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实质

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其用意是反对包括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主义，“问题与主义”之争，是要不要旗帜之争，胡适没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不合乎事实的。当然，认为胡适只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不合乎实际，胡适反对研究和宣传主义，是因为他坚信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能够解决问题，然而否认理论的积极作用，是站不住脚的，因此胡适在《三论》《四论》中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不得不承主义有作用，转而反对教条主义，但是，胡适认为主义的作用，只是一种参考的作用，因而继续抬高方法的作用，而贬低主义的作用。     

“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李大钊与胡适关系探析

“问题与主义”之争涉及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之间的最初冲突。虽然李大钊与胡适在论战中各自表达了不同的哲学与社会政治思想,但是这种种冲突具有“原初”性质;在李大钊的“根本解决”与胡适的“点滴改良”之间存在着可以沟通的环节;李大钊与胡适的关系表明,中国革命可以在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第一段]     

多做实事,少作空谈--评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本对胡适当年提出的“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引起的论争作了具体的分析。指出胡适的初衰是反对当时王捐唐提出的民生主义，并非专为反对马克思主义。他的真实意思意图在提倡一种戒空疏、倡务实的学风。有其值得重视的方面。     

“问题与主义”论战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问题与主义”论战是适应当时探讨现实社会“根本解决”的理论而引发的。它表明了早期马克思主义“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问题”的坚定信念。在争论中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和作为改良主义的胡适的“主张互相发明”，相互影响，相互激荡而又各自调整，不断促使对立面的转化与强大，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开启了实践之门。一个非马克思主义，却点破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机，虽非他本人所愿，但却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事实。     

党的创立时期围绕“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时期,曾一再出现马克思主义思想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这些斗争,实质上是围绕着“四项基本原则”问题的进行的。 1919年,出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同胡适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斗争。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在提倡白话文方面曾起过作用。但在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达到高潮时,胡适就忍不住了,于1919年7月,他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胡适说,“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     

也谈“问题与主义”之争及其影响

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观点的提出,既有其客观的历史原因和积极的意义,也有其主观消极的影响,既是其实验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表达,也是其小资产阶级阶级性的体现。而对胡适“问题与主义”观点的彻底否定,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相反,对其观点的完全肯定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批判胡适的反动政治思想

胡适的政治思想的实质,是帝国主义同中国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反动同盟的集中表现。胡适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言论以及政治活动,充分说明了他政治思想的反动实质。一、胡适的政治主张是改(?)主义的,彻头彻尾是反人民的胡适的反动政治思想,是美国资产阶级反动哲学实用主义(胡适叫做“实验主义”)在政治方面的应用。胡适自己说过:“我谈政治,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胡适:“我的歧路”) 实用主义哲学是主观唯心论的哲学,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相反,它不承认客观世界和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若干辨析

近年来,"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纵深研究取得了众多成果,但在更正某些传统观点的同时,关于争论是否存在、是否建国后的"凸显"公案、政治之争还是学理之争、胡适当年是否反对马克思主义、胡适有没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贡献等问题的探讨,存在着矫枉过正的现象。     

论五四前后胡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影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发展的过程,而且是在与各种不同的“主义”碰撞、交流与斗争中建立与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胡适作为非马克思主义者,固然是他所坚守的“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积极建设者与传播者,但是他对近现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贡献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是应该给予客观公正评价的。     

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认识

发生在五四时期的“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了.对于这场争论,我国理论界也早有定论,认定这是一场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但是,近来有的文章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这是一种“左倾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的理论与思维模式”,断言“这种研究与评价不仅是极不公正的,而且是极其有害的”,并给胡适的反对“空谈主义”口号以很高的评价.这样,究竟应当如何评价这场争论方能符合历史实际,又成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了.为此,本文也提出几点粗浅看法,作为引玉之砖.     

