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吸收能力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

本文将R&D两面性纳入分析框架,建立国际R&D溢出回归模型,选取14个主要国家数据,对1985-2006年我国技术吸收能力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论表明,ODI方式获取的国外溢出研发资本对国内R&D存量存在挤出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受我国技术水平制约有限,通过利用当地丰富的研发资源能够显著提高创新效率。     

中国OFDI国别差异与母国技术进步

按东道国研发资本密集程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研发资本密集的发达国家和研发资本稀疏的转型及发展中国家。本文建立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别差异与母国技术进步的机制模型,并利用2003-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工具变量固定效应方法(IVFE)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国别差异对我国技术进步存在显著不同影响,其中我国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能够获得逆向技术溢出,对转型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不能获得逆向技术溢出,反而产生正向技术输出;我国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通过人力资本消化吸收;我国对转型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正向技术输出通过国内研发成本分摊部分回收。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生产率进步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贡献持续加大,这在带动相关产能、装备、技术和服务输出的同时,也对国内企业产生深刻影响。利用2003—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库与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名录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其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对企业生产率进步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企业生产率在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来年得到明显提升,随后呈现边际递减的趋势。企业吸收能力、投资动机和东道国技术水平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发挥的重要因素。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中西部地区而言,东部地区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大;相比于包含外资的企业,内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其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大。为中国企业更好地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知识资本、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是推动一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主要取决于企业自身的知识资本积累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从全球价值视角探讨知识资本、OFDI逆向技术溢出提升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人力资本通过直接影响自主RD投入和间接影响跨国公司对外来技术的"吸收能力"促进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我国跨国公司对发达国家的绿地投资主要是通过集聚溢出机制等影响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对发展中国家的绿地投资主要通过规模经济机制和研发成本分摊机制促进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对外直接投资的活动中,这与传统的投资理论相违背,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对外直接投资这条国际技术溢出渠道。面对迅速增加的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现象,中国作为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深入研究。研究以2004—2013年我国行业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数据,用DEA方法测算了9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来代表各行业的技术进步水平,运用Eviews面板回归模型对我国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发现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产业差异明显,通过进一步分析造成该差异的原因,对提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我国企业研发"走出去"的创新效果:基于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分析

针对后发追赶经济体企业的国际化研发究竟能否推动母国企业技术创新的问题,基于国际R&D溢出理论,运用2008-2018年间45个国家的相关统计数据,从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角度,分析讨论了我国企业国际化研发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问题；同时检验了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对我国企业国际化研发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并应用门槛模型对这种影响的门槛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企业国际化研发投资有利于提高母国的技术水平,存在着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同时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于这种溢出效应产生了非线性的影响,且这种影响有着明显的单门槛形态。这为我国企业在国际化研发决策中优化资源配置,规避东道国政策限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与启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创新的价值链外溢效应

本文采用中国2006-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门槛回归技术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逆向创新的价值链外溢效应及政策启示。研究发现：(1)OFDI具有显著的逆向创新价值链外溢效应，且对技术开发能力的积极影响大于技术转化能力；(2)OFDI的动态逆向溢出在技术开发阶段和技术转化阶段分别表现出正向边际效率递增和正向“U”型非线性特征；(3)两阶段创新的外溢规律均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特别是东部地区出现OFDI逆向外溢的正向边际效率递减的动态约束值得关注；(4)新时期东、中部地区OFDI均具有逆向创新价值链溢出的持续动态比较优势，而西部地区OFDI逆向外溢效果则相对有限。本文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得出了OFDI逆向创新溢出存在阶段异质性和空间异质性等新结论，这为新时代背景下更加精确和理性地处理OFDI与技术创新的内在关联提供参考借鉴。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基于2004—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更为综合的产业结构升级系数,运用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验证对外直接投资逆向绿色创新技术对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一是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逆向绿色技术创新效应,该效应能正向促进中国产业升级;二是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来看,国内研发投入增加有利于缩短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国内环境规制力度的增强也激励跨国企业对外实行绿色技术合作,两者均强化对外直接投资逆向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相应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更大;三是对外直接投资逆向绿色技术创新主要促进非发明类型的策略性绿色创新,但是研发能力的增强与环境规制力度的提高能强化对外直接投资逆向实质性绿色创新。在进行内生性处理和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后,结果依然显著。     

