组合权重；并从发展趋势、行业差异和地区差异3个角度对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企业2016—2019年绿色技术创新绩效进行评价。研究发现，（1）2016—2019年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研发绩效增长显著，但转化绩效欠佳；（2）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和地区差异性，存在薄弱产业和“洼地”。深入探寻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瓶颈、薄弱产业和“洼地”，在深刻剖析原因的基础上给出针对性的解决对策和提升建议。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生命周期及其演化规律研究——基于英美主导产业回溯的案例研究

从产业发展史来看,各时代都有各自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由理论分析可知战略性新兴产业属于战略产业演化过程中的初级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产业内外因素的推动下逐渐演化为主导产业。结合产业演化理论、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和对英国汽车产业、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回溯研究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战略产业的初级阶段,其生命周期因受产业内外不同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而表现出"增长─放缓─增长"、"增长─停滞─增长"或"增长─下滑─增长"的震荡期。研究结果还表明产业外部环境、政府扶持、产业创新、产业平台、风险控制以及产业链/产业集群的培育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成功演化发展的关键要素,这些要素通过相互协同共同促进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向主导产业的成功演化和升级。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的政策文本分析——以通用航空产业为例

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实现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央层面的通用航空产业政策文本为样本,从"政策工具-产业价值链"两个维度,采用政策文本分析法对政策条目进行量化分析,深入剖析我国通用航空产业政策中存在的政策工具使用不平衡、需求面政策工具缺失、产业价值链阶段政策不平衡等问题,并提出完善和优化我国通用航空产业政策的有关对策建议,包括适当降低供给面、环境面政策工具使用,兼顾需求面政策工具带动作用,以及重视政策工具在产业发展的全方位运用方面等,为完善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比较研究

基基于政策主体、工具与目标的分析框架,比较研究粤港澳大湾区2010年及以后颁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研究发现：广东产业政策主要由广东省政府颁布同时强调与港澳合作,香港产业政策主要由粤港两地政府共同颁布,澳门产业政策主要由澳门特区政府颁布且与粤港合作程度较低;粤港澳三地随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阶段的变化不断适时调整产业政策工具的使用,但均强调环境型工具的使用;大湾区在宏观层面上的产业政策战略目标较为一致,但在微观层面上呈现地方差异性。基于政策文本分析,明确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存在政策工具和目标关联模糊、产业补贴存在弱化市场机制的风险、产业政策导向的资源配置不均、产业政策与配套政策缺乏联动主要问题,并根据问题导向从政策工具的选择使用、政策体制的适应调整以及产业政策的协同性维度提出相应的优化建议。     

英国碳中和战略政策体系研究与启示

英国是碳中和战略行动的倡议者和先行者，深入解析其政策体系特征，对我国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以下简称“双碳”）行动部署具有参考价值。文章在内容分析和扎根理论方法的基础上，设计提出宏观战略（macro-strategy）、中观架构（medium-skeleton）和微观结构（micro-structure）的“3 MS”分析框架，深度挖掘其政策的文本和逻辑特征。研究显示，英国基本形成碳中和战略“1+1+N+X”政策体系，构建了“咨询—决策—执行—评估”战略推进体系，具有中央统筹、机构推进、智库支撑、私营协同的组织架构，以及立法约束、整体部署、任务明确、细化响应、相互支撑、科技引领等政策网络。相比之下，我国在立法保障、推进体系、智库支撑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建议从法律保障、体制机制、实施路径、科技创新、智库支撑等5个维度，针对不同减排部门、不同产业技术，以及政府、行业、企业、社会等多个层面，不断完善我国“1+N”政策体系。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机理与政策博弈研究

从战略性新兴产业“种子”因素创生、植入机制入手,研究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扶持时机、程度的把握问题.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模式,分析当政策、市场等环境变量发生变化时的利益主体、利益流动链的创造与断裂以及利益再配置;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的GERT模型,研究政府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不同阶段给予支持时各种方案的作用效果;深入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的政策行为博弈,为政府合理制订产业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链与服务链融合因素及作用机制研究

