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祖”与“出祖”之“祖”

诗《大雅·常武》:“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脩我戎.”《毛诗传》解“太祖”为“太庙”,即“言王命南仲于太祖”,“谓于太祖之庙命南仲也”.《孔疏》从其说,并进一步解释为:“南仲卿士,文在太祖之上,是先为卿士,今命以为大将;太师皇父在太祖之下,则于太祖之庙始命以为太师,其实皆在太祖之庙并命之,故太祖之文处其中也.”《郑笺》解释“太祖”     

论钱谦益与明史的修撰与考证

钱谦益在明清两朝均担任过史职,因此他始终以修国史为己任。早在天启初年他参与编纂《神宗实录》时就十分留心相关史料的搜集。他计划编纂一部纪传体《明史》,准备先作长编和事略,后作本纪和列传,并已纂修明史百卷,另编次明代文集百余卷,可惜毁于绛云楼一炬。流传下来的《国初群雄事略》、《太祖实录辨证》两书,在客观保存元明之际的史料及考订史料真伪、弥补前史记载的缺漏、订正前史内容的错误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并颇具特色。钱谦益对元末明初史事的编纂和考证,反映了他实事求是的治史精神。他考证史事,严格遵循言必有据的原则,其考史的成果多被清修《明史》所采纳。他所采用的考史方法对清初乃至乾嘉考据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满文蒙古文和汉文《清太祖实录》之间的关系

乾隆本《太祖实录》的满、蒙，汉三种字的本齐全，对其进行 条件已经具备。采用本对照加注释讨论的方法观察《旧满洲档》记载与乾隆本《太祖实录》满，蒙，汉字本记录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清朝乾隆本《太祖实录》的编纂过程是先将满蒙原件根据实录编写的需要撰写为满实录体字，在此基础上译成汉，最后从汉译成蒙古。     

倾盖如故 抱洁没身——苏东坡与黄州太守陈君式的交往

陈君式,江西临川人,出身仕宦世家。年轻时,事亲笃孝,十年躬耕。神宗元丰中知黄州,对吏严,对民宽,州人称誉。他人怕见流放黄州的苏东坡,唯独陈君式敢与之交往。陈君式退休,苏东坡特书赠唐代李陵答苏武诗。友谊日益深厚,书信往来不断。元丰六年七月,陈君式逝世,苏东坡主祭,致《祭陈君式文》,赞誉陈君式"澹然无求,抱洁没身"的廉明精神。     

酒名背后刘伶的思想世界

刘伶与同时代大多士人无论是在外在生活方式还是在精神上都有诸多契合之处。在时代环境之下，其内心亦有着挥之不去的苦闷，其诸多看来是有悖社会伦理之行为，实是内心不满于时代环境的外在表现，而这种不满更寄予其两百余字的《酒德颂》中。撇开时代原因来看，刘伶与其他魏晋名士亦有着内在的本质相似，他们共同开创了魏晋风流的局面。     

从《定陵注略》对矿税大兴的记载看其史料价值

本文通过《明史》、《定陵注略》对明神宗矿税大兴记载的比较分析 ,论证《定陵注略》是考证《明史》记载之误和深入研究神宗朝重大史事的重要史籍     

关于康熙本《三朝实录》

清朝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实录》从初纂几经修订,直到定本的过程中形成两个以上的本字。其中康熙《三朝实录》国内已不存,日本则有其抄本流传。同乾隆定本《三朝实录》及蒙古原始档案的相比,康熙本较乾隆本具有更高的史料价值。     

“金匮之盟”再考辨

宋太祖暴亡 ,给后世留下了“烛影斧声”这一千古疑案。其弟赵光义 (宋太宗 )在“烛影斧声”之后继位。六年后 (即太平兴国六年 ) ,宋太宗又首次在朝廷中正式公布了“金匮之盟” ,内容为 :太祖之母昭宪杜太后生前曾嘱咐太祖死后将帝位传给其弟光义(其实“金匮之盟”内容还另待商榷 )。其具体过程《长编》卷 2 2根据《太宗实录》和《三朝国史》记载为 :赵普主动提出“金匮之盟”一事 ,太宗根据其线索在宫中发现了金匮 ,并将其中誓书公布 ,赵普亦随之恢复相位。对于这个“金匮之盟”的真实性 ,史学界大都持否定态度 ,尤其是在张荫麟先生提出其…     

“皇考”怎能为“太祖”

《离骚》中“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句中“皇考”一词，现行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第三册第二课的随文注释为“皇考，太祖”。笔者认为，将“皇考”释为“太祖”是不恰当的。     

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关于阿城《棋王》的再诠释

1984年,阿城《棋王》在《上海文学》发表并震动文坛,引起多方关注,也赢得众多赞誉。其主要原因乃在于阿城的小说开辟了一种不同的写作风格,带来了一种迥异于那个文学时代的文化审美。如王蒙在《棋王》发表不久后所说:"我久没有见过这样的文字、这样的文体、这样的叙述风格了。"     

明代“争国本”事件新探简

明神宗年间,由于“争国本”一事,神宗与大臣们就长子的册立问题进行了将近三十年的斗争。而这一事件最终以神宗长子常洛继位结束。争国本从表面上看来是皇位继承问题,而事实上却反映了皇权的受限以及大臣的利益纠葛。     