逆向技术溢出、自主技术创新与中国碳排放强度

本文选取2005-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各省逆向技术溢出强度与碳排放强度进行了测度,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过程中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逆向技术溢出会显著抑制本地碳排放强度,也会通过空间效应抑制周边地区的碳强度,且自主技术创新在其中充当中介变量,本地区母公司能对周边地区的绿色技术发展产生杠杆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逆向技术溢出对本地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受到东西部区位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影响;当投资东道国为“一带一路”部分国家时,逆向技术溢出依然能够抑制中国碳排放强度,但自主技术创新不再发挥中介效应;本文为推动中国经济低碳发展,早日实现碳中和任务提供了理论借鉴。     

中国对外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基于吸收能力的分析视角

利用中国2003至2008年省级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无特定优势中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是否产生逆向溢出效应.结果显示,以各省的对外投资额为基础构建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变量与对外投资企业所在省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密切相关,表明逆向溢出效应确实存在.然而,本文进一步发现,对外投资的逆向溢出效应并非是普遍和一致的,而是取决于跨国公司所在省市的吸收能力.通过发现逆向溢出证据,本文不仅在实证证据上提供了对于“资产寻求型”对外投资动机假说的支持,为中国企业通过跨国经营获取外生性创新驱动要素提供了一个全新角度的解释,同时为我国各省区提升逆向技术溢出吸收能力指明了战略创新方向.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研究——基于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的视角

本文利用马氏距离匹配法对2005-2007年522家有对外直接投资的制造业企业匹配可供比较的对照组，设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两个指标，刻画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企业技术创新的知识吸收机制和知识再创造机制，从多维度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企业技术创新效应。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效促进了母国企业研发投入，但没有促进母国研发产出的增加；异质性投资动机和异质性东道国对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的影响存在差异：技术寻求型投资显著促进了母国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而资源寻求型投资对母国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则有一定抑制作用；投向发达国家的投资显著促进了母国的研发投入，而投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促进了母国的研发产出。     

“引进来”与“走出去”的交互创新溢出研究

以“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双向共生视角,采用面板回归方法系统研究中国资本流动的交互创新溢出影响,结果发现：FDI对区域创新具有动态抑制性影响,而OFDI的创新溢出呈现出“U”型三重门槛特征,较高强度的OFDI才能促进区域创新提升;“引进来”与“走出去”存在显著的交互创新溢出,高强度的OFDI有助于扭转FDI创新溢出瓶颈,而适度的FDI 有利于撬动OFDI创新溢出最大化。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中国资本双向流动的交互创新溢出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高强度的OFDI有利于扭转东部地区FDI创新溢出瓶颈,但并未改变其他地区FDI的创新抑制影响;东部地区FDI能够正向调节OFDI创新溢出效应,而中西部地区过高强度的FDI会弱化甚至抑制OFDI创新溢出。因而要分层次科学协调“引进来”和“走出去”,系统激励资本流动的创新溢出红利。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发技术溢出与技术进步

本文从投资国自主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两个角度构建模型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考察了国内研发和人力资本吸收要素对该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短期内,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国内创新能力的提升,中国分别在1992年和1990年达到了国内研发和人力资本的"吸收门槛";长期内,对外直接投资也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中国在1990年达到了国内研发存量的"吸收门槛",而人力资本则未显现"门槛"效应。总体来看,对外直接投资提升了中国国内的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了中国的技术进步。     

中国ODI反向技术外溢效应的实证分析

 借鉴国际R&D溢出回归分析的框架,分步骤对中国1985－2005年对外直接投资的反向技术外溢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反向技术外溢效应,但它对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要低于国内研发支出。中国应当坚持走开放的自主创新之路,并通过增加投资力度和调整投资区域等方式提高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技术进步的贡献度。     

