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自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实现经济腾飞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为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意味着政府与社会和公民之间的合作治理,这是一种政府权力的下放和回归社会,让社会和公民实现自我管理,也即社会自治。政府通过建立和完善一系列的机制,创新社会自治方式,实现政府与公民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最终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文明治理和治理文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方向

加快推动文明治理和治理文明,是实现国家治理手段和目标的统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与治理文明的五层内涵(文化文明、价值文明、制度文明、行为文明和器物文明)相对应,文明治理必须以治理文明为目标、以价值文明为引领、以制度文明为核心、以行为文明为基础、以器物文明为载体。治理文明和文明治理的基本特征可统一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代表的一系列社会核心价值,是对这些价值的具体体现和真正落实。要实现文明治理,必须实现全内涵(从文化文明到器物文明)、全领域(从经济到外事)、全层次(从个体到全球)、全主体(从国家到个人)、全世代(所有世代)的文明治理,也就是"五全"文明治理。同时,要实现文明治理,还必须实现物质治理和文化治理、制度治理和价值治理、行为治理和心灵治理、一般治理和器物治理、硬治理和软治理、法制治理和民主治理、科技治理和人文治理、正式治理和非正式治理、大治理和小治理、境界治理和精美治理的有机结合。只有这样,我国国家治理才能最终形成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文明,并最终完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社会治理与中国梦的内在关系

创新社会治理作为党的一种全新理念,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有效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也离不开中国梦的理念指导。社会治理与中国梦存在内在维度的一致性:中国梦融合了中华儿女的愿望与诉求,创新社会治理有助于实现国家梦、民族梦、人民梦。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路径选择的若干思考

正一、问题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的治理体系逐步转型为现代治理体系、稳步推进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过程。要准确把握和理性反思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路径,第一个需要思考的基本理论问题是:面对各种特殊历史境遇的不同国家,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起点的异同,是探索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路径选择的理论起点。一方面,就治理的本质而言,中西国家治理现代化所要实现的核心目标是相同的,即从一种消极被动的防御型     

国家治理体系与分类治理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理论突破与创新具有科学性和时代性,标志着治理思维上升到国家高度。然而,治理思维在社会中广泛传播的同时,高校、企业的治理环境并不宽松,究其根源在于"一刀切"导致的治理错位。为防止治理改革倒退,实践中需要强化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分类治理,一方面识别不同国家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明晰不同治理手段之间的差异。     

论考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完善国家治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除需要社会各种力量共同努力外,还需要在制度方面提供支持。作为一种完善国家治理、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制度,考试对推进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发展都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深刻影响。当今社会是一个考试的社会。在考试社会中,国家治理需要考试,考试促进国家治理,考试在促进国家治理民主化、法制化、文明化、科学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研究

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代表一个国家的治国能力,是促进国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实现社会治理体制创新首先要认真对待社会现状和社会问题,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政治、社会平衡、工业化、城乡建设、公民权利、自然环境、公共服务之间的关系,这是构建一个国家的必要条件。其次,社会治理体制创新能促进社会协同,满足社会发展中的必然需求。因此必须在国家发展的进程中不断进行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与时俱进的谋求发展。     

社会工作助力社区治理精细化的着力点

社区治理精细化作为一种更趋于精准、规范、科学的治理模式，是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基础，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体制框架内社会治理的载体，与社区治理在价值理念、方法手段和工作目标等方面具有高度契合性，在推进社区社会治理工作中彰显出独特的优势。针对当前社区治理更精准、更细致的要求，社会工作要在社区治理的服务和建设工作中精准识别服务对象、精确判定社区问题、精心制定项目方案、精密整合社区资源，从而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的精细化水平。     

分类治理与体制扩容:当前中国的社会组织治理

新世纪以来,社会组织的崛起及其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命题。目前地方政府形成了三种社会组织的分类治理模式:第一,推动人民团体及免登记团体的枢纽性社会组织建设;第二,对服务性社会组织进行项目制的组织治理;第三,通过领袖吸纳、组织(结构)吸纳与职能吸纳的方式,将草根化、多元化的利益表达性社会组织并入政治体制。这是一种更为积极、主动而精致的分类治理体系,它显示了体制扩容的政治特征,也表明实践性政治知识的生长。     

简约治理是什么

简约治理的基本特性是“半正式或非正式治理”,其运行的前提是国家与社会各有边界,基层有自主空间。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简约治理都是相对于国家正式科层治理而言的,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变通,是一种半正式或非正式治理,是一种讲究治理实效而非繁文缛节的实体治理。正是由于无需完全依赖于国家科层制力量,这种半正式或非正式治理才具有简洁高效的特点,才显得“简约”。解决基层形式主义问题的关键是处理好“上面千条线”和“下面一根针”的关系,要给予基层应有的自主性和自治空间,从而使基层能发挥党委的政治统合功能和相应的简约治理能力,最终使基层组织这根“针”既能串联“上面千条线”,又能扎根于乡土社会之中。如何从“社会基础”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解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则需要我们不仅向西方学习,更要向中国传统和现实经验学习。     