“个人自治”中的“考生”教育:“马加爵案件”的反思——读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有感

运用布鲁贝克的“个人自治”观剖析马加爵的成长历程,可以看出,其犯罪的本质原因在于他个人丧失自治,没有定好自己的位,做好自己的事,走好自己的路,管好自己的人。考生加强自治是防范“马加爵案件”发生的根本手段之一。全人教育是考生“个人自治”的前提,学校的道德引导作用是考生“个人自治”的保证,人文精神的培养是考生“个人自治”的关键。     

苏轼元丰元年的节庆感怀简

本文以苏轼元丰元年的节庆作品为文本,深入感受苏轼在元丰二年乌台诗案发生前的节庆感怀,以了解对于新法未因王安石罢相后停止施行,苏轼心中的感受。先由宋代党争元丰元年时苏轼所处政治处境着手,论述变法的发起是宋神宗所主导。再分由“归来谁主复谁宾”的寒食感怀、“月岂知我病”的中秋感怀与“明日黄花蝶也愁”的重阳感怀三部份论述。感受忠臣期望国君清明的寒食节情感。将月会通成国君的诗词之中,对于月的多种情感,正代表着对于国君的多种想望。对于重阳节桓景带领百姓对抗温疫与自己带领百姓对抗水患,起了千古共鸣,却也感受到深深危机,这些作品都能让我们深深感受到元丰元年苏轼的节庆感伤。     

便为齐安民,何必归故丘——苏东坡黄州贬滴文化现象探微

苏东坡被贬黄州,留下了种种神奇奥秘的文化现象话题。是神宗皇帝袒护他而编管黄州,是黄州的神奇山水、风月、古迹、仙居,铸就了苏东坡,黄州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驿站。他“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把种种深厚的历史意味和人生意味投注给黄州。黄州成为东坡文化发祥地、赤壁文化发祥地。黄州成全了苏东坡,苏东坡也成全了黄州。     

灯镜相映妙合无限——《歧路灯》思想探析

该文把《歧路灯》的思想内容分成两个层次:一是教育主题,作者通过对主人公谭绍闻教育失败的描写,分别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几个方面为读者点燃了一盏歧路之“灯”。二是揭露现实,此书对封建末世丑恶的社会现象进行了广泛的揭露和批判,成为映射社会的一面“镜子”。作者对教育如此关注,正是出于对行将没落的封建末世的忧患。这两个层次可谓是“灯镜相映”——互为表里密切相连妙合无限!     

论逻辑在语言中的应用——评维特根斯坦的“可说”与“不可说”思想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中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那就是“界限”论,即什么可说、什么不可说,这也是维特根斯坦其它各种论题的基础。“可说”与“不可说”不仅是维特根斯坦阐述其哲学的主题,而且是维特根斯坦进行哲学思考的范式与界限。因此,理解维特根斯坦的“界限”论对于理解维特根斯坦的整个《逻辑哲学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皎然诗论的“负的方法”

冯友兰在《新知言》中提出的"负的方法"有"不言而言"和"非言而言"两个层次,"不言而言"通过"不说"来"言说","非言而言"通过"说"达到"不说",二者统一于对"第一义"的语言拒斥性之中。皎然在诗论中即运用了"非言而言"中的否定形式,通过否定形式的论说达到正面阐释的目的,论说充满了启发意义的自由思考空间。中唐"即心即佛"到"非心非佛"的禅风转变对皎然否定形式"负的方法"的运用具有重大影响。     

韩国人对陈璘的回忆机制：神宗皇帝八赐品

壬辰倭乱期间（1592-1598）,陈璘受命率部进入朝鲜半岛抗倭,与朝鲜名将李舜臣紧密合作,取得平定倭寇的赫赫战功。陈璘回国后,在李舜臣军营里发现一些物品,即所谓＂八赐品＂,现被指定为国家级宝物。韩国人认为,八赐品是陈璘建议神宗皇帝而下赐给李舜臣的礼品。八赐品给李舜臣的生平带来光环,也激发了当今韩国人的自信。近几十年来,韩国文化界对李舜臣的追慕日益加深,对八赐品的关注度很高,神宗皇帝八赐品构成当今韩国人对陈璘的回忆机制。     

浅析曹操诗歌的意韵和涵盖

曹操是我国历史上汉魏时期的大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他还是一个慷慨激昂又忧患苍凉的诗人,并以其诗作和忧思,反映着一个时代。钟嵘《诗品》谓之“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他的诗是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与强烈的抒情性相结合,具有慷慨悲凉、古朴刚劲、沉郁雄浑的艺术风格。     

黄庭坚入蜀与北宋党争

黄庭坚曾于宋哲宗绍圣元年(1095),因编修《神宗实录》失实的罪名,被贬为涪州(今重庆涪陵)别驾,安置黔州(今重庆彭水),后又被移置到戎州(今四川宜宾),一直到元符三年(1100),才遇赦东归。他在蜀中度过六年多的谪居生活。其被贬入蜀既是他实事求是地坚持自己见解的结果,更与北宋党争有着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