推进产业创新链与服务链深度融合,是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生态化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运用扎根理论识别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链与服务链融合因素,基于“融合因素-融合效应-创新绩效”SCP范式,构建创新链与服务链融合因素作用机制的概念模型,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创新链需求、创新生态环境、服务链功能是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链与服务链融合的三类关键因素,且均正向作用于双链融合效应,作用效果依次增强,同时均能通过双链融合效应进一步正向作用于产业创新绩效。本研究丰富了产业创新链与服务链融合研究,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链与服务链融合发展的战略规划及政策组合制定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基于“AHP-IE-PCA”组合赋权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模型研究

分析了层次分析法（AHP）、信息熵法（IE）和主成分分析法（PCA）等现有产业选择与评价方法应用到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不足,根据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与评价的特殊性,构建了相应的指标体系,尝试性地提出了基于＂AHP-IE-PCA＂组合赋权的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模型,并将这一方法应用于N县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与评价中。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研究

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有助于地方政府和企业创建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品牌。本文运用文献法、焦点小组访谈、实证研究逐级递进的研究方法,构建了一个由8个类别和33个关键要素构成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并验证了系统要素之间的关系,其中,品牌宏观要素、品牌产业要素、品牌资源要素、品牌支持要素正向影响品牌集群要素,品牌宏观要素、品牌产业要素、品牌集群要素正向影响品牌企业要素,品牌企业要素正向影响品牌市场要素,而品牌竞争要素与品牌企业要素呈负相关关系。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创新与需求协同驱动异质性分析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逐渐体现出支撑经济增长的战略优势,但其"二重二轻"问题也日益凸显。正确把握战略性新兴产业驱动规律,对政府制定和实施精准的产业政策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科技创新与市场需求协同作用机制,测评其各细分产业所处发展阶段,构建创新与需求协同驱动哈肯模型,揭示其各细分产业间及各发展阶段创新与需求协同驱动的异质性。结果表明,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各部门、各发展阶段中创新与需求均存在协同作用;协同作用的序参量因产业不同而异,与阶段无关;在协同强度、强化方向、协同机制方面,存在明显的产业差异性,而无明显阶段差异性规律。据此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的差异化政策建议。     

我国产业政策对双重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

产业政策作为我国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将如何影响资源投入力度及其配置效率？本文从双重要素——生产要素和研发要素——在行业间配置效率的角度展开分析。利用2006-2015年“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时期的生产和创新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方法的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1）我国行业间研发要素错配问题相较生产要素错配问题更为严重,然而相较于研发要素错配的持续缓解趋势,生产要素错配在2011年后却有快速加重趋势。因此从双重要素角度对产业政策的作用展开综合分析至关重要;（2）产业政策增加了政策支持行业的要素投入力度,尤其是对于研发要素投入的力度。而这样的支持更多体现在国有部门内部,对非国有部门的影响并不显著;（3）通过划分出不同行业要素投入过度和不足两种状态后,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的产业政策主要表现为加重了要素投入的过度,而并没有缓解要素投入的不足,也就是说我国产业政策恶化了要素配置效率。     

地方太阳能光伏政策出台的逻辑———兼论产业发展阶段与产业政策的关联

为什么在太阳能光伏政策中,中央政府一直积极出台政策引导,而地方政府从一开始的动力不足到后面的积极响应？以往的研究忽视地方政府出台太阳能政策的影响因素,并且没有考虑到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本文基于2005年至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以地方政府太阳能光伏政策作为研究对象,结合产业发展不同阶段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经济发展与能源需求是地方政府出台太阳能光伏政策的主要因素。分时段回归结果则进一步揭示了地方政府出台政策并不是出于培育企业的逻辑,而是为了避免地方经济受到重创,而不得不伸出援助之手。     

科技援疆战略提高了新疆创新能力吗?

科技援疆是国家推进新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自主创新和自我发展，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重大战略举措。本文以科技援疆战略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3-2017年西部大开发1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科技援疆战略对新疆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科技援疆战略对新疆创新能力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说明科技援疆战略未能有效提高新疆创新能力；而动态效应分析也表明，科技援疆战略不但未能提高新疆创新能力，反而导致新疆区域创新发展陷入了“政策性陷阱”；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技术效应、配置效应和结构效应在科技援疆战略对新疆创新能力产生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但三大效应未能有效发挥作用从而产生科技援疆创新资源聚集的 “低效率陷阱”、市场配置援疆创新资源的作用不足、享受政策扶持产业企业对政策的依赖、政策扶持使有竞争力的企业被挤出等，是新疆区域创新发展陷入“政策性陷阱”的重要原因。     

