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董事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

创新治理视域下创新董事作为创新治理的主体，其内涵为“专家+董事+授权”。本文首先通过数学建模，形成创新董事直接和间接作用下的企业创新能力模型；然后采用德尔菲法提炼出影响创新董事发挥作用的八个因素，继而以创新董事为潜变量，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其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创新董事的直接作用、间接作用均与创新能力正相关，创新治理的关键是对创新者“赋权”，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有效逻辑是“创新治理→科技+权力的结合→创新制度供给→创新能力提升”。故企业应设立创新董事，进行硬授权、给予话语权，构建创新驱动的制度环境。为实现企业由“生产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国企须从“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转变，民企须从“控制型”向“授权型”转变。     

“诚信”文化与企业创新

鉴于从企业文化维度分析企业创新的经验研究较为匮乏，用文本分析有效识别“诚信”导向的企业文化数据，以2007-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实证分析“诚信”文化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并进一步从微观的公司特征层面与宏观的制度环境层面检验了此影响的差异性。实证结果表明：视“诚信”为首要文化的企业，专利申请数量更高，创新能力更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诚信”文化对于企业创新的“驱动”影响在国有企业、两权合一的企业以及制度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中作用更大。本文从普适性的企业文化视角对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情境进行了解释，为企业文化影响企业绩效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与经验证据。     

创新情境、开放式创新与创新能力动态演化

本文基于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探讨开放式创新实施的情境、实施路径和效应，在深入分析创新情境、开放式创新和创新能力的动态变化轨迹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创新情境--开放式创新--创新能力”的整合分析模型。依据这一研究框架，文章对在开放式创新方面有代表的海尔集团作了2009-2018年纵向案例研究。本文研究丰富了开放式创新的内核，从作用于创新链的节点、交易逻辑和类型等三方面诠释了开放式创新的内涵；定义了开放式创新的类型，提出从驱动力、创新链开放节点、交易逻辑、知识流、卷入的创新资源、沟通方式、沟通频率和核心特征等8个维度定义开放式创新，可划分为内部依赖-内向型、主导参与-内向型、主导参与-双向型、社群共创-双向型4种类型。研究结论发现，由技术控制力和创新活跃度反映的创新情境是决定开放式创新模式选择的依据，开放式创新是一个依据企业面临环境和战略选择发生的连续的、动态的创新资源吸引、整合、利用、释放和扩散过程，随着创新情境越来越有利，开放式创新依次经历内部依赖-内向型、主导参与-内向型、主导参与-双向型、社群共创-双向型4个阶段，与之对应的创新能力则沿着“技术创新能力-整合创新能力-生态创新能力”的路径演化。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丰富了开放式创新的内核，定义了开放式创新的类型，并基于创新情境、开放式创新与创新能力动态演化路径提出了COC模型，为企业如何实施开放式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基于集群治理的产业集群内企业知识资产保护模式研究

产业集群内成员企业由于其邻近性和快速知识溢出,导致相互之间技术很容易模仿,而现有知识产权法律难以有效地保护集群企业的知识资产,这种现象已对集群企业产生创新负激励。从集群治理视角研究如何保护集群内企业知识资产的有效模式,在分析集群知识资产保护案例的基础上,提出从治理主体是否具有权威和治理主体与其他个体网络关系类型两个维度划分集群企业知识资产的保护模式,并分析了与之对应的集群中知识资产保护模式和机制。     

节俭创新下的企业资源行动模式及机理研究

摘要：节俭创新作为新兴经济中出现的资源限制情境下特有的技术创新类型,资源限制背景下的创新实现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节俭创新相关研究基础上,本文聚焦于节俭创新实现过程中企业的资源行动模式,探讨节俭创新下企业的资源行动模式及形成机理。研究发现：（1）节俭创新过程中企业的资源行动主要表现出“聚焦”“深化”“拓展”三种模式;（2）双重资源限制、企业家偏好、产业协同是节俭创新背景下资源行动模式的主要影响因素,在资源行动过程中的作用分别表现为约束、主导、支撑;（3）双重资源限制、企业家偏好、产业协同在节俭创新过程中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构成企业资源行动模式形成的主要机理。本研究一方面明确了资源行动对节俭创新的作用,即如何在资源限制情境下高效利用有限资源,解决资源困境,实现节俭创新;另一方面,节俭创新的引入进一步从创新类型的视角丰富了资源行动的研究情境。     

合法性视角下平台网络知识资产治理

平台网络中“如何开展对平台伙伴知识资产治理”的问题从未在理论上给予合理解释。本文通过多案例分析，从合法性理论探讨平台网络知识资产治理机制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平台领导者通过构建公众集体意义、建立协调冲突矛盾和建立基于新型平台身份三种治理机制，赋予平台伙伴合法性，从而激励平台伙伴或潜在伙伴创新意愿，实现知识资产治理。本文打开了平台网络中对平台伙伴知识资产治理的“黑箱”，揭示了知识资产治理机制中不同的合法化策略，明晰了平台网络知识资产治理机制包含的合法化策略中的执行主体，合法性判断受众、合法性获得者之间的关系。实践意义在于指导平台网络知识资产治理，为高速发展的平台网络提供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中小制造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演化机理研究