创造性资产寻求、子公司影响力与逆向知识转移

我国海外投资企业日益关注东道国创造性资产寻求,希望借此实现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那么如何获取东道国知识资源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在外商在华FDI活动中,我国企业往往借助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获取资源和提升技术水平,而在我国向发达国家的OFDI活动中,这一方式则不太适用,我国企业需要更具主动性和针对性的知识获取途径和共享模式,而由海外子公司向母公司的针对性逆向知识转移则更能有效满足我国企业的特定资源需求,并有助于我国企业实现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本文试图从逆向知识转移方式出发,探究其作为我国企业获取东道国创造性资产路径的可行性,同时深入研究其影响因素和内在作用机制。为揭示我国跨国公司母公司微观因素对逆向知识转移的推动作用,本文围绕母公司战略因素和子公司逆向知识转移评价设计问卷,以我国海外投资企业问卷调研数据为基础,采用中介效应检验和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了母公司国际化动因,子公司影响力对逆向知识转移的影响作用。实证结果证实以上两类因素对逆向转移的应用和创新效果具有促进作用,其中国际化动因体现为对海外创造性资产寻求的重视程度,子公司影响力从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战略、文化和股权控制三方面实现对逆向知识转移的显著影响,而创造性资产的影响作用还通过转移意愿的中介效应体现,子公司影响力则借由渠道建设的中介作用实现。最后综合实证分析和华为案例佐证的结论,本文构建基于母公司战略和子公司影响力、转移意愿和渠道建设的逆向知识转移作用机制,为我国企业实践提供对策建议：（1）鼓励我国海外投资企业关注创造性资产寻求,尤其关注东道国技术、管理、市场和文化知识。（2）鼓励创造性资产寻求动因,提高对子公司的战略、文化和股权控制水平,提升子公司绩效对母公司的影响力,借以促进子公司逆向转移意愿;同时借由母公司控制程度提升,激励子公司完善渠道建设,实现基于编码和人员的双轨道知识转移系统,从而促进逆向转移效果。（3）增强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合资等高控制度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实现更高水平的股权控制,同时通过对子公司的统一战略规划和资源支持加强其战略控制水平,通过构建更具内部凝聚力和控制力的强文化体系来加强对子公司的文化影响。（4）不仅关注逆向知识转移后的知识应用过程,更关注知识再创新和自主创新过程,实现后发国家的技术追赶。     

多技术溢出渠道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影响分析

本文实证分析了包括FDI、进出口和公共R&D等国内外不同技术溢出渠道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专利创新和新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自身的研发投入是产业创新的基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公共研发是影响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关键因素;通过出口学习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是提升产业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必经之路;FDI流入和技术引进没有给产业带来模仿创新和技术泄露。     

国际技术溢出渠道对我国技术创新影响的比较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

文章借鉴国际经典技术溢出模型,构建包含对外直接投资、对外贸易及外商直接投资等国际技术溢出渠道的国际RD溢出模型,利用2003-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将国际技术溢出渠道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的技术创新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比较而言,对外贸易对我国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强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不仅存在地区差异,还与技术本身所属的创新层次有关,但总体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     

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比较研究-基于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视角

借鉴C-D型生产函数，采用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指标衡量技术创新水平，构建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四个变量的双对数模型，利用2010—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基于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维度研究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对中国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都促进了中国创新投入数量的增加和创新产出质量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创新投入的数量和创新产出的质量产生较为明显的积极影响；进口贸易对中国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的数量和质量均没有显著的影响，但对西部地区创新产出的质量起到明显的负向作用。     

我国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的动态分析——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运用SVAR技术建立SVAR⑶模型,探讨我国技术创新、R&D、科研人员和"市场换技术"制度之间的短期与长期关系。研究发现:除了R&D、科研人员之外,"FDI制度"是影响我国技术创新的另一个重要资源。短期内"FDI制度"通过市场替代机制改变了R&D、科研人员投入的激励机制,导致部分内资企业偏好引进技术的短期行为,抑制了自主创新,但长期内"FDI制度"带来的外资竞争和技术外溢效应促进了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与R&D两者互为因果、自我加强,科研成果对科研人员的反向激励和拉动作用不明显,"FDI制度"促进了R&D投入;技术创新的规模报酬递减,R&D是技术创新持续增长的主要保障。     

FDI对促进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FDI)通常被认为是先进技术转移和扩散的重要渠道,而近年来对于FD I是否能促进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正日益成为学者们和产业界争论的焦点。本文运用全国各地区的数据分析了FDI对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FD I的流入对国内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并非普遍认为的那样显著,FDI对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是有限的,对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增强原创性的科技能力无显著影响。加大国内研发投入,增强国内企业技术创新的源动力,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吸收能力,营造技术创新的良好环境才是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