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定罪与量刑的关系模式

定罪与量刑的关系模式是我国量刑程序改革理论上的争点与实践中的难点。探寻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定罪与量刑关系模式,对推动我国量刑程序改革的深入进行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对于被告人认罪案件,各界普遍认为应适用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目前专家学者们的分歧在于对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应适用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还是独立的量刑程序。各地方法院量刑程序改革试点的实践证明,对于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审理,独立的量刑程序更具科学性与合理性。     

论刑事诉讼中被告人认罪及其确认

刑事诉讼中被告人认罪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应准确界定认罪的标准及其构成要件,充分认识被告人认罪确认的复杂性,逐渐树立认罪应当得到明确量刑回报的司法理念。为顺应刑事诉讼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我国刑事诉讼应当在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罪状认否程序的基础上,设立独立的被告人认罪确认程序,以推动我国刑事司法改革朝着公正与效率兼顾的价值目标不断迈进。     

刍议量刑辩护

现有法律制度下,中国法院＂重定罪、轻量刑＂的传统观念,导致律师界＂重无罪辩护、轻量刑辩护＂的现象普遍存在。量刑辩护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纳入量刑程序的法庭审理程序,依然矛盾重重,影响量刑辩护的有效发挥,不利于被告人合法权利的维护,也严重挑战了司法的公正性。因此,重新审视我国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构建科学的量刑辩护程序及配套措施,显得非常必要。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量刑失衡的实践检视与调适

在司法实践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存在定罪准确但量刑失衡的问题,不仅不利于公正司法的实现,而且也不利于遏制侵犯个人信息的犯罪活动。通过对裁判文书网部分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后发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量刑失衡集中表现为量刑不均和量刑偏差。从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角度出发,结合2021年“两高”发布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有关量刑原则与方法的规定,以量化分析为目标,应在量刑幅度范围内按照一定的跨度划分量刑梯度,再将被告人的基本犯罪事实、认罪认罚从宽等量刑情节对应相应的量刑梯度,依次确定量刑起点、基准刑和宣告刑。通过引入量刑梯度既可以推进认罪认罚从宽的精准量刑,又可以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论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问题研究

一直以来,我国司法实践中“重定罪轻量刑”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这就使得“同罪不同罚、同罪不同判”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规范裁量权,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 （简称“量刑规范化改革”）被中央确定为重大的司法改革项目,也是刑事审判改革的焦点和热点问题.但是由于目前量刑规范化改革还在进一步摸索阶段,在理论和实务中还不够成熟和完善,因此还需要我们不断总结和分析,从而进一步加以完善.     

试论在我国建立专门的量刑程序

定罪与量刑是整个刑事司法活动所要解决的两个基本问题.虽然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提出了电脑量刑、数学量刑、基准点量刑等方法,但仍不能解决被告人获刑的实际不公.因没有专门的量刑程序,使我国的量刑公开透明度不高,程序性不强,当事人参与度不够,进而影响了审判的公正性.文章试着将定罪和量刑分开,成立一个专门的量刑程序,并对它的意义进行了阐述,进而分析了量刑程序的构造和具体设想.     

刑事量刑程序的理性选择

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有不同的制度逻辑,两大法系适用完全不同的程序模式,但皆有其合理性。在我国量刑程序中,司法机关不公开量刑过程,有违现代程序正义的理念,也使司法实践中法官自由裁量权无法得到有效制约,必须重整量刑程序,以被告人的有罪答辩和无罪答辩作为定罪与量刑程序模式的基准是一条相对合理的路径,以此为基础设置量刑制度是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控制法官的量刑裁量权的实用主义方法。     

刑事诉讼的审判中心改革:制度支撑与现实应对

实现刑事诉讼的审判中心改革这项系统性工程,既需要顺应既有理论的相关制度作支撑,又需要中国语境下针对现实问题的整饬为应对。在制度支撑层面:必须由庭审法官对被告人定罪和量刑,一切处分被追诉人重大权益的事项均须由中立的司法机关决定,对定罪量刑适用程序的司法解释只能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在现实应对层面:于独立、中立裁判的目标框架内实现法官个人独立的最大化,集中有限的司法资源针对被告人不认罪和重大复杂的公诉案件实现审判中心,并使辩方享有充足、有效的辩护资源。     

量刑程序独立化之探究

2010年最高法等五部门颁布了《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确立了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实现了"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的改革目标。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在加强量刑程序的公开性、透明性、适度的对抗性和控制法官自由裁量权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不利于辩护权的行使、量刑公正难以保证等固有弊端。因此,通过定罪与量刑的分离,构建独立化的量刑程序是更有价值的选择模式,也是量刑程序改革的趋势。     

盗窃电能犯罪数额认定的思考

盗窃电能犯罪属于盗窃罪,是不纯正数额犯,盗窃电能数额在定罪和量刑中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准确认定盗窃电能数额是正确定罪量刑的基础。通过对实践中盗窃电能犯罪数额认定的现状可知,刑事法律应按照客观真实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存疑有利被告人原则确定盗窃电能犯罪数额的认定方法,以利于司法操作。     