本研究基于供应链整合的视角,通过对3家中小制造企业的纵贯式多案例研究,探索企业如何通过供应链整合推动技术创新能力演化的内在机理。研究结果显示：（1）在供应链整合情境下,技术创新能力的演化呈现出一种从低阶到高阶的动态过程,遵循这“局部型技术创新能力--定制化技术创新能力--协同型技术创新能力”的路径。（2）供应链整合作为中小制造企业一种关键性的创新实践,是影响技术创新能力演化升级的重要因素,并会随之存在模式的动态转变。（3）在此基础上,企业通过“能力积累--能力延伸--能力跃迁”的作用机理实现技术创新能力的演化升级。     

新兴技术“多核心”创新网络形成及仿真研究

通过分析新兴技术“多核心”创新网络形成机理，研究了新兴技术创新网络知识增长机制，构建了新兴技术“多核心”创新网络双重双向形成模型。运用仿真方法动态模拟新兴技术“多核心”创新网络形成过程，分析新兴技术创新网络结构及其节点动态演进的规律。研究表明新兴技术创新网络形成依赖于企业间知识转移行为，具有生命周期特性；在网络形成发展期知识状态增速最大并趋于饱和；在网络形成稳定期具有无标度特性，呈现“多核心”网络结构；新兴技术企业扩大知识转移的频率和范围，加速提升企业知识状态，是成为网络核心企业的有效途径。     

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知识转移协调机制研究

知识经济情境下,知识转移对于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绩效至关重要。文章引入模块化理论来研究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过程中的知识转移问题,并重点从产品模块化和组织模块化的视角分别探讨了知识转移的协调机制。在此基础上,以海尔为案例系统地分析了其产品模块化和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实践,讨论了案例企业采用模块化手段与外部合作资源开展知识交互,以及基于模块化的知识转移协调机制的具体应用。研究发现：模块化不但有助于推动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从“面对面”转向“背靠背”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更有利于调节知识供需双方的知识转移策略;模块接口则作为知识供需双方消除信息不对称、实施知识转移的重要管道。本研究可以为中国企业探索需求驱动下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以及实施知识转移提供借鉴。     

全球知识搜索与企业创新：东道国选择之困

本文将2008-2011年中国科技部企业创新数据库、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数据库和Hofstede关于文化的研究数据合并，基于东道国视角，研究东道国正式制度和文化制度对全球知识搜索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外部知识搜索促进了企业创新绩效，前人提出的倒U型关系曲线的“拐点”尚未出现。进一步结合东道国制度因素对其探讨，发现东道国正式制度中的法律规则与监管质量负向调节搜索行为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而文化制度中的长期导向正向调节二者之间的关系，权力距离的负向调节作用未出现。此外，我们还发现在上述东道国制度调节下全球知识搜索所实现的中国企业创新，仍以渐进式创新为主，颠覆式创新则略显乏力。     

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理论分析

知识产权保护对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开展至关重要。本文旨在探讨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与本国行业技术创新的内在关系。文章从行业技术结构的角度构建了两个理论模型,揭示了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对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模型结论显示,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不同技术结构的行业的技术创新会产生不同影响:对发展中国家行业而言,当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大时,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内部技术差异大的本国行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的增长;当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较小时,强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会激励内部技术差异小的本国行业的技术创新,同时对内部技术差异大的本国行业的技术创新有抑制效果。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而言,识别本国不同行业的技术结构--包括本国行业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本国行业内部的技术差异--是制定促进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前提。     

创新漏斗视角下开放性和独占性机制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开放性有利于企业获取更多的创新机会,但开放式创新过程中也需要考虑独占性损失的风险,因为独占性对企业创新新颖性和效率等绩效存在重要的影响。本研究旨在剖析独占性机制和开放性对创新漏斗不同阶段的创新绩效的影响。整合企业跨界搜索理论与知识保护理论,基于332家广东省制造业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探讨开放性与独占性机制对创新漏斗不同阶段的创新绩效影响。研究发现：正式独占性机制的使用负向影响创新漏斗创意形成阶段的创新效率,半正式独占性机制的使用有利于提升创新漏斗创意形成阶段的创新效率,而非正式独占性机制则有助于创新漏斗创意形成和新产品开发与商业化阶段的创新新颖性的提升;另外,创新新颖性通过创新漏斗整个阶段的横向合作开放性来解释,尤其是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与竞争对手合作开放性对新产品开发与商业化阶段的创新新颖性积极正相关,而垂直合作开放性则对新产品开发与商业化阶段的创新效率具有正相关关系。     