人力资本与治理概念的拓展 --从公司治理到企业治理

人力资本理论对“股东中心主义”的传统治理逻辑提出挑战，界定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治理研究的新方向。由于治理问题存在的普遍性、人力资本所有者与物质资本所有者的二位一体性、两权分离的模糊性以及“委托一代理’’关系的相互性，治理的概念应由公司治理拓展为企业治理。     

治理理论视野下的教育公共治理

治理理论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新进展。治理理论批评了"新公共管理"效率至上的倾向,转向构建以合作和服务为核心的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的新型关系。在治理理论的影响下,西方教育公共治理更为关注教育的公共性,呈现出服务主体多元化、服务组织结构扁平化、第三部门蓬勃发展的态势。向"善治"迈进的西方教育公共治理正在不断强化公共事务的自主治理,打造教育公共行政与自主治理良性互动的机制,为达成公共教育利益的最大化而努力。     

村治过程中的宗族协商治理

时至今日,协商治理作为一种有效的治理范式被应用到基层治理的过程中,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我国传统乡村社会中农村宗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乡村治理的进程。在认识和了解协商治理和宗族的基础上探究如何实现村治过程中协商治理与宗族的有机结合,即充分挖掘宗族协商治理功能的发挥,并阐明二者结合的现实意义,实现传统与现代的交融。     

论我国国有企业从行政型治理到产权契约治理的模式变迁

我国传统国有企业治理特征是行政型治理。在产权高度集中于国家的产权制度下，传统国有企业被政府化和行政化。在传统体制下，政府是国有企业的治理主体，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治理关系是行政治理关系。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我国国有企业新型治理模式是一种产权契约治理模式。     

从学者治理、学校治理到学术治理 ——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研究型大学治理

从精英阶段、大众化阶段到普及化阶段,研究型大学的治理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特征是从学者治理发展为学校治理再发展到学术治理。治理变迁与研究型大学的内外部动力机制变化密切相关：单一外部机制和静态内部机制造就学者治理,多重外部机制和稳态内部机制要求学校治理,多重外部机制和动态内部机制催生学术治理。当前研究型大学的治理普遍面临内部自由探索与外部问责张力加强、全球规范机制与本国实践矛盾加深这两大时代挑战,中国研究型大学要回应好普及化时代的挑战,先要涵育理性、自主的现代品质。     

从治理到政府治理绩效:数据挖掘视域下的政府治理绩效评估

"治理"可以说是近年来被学术界运用的最混乱的术语之一了.进行政府治理绩效评估,首先需要厘清"治理"的内核,在此基础上廓清"治理域"与"政府治理域"的范围.我们发现,政府治理的特点在于价值理性的追求在于民主行政、工具理性的追求在于效率行政,同时,它是碎片化行政和审议行政.与此相对应,政府治理绩效评估的难点在于民主行政的绩效难于把握、碎片化行政的绩效信息难以有效获取、审议行政的参与度难以评估、效率性的追求与前三者之间的协调难以测度.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建议运用数据挖掘技术作为政府治理绩效评估的工具.     

全面依法治国视阈下的农村基层依法治理

农村基层依法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不可或缺的内容,是实现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规范乡村"小微权力"运行的迫切需要。当前,农村基层依法治理存在着党组织和村委会关系不顺、普法宣传教育缺乏实效、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不足和依法治村能力尚待提升等系列问题。农村基层应坚持党的领导、村民自治和依法治村的有机统一,立足村民需求,更新宣传内容、创新宣传教育方法,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于村务运行全过程,通过推进法律顾问制度、村"两委"配备法学专业人员和设立乡村巡回法庭等措施全面提升农村基层法治气质,实现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论域下的道德治理

道德作为人对人本身及人的世界的特殊"立法"在国家治理中不可缺席,尤其是当前社会失德现象的不断泛化对国家稳定和民生发展的负面影响迫切诉求道德的在场。这一诉求既不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再现与新生,也并非资本主义道德的嫁接或移植,而是以"人"为价值本体、以理性为认识论基础、以现代政治文明之民主、平等、自由、和谐为核心的新道德的在场。在宏大的现代国家治理论题下,道德的新构需要行使国家治权者的德性示范、现代公民性的觉醒与理性的培育、法治的同构以及融合"形而下"与"形而上"完整性的道德的哲学诠释的共时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