国际视野下的创新政策过程研究

随着中国的崛起,其创新政策越来越受到国际力量的关注,并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力量的干预和影响。因此,从国际视野审视创新政策及过程对中国科学地制定创新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全球化影响下创新政策目标、内容和工具的变化,并把创新政策看作一个主权国家的内部政治活动,从政策过程讨论全球化和国际因素对创新政策的影响还不多见。本文从国际视野出发构建了基于“过程—主体—影响力”的创新政策过程三维分析框架,并对“中国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政策和“中国制造2025”政策的政策过程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认为,中国的创新政策与贸易乃至对外事务的界限模糊化使得创新政策过程成为国际—国内双重博弈的复杂过程,创新政策制定的各个阶段都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各类利益相关者基于形势变化和利益需求在不同政策中发挥的作用有明显区别,政策出台国和政策干预国的相互依赖程度和国际影响力最终决定了一国创新政策的受干预程度。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中国企业研发国际化吗?

基于2001-2019年美国对华发起的贸易调查事件,以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受出口管制、进口竞争和市场压力的影响,贸易调查涉案企业会选择在下一期减少研发国际化活动。进一步检验发现,上述负面冲击在遭受反倾销或反补贴调查的企业,在美国或发展中国家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以及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中更显著。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冲击的建议。     

企业数字化转型:“随行就市”还是“入乡随俗”? ———基于制度理论和认知理论的决策过程研究

核心产业的数字化培育、地区数字经济新基建,是地方政府刺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两种手段。基于“行业/地区制度环境——管理者认知——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逻辑,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制度前因及认知过程。借助双向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和机器学习的量化文本分析法,研究发现：第一,产业数字化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但地区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未得到验证。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更多的是“随行就市”（迎合行业制度）而不是“入乡随俗”（迎合地区制度）。第二,地区数字经济正向调节产业数字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也即是地区数字经济起到助推作用。第三,决策者数字化注意力在“制度环境——企业决策”中起到正向传导的中介作用。研究探讨了不同的制度压力是否及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为政府数字化建设的政策方向调整,以及企业决策者的认知管理提供了参考建议     

基于钻石模型的无人经济产业竞争力研究

明析我国无人经济产业发展现状及竞争力对科学践行我国“互联网+”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波特钻石模型并加以修正,建立无人经济产业钻石模型,从利益相关者、资源整合能力、产业战略、需求条件、政府和机遇6个方面对我国无人经济产业发展现状及竞争力进行分析,得出主要存在技术自主性低、资本结构不平衡、产业内部合作性差和缺乏专项规划方案等问题,并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优化产业资源配置、营造良好产业生态、明确产业战略导向、满足新型消费需求、把握产业发展机遇和完善政策监管机制的发展对策。     

要素集聚对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1996年至2016年的我国省际面板数据,本文聚焦产业要素集聚视角研究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的来源,利用莫兰指数(Moran′s I)进行空间相关检验,通过LM等系列检验确定本研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结论指出：（1）总体来看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点,创新能力存在区域间的空间正相关;（2）劳动、技术、人才、规模等要素集聚及税收优惠政策都对地区内高技术产业各阶段创新能力发展具有积极作用,资本集聚对产业创新转化存在逆向作用;（3）FDI和政策支持都对我国高技术产业总体创新能力存在约束,原因是FDI与政府资金目的导向差异性所致。     

基于熊彼特创新视角的再工业化作用机制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以重振实体经济,德国出台"工业4.0"计划进一步加强工业竞争力,我国工业发展方式也亟需从投资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通过对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德国"工业4.0"计划进行系统分析与解构,发现其理论基础在于熊彼特创新。通过对熊彼特创新理论的重新阐释,研究熊彼特创新对再工业化的作用机理,认为其关键在于产品、技术、组织、市场、原料五维创新改变技术-经济范式,对工业进行"创造性毁灭",实现工业的转型升级,进而构建一个包涵五维创新、动态传导机制、"三位一体"支撑体系的再工业化理论框架。鉴于此,中国应从技术研发、开发清洁能源、培育企业家精神、完善金融市场、建立包容性制度等方面再造工业,向创新驱动发展模式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