制度邻近、技术邻近与产学协同创新绩效——基于产学联合专利数据的研究

基于邻近性的视角,利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数据库提供的产学联合申请并授权的发明专利数据,采用负二项式回归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企业和大学之间的多维邻近性对产学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重点关注制度邻近与技术邻近的影响,以及地理邻近与技术邻近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研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企业和大学之间的制度邻近对产学协同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技术邻近对产学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是倒U型的,且这种倒U形关系受到地理邻近的负向调节作用;与一般预期不一致的是,研究结果显示地理距离并不会负向影响产学协同创新绩效。     

股权激励对中小企业双元创新战略的影响研究

设计有效的激励契约以引导高管在资源约束条件下进行理性的技术创新战略选择是提高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的关键途径。本文采用2007~2014年中国中小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均值T检验与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实证检验了高管股权激励对中小企业双元性创新战略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授予高管股权激励的中小企业，自主研发投入水平、突破性创新与渐进性创新水平等均明显高于其他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路径方面，股权激励强度越大，中小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内部自主研发，而非外部技术引进；在技术创新模式方面，股权激励强度与突破性创新模式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这是传统委托代理理论与行为代理模型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结论为创新导向的公司治理制度设计提供了理论借鉴与实践参考。     

企业绿色创新视角下“环保督政”的价值创造效应——基于环保约谈的准实验研究

环保约谈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拉开了中国“环保督政”的序幕,并对微观层面的企业环境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以环保约谈政策的颁布作为研究契机,结合准实验研究与倍差法,重点探讨环保约谈对企业绿色创新这一“能动式”环境战略的政策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显示：环保约谈为地方政府引致的生态治理压力,能够驱动企业的绿色创新战略,进而产生价值创造作用;从制度供给的路径效应来看,被约谈的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普惠型制度显著促进了辖区内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然而选择型制度的路径效应不显著,但两类制度形成的政策组合是驱动企业绿色创新的有效制度形式;从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来看,政府被约谈后,辖区内的民营企业能够通过绿色创新战略积极响应政府的环境治理压力,并且对普惠型制度供给具有较强的敏感性。相比之下,具有“政策响应刚性”的国有企业未能利用绿色创新战略响应政府的号召,这可能与国有企业对被动性的末端治理战略的偏好性有关。本文不仅能够在绿色创新视角下完善中国环境政策实施效果的相关研究,还有利于厘清环境政策对企业环境战略的影响机理,能够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技术集成创新中的专利管理问题初探

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产业关联度和技术依存度日益增强，单项技术的突破已不能独柱擎天。企业必须整合相关配套技术、进行技术集成创新才能最终形成竞争力。技术集成创新涉及到多种的知识产权问题，企业应该采取灵活的应对策略，将技术集成创新与专利管理制度创新有效融合并进行集成，从而为企业真正建立起高层次的竞争优势。     

Third-party relational governance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role of IPR protec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ird-party relational governance on the performance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China. By integrating the relational view and innovation appropriation perspectives, this study analyses the effects of three mechanisms of third-party relational governance—co-reputation, interorganizational routines, and technological norms—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dditionally,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PR)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rd-party relational governance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Survey data of high-technology firms in China are use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hypothe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ird-party relational governanc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that IPR protection has different moderating effects.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relational governance literature by adding the perspective of third parties and analyzing three mechanisms of third-party relational governance in a single model. This study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innovation appropriation literature by examining the role of IPR protection in governing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China. Finally, this study offers suggestions on how Chinese firms should govern their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to remedy the limitations of a weak IPR legal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研发独占性研究——基于非法律保护手段选择的实证分析

研发独占性是企业创新和发展的关键,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其面临更多的挑战.作为世界主要经济力量的跨国公司,其在研发独占性的实践经验对于不断国际化的中国企业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学习意义.在跨国创新体系的基础上,从跨国公司内部的研发地域组织的角度建立了新的分析独占性的概念性框架,并通过对120家从事研发活动的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的非法律保护手段选择进行了实证研究.统计分析表明,跨国公司对于显性知识的保护越来越倾向于使用非法律保护手段,而内部的全球研发地域组织对于跨国公司独占机制的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难辞其咎的大股东：绿色创新导向下政府补贴失灵的新解释

制造业绿色发展背景下，政府补贴已成为弥补资本市场缺陷，驱动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融资方式。然而企业对政府补贴的配置效率却未得到最大化彰显。本文基于公司治理视角，尝试探讨大股东治理在政府补贴驱动企业绿色创新过程中的重要影响，以及该影响在企业生命周期中的动态变化规律。研究结果显示：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主要分布于成长期和蜕变期；作为大股东治理的有效工具，股权制衡对政府补贴的平滑作用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只有当股权制衡超过门槛阈值时，政府补贴才能显著提升绿色创新绩效；股权制衡门槛效应具有动态特征，从企业成长期、成熟期到蜕变期，股权制衡的门槛效应表现出了由强变弱的递减规律。成熟期样本中，民营企业政府补贴对绿色创新的驱动效应比国有企业更加依赖于股权制衡的治理作用。本文基于股东治理视角，为政府补贴未能充分驱动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全新理论解释，有利于丰富科技金融领域相关研究，并能够为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提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