独立量刑程序语境下的量刑建议改革初探

随着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深入,量刑的公正性逐渐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量刑建议作为量刑规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实践中,都得到了极高的重视。各地检察机关都不同程度地开展量刑建议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制定了相关法规,这些举措无疑都为量刑建议的改革、量刑程序的规范化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建立在传统"定罪量刑一体化"模式上的改革,都是"脚痛医脚,头痛医头",未能给量刑建议提供独立的空间,并未真正实现量刑建议的价值作用。因此文章在独立的量刑程序语境下,针对量刑建议的改革提出一些建议。     

论我国普通程序简易审下的"量刑折扣"

普通程序简易审改革中．量刑折扣在普通程序简易审中具有重要地位,直接关系到改革的实效。对认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律给予“量刑折扣”具备理论基础。在如何给予“量刑折扣”的问题上,应当区别情况在刑事实体法的框架下量刑,采取“比照法”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使“量刑折扣”透明化。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路径探析

在我国,非法证据仅仅限于言词证据。就刑事诉讼而言,非法证据并非完全没有实用价值,它往往对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具有重大意义。域外的司法实践中,对哪些证据进行排除以及怎样排除是比较复杂的并且充满争论的。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要建构符合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我们认为收集程序不合法的证据不能作为控诉被告人以及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主要证据;在非法证据规则排除的模式问题上,应当采用原则加例外的做法。     

反悔权视角下认罪认罚案件的上诉审查机制构建

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的上诉权与反悔权呈现统一分立的复杂关系，上诉审查机制应将上诉行为是否具有反悔性质作为审查标准，并坚持对实体公正的追求。以该标准为出发点，对被告人的上诉行为进行细分，将其中并不具有反悔内容或与实体公正具有紧密联系的上诉理由列为绝对允许上诉的范围，包括程序违法型上诉、期待利益受损型上诉、事实不清型上诉以及情势变更型上诉四种。将其他上诉理由统一划入相对允许上诉范围，由法官对是否允许上诉进行自由裁量。同时对认罪认罚从宽上诉程序中的审查机制适用范围、审查法院、审查方式进行细致规定，以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平衡统一。     

贪污受贿犯罪量刑存在问题之探讨

定罪是量刑的必要前提,量刑是定罪的必然归宿。贪污受贿犯罪的量刑是否公正、科学、合理直接关系适用法律的公信力和预防惩治腐败的总体效果。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现有定罪量刑的弊端在司法实务中不断显现并备受诟病,显然现有贪污受贿犯罪之定罪量刑标准已经不能满足因应打击犯罪的客观需要,适时对之进行修改和完善已经成为司法实务部门的迫切需要。     

论量刑程序分立

量刑规范化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程序改革。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中量刑方面存在多种缺陷,这些缺陷和问题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刑事诉讼程序所采用的定罪量刑合一的模式。刑事诉讼制度的体系化特性,决定了量刑改革不可能仅仅依靠程序上的分离,而是需要从整体上对刑事诉讼制度进行调整。在现有体制内进行修正,或将定罪量刑分而治之,是两种不同的改革方案。通过对两种模式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将定罪与量刑在程序上分而治之是最佳方案。     

被害人陈述的实践困境及对策研究

我国的被害人陈述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诸如被害人可能不出庭作证,被害人因犯罪行为所遭受的损失很难得到赔偿,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产生的实际影响有限,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等问题,直接影响司法公正。因此,应在立法上强化被害人陈述的制度保障,明确非法证据的绝对排除,建立完善的被害人陈述出庭质证制度;在司法上建立侦察阶段协助证人制度,并保证证人出庭,对被害人陈述使用补强证据规则,在定罪量刑时采纳被害人陈述。     

量刑阶段的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问题研究--从新常见罪量刑意见展开

量刑与定罪有着不同的司法功能,在量刑阶段,寻求设计与之相适应的证明责任、证明标准以及证据规则等制度内容,是我国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改革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深化司法改革大背景下,结合新刑事诉讼法增加“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基本要求、扩宽当事人参与法庭调查与辩论范围、建立量刑建议制度等内容,可以得出：在量刑阶段建立相对独立的证明标准、证明责任等制度,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行性。     

浅议“辛普森案”程序价值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影响

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都是司法审判中必须遵守的公正价值所在。实体正义体现判决的实体结果公正,对于被告人来说有着重要的影响;而程序正义则体现审判程序的过程是否公正,包括证据的公正等,是从严格的司法程序中产生并对审判权有严格的制约,亦对被告人的权益保障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堪称世纪之案的"辛普森案"则将程序正义提到新的高度,对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浅议“辛普森案”程序价值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影响

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都是司法审判中必须遵守的公正价值所在。实体正义体现判决的实体结果公正,对于被告人来说有着重要的影响;而程序正义则体现审判程序的过程是否公正,包括证据的公正等,是从严格的司法程序中产生并对审判权有严格的制约,亦对被告人的权益保障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堪称世纪之案的"辛普森案"则将程序正义提到新的高度,对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