胡适与“易卜生主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大力倡导“易卜生主义”，对于文学界及思想界的解放运动，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胡适把“易卜生主义”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敢于反抗社会、反抗传统、反抗市俗偏见的现实主义战斗精神；二是主张人的“内向”解放，树立“健全的个人主义”人生观。“易卜生主义”的倡导及被知识阶层的广泛接受，标志着中国文化现代转型过程的开始。     

胡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探析

作为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胡适对毛泽东、李大钊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有极大的影响和启发。他提出外来学理和“主义”要“适应中国今日的时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先导,他所强调的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途径,这些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胡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探析

作为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胡适对毛泽东、李大钊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有极大的影响和启发。他提出外来学理和“主义”要“适应中国今日的时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先导,他所强调的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途径,这些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33年鲁迅对胡适的批评

1933年初，胡适作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的主席，公然替政府当局掩饰罪责，指责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会。此后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王道诗话》和《“光明所到”》等一系列文章批评胡适。而台湾个别学者认为鲁迅是公报私仇。其实，通过史料的发掘和解读，可以发现，鲁迅对胡适的批评揭示了某些自由知识分子宣扬的自由精神的虚妄性，揭示出在民族危机的时代，知识阶层思想层面出现的某些更为复杂的方面。其特点是在用“戏仿”的修辞手段和批评策略，在多重反讽中对胡适当时的某些行为及其隐含的思想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在第一篇文章中，鲁迅戏仿了胡适的“人权说”、“实验主义”和“鹦鹉对话”，并用诗话的形式对胡适替当局说话、压制民主的言行予以反讽。在第二篇文章中，鲁迅使用了三重戏仿的方式．对胡适关于北平监狱的调查进行颠倒性的讽喻，并对谁代表光明与谁维护黑暗作了有说服力的辩证．     

问题离不开主义

70年前,胡适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实际上,他并没有“少谈些主义”,只不过不讲马克思主义,而大讲改良主义、实用主义,中国的实际问题,他却一个也解决不了。无独有偶。70年后,在《世界末回眸》这篇“奇文”中,作者“百般呼唤德赛两先生”,推崇“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是“至理名言”。仔细察看一下这位作者的言行,原来他呼唤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伪科学;他也并不“少谈主义”,只是不谈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则百谈不厌,目的是以“全盘西化”“演变”中国。     

论五四文学论争中胡适角色的转变

胡适在五四时期参与的文学论争主要有两类：新文学建设论争和文化政治论争。新文学建设论争中,胡适以学者的态度、试验的精神倡导“历史的进化的文学观”,创作、理论虽不乏幼稚和欠缺,但推进了整个新文学运动发展,胡适本人也因此暴得大名;在以“问题与主义”之争和“整理国故”论争为代表的文化政治论争中,继续秉持学者作风的胡适却成为新文化的“叛逆”。此间胡适论争角色变化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思想、学术的倒退,而是时政潮流选择的变化,文学和文学论争的标准常常是在文学之外的。     

关于一九一九年“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评论的商榷——兼谈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在“五四”时期的社会影响

一九一九年夏秋,中国最早出现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同竭力鼓吹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胡适,围绕着是否应该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怎样改造中国社会的议题,发生的争论,即“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的第一次论战。对于这次论战的结局,以及在当时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在我国有关的出版物中,曾作过不少评述。说法不尽相同,或大同小异。下面,仅列举近年来出版或再版的一些著作中的说法为例。     

胡适先生“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主要内容及价值意义

本文首先明确了胡适先生“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主要内容;其次提出了胡适先生“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价值意义;最后思考了胡适先生“健全的个人主义”对当代社会的启示。     

两种文化观的分野——瞿秋白对胡适文化思想的扬弃

站在马克思主义和人民大众立场上的瞿秋白与站在实验主义和商绅立场的胡适其文化观是对立的,揭示了为下层群众服务还是为上等人服务,是两种文化观的分水岭;在反对胡适扛着"白话文"的招牌,偷卖新文言同时,瞿秋白批判了胡适为首的新月派代表极少数人利益的阶级实质;同时表明,瞿秋白不全盘否定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的作用,他对胡适文艺理论的批判是辨证的否定.     

论"三个代表"是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的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是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思想理论来源，“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科学地回答了满足人民物质生活需要的问题，“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科学地回答了满足人民精神生活需要的问题，只有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贵穿于“三个代表”之间的内在联系中。因此，“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的继承和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