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区域知识流动和创新合作网络动态演化分析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作为我国当前的三大国家战略之一,发挥和协调京津冀地区的区域创新引领作用意义重大。本文采用2002-2016年京津冀地区“211高校”的跨区域合作专利数据,构建基于高校-企业所在省份专利合作关系的知识流动有向网络,以“区域内-区域外合作”和“宏观-微观”为支撑,探讨了京津冀产学一体化发展背景下的区域创新能力和知识流动的动态变迁。研究发现,从“区域内-区域外”视角而言,北京市在区域内部合作中处于中心,而区域外部知识流入则以南方省份表现更强劲;从“宏观-微观”视角而言,京津冀产学合作从外延     

我国各区域专利资源分布时空演变分析

【目的/意义】对我国各区域专利资源进行时空演变分析,以揭示区域专利资源分布的演化趋势,并归纳不 同的区域专利资源发展模式。【方法/过程】利用 2006~2015年专利资源统计数据,提出使用每万名 R&D人员所拥有 的专利资源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并对“十一五”、“十二五”时期内各区域专利资源分布的发展模式及趋势进行研 判。【结果/结论】我国区域专利资源分布存在显著的“核心聚集—周边环绕”二元聚类空间结构,专利资源自东向西 依次差异递减。可将研究地区按专利资源演变趋势分为 4个梯队,不同梯队的区域创新能力发展优化策略也有所 差异。     

中国高端人才的地理流动、空间布局与组织集聚

在全球化背景下,高端人才在国别、区域、机构和部门的环流和聚集是一种积极的利益共享机制,既是创新资源和高端人力资本优化配置的组成部分,更是全球化时代知识传播和技术扩散的主要途径。利用1994-2014年“国家杰青”获得者和1999-2014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获得者数据,对共计5074名学者的职业流动情况进行追踪,获得626名具有职业流动经历的学者样本。通过分析其职业流动路径,发现：高端人才在区域间的流动总体符合“孔雀东南飞”的特点,东南部的人才环流形态初步形成;人才流动中的“中西部危机”和“东北部困境”的典型表现是严重的人才逆差;从组织视角来看,以中科院为代表的科研机构是高端人才的主要输出地,高校则是主要的接收地,其中的“精英大学”是高端人才的主要聚集场所;在周期和时间序列上,高端人才出走存在“七年之痒”和“47岁现象”,且有日益提前的趋势;高端人才出走与学术资本获得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与行政资源与经济资本的关联较松散。促进高端人才的合理有序流动,需要解决市场失灵以及公共政策合法性和失范问题。     

我国省际人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测算

构建“人才集聚-人才资本-经济增长”(T-C-E)的人才经济价值转化链，测算人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首先计算1990-2014年我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平均人才集聚度和人才资本水平；然后基于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计算各地区人才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采用聚类算法构建“人才集聚度-人才资本贡献率”矩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省际区域的人才集聚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北京市人才集聚水平最高，其平均集聚度达到22.31%，青海省人才集聚度最低，其平均人才集聚度仅为0.51%；人才集聚水平不同，其区域的人才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北京等九个区域的人才资本贡献率超过35%，宁夏等八个区域的人才资本贡献率低于10%；总体而言，人才集聚水平较高的区域，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较高，但两者之间并不具有严格的正向关系。     

科技型人才聚集的空间结构差异分析与核心区域研究

科技型人才聚集的空间结构差异以及核心区域确定受广大学者广泛关注。鉴于此,以科技型人才聚集区域为研究对象,梳理了人才聚集空间结构差异的作用机理,并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复杂网络方法验证了科技型人才聚集的空间相关性,确定出科技型人才聚集的核心区域。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科技型人才聚集存在显著空间相关关系,同时,人才聚集程度由东向西逐步递减;(2)我国科技型人才聚集分布存在层级结构,但由于人才聚集的外部性使得层级内部成员打破了传统地理距离限制;(3)我国科技型人才聚集的核心区域在各层级中的分布逐年趋于稳定。基于此,提出了优化我国科技型人才聚集结构的相关政策建议。     

“泛珠三角”区域科技资源配置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科技合作是“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重要领域,而科技合作的开展是以科学合理的科技资源配置为基础的。科技资源的状况、科技资源效能的发挥程度不仅是“泛珠三角”区域科学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而且是衡量其综合实力、发展后劲的重要尺度。本文分析了“泛珠三角”区域科技资源配置的现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优化配置本区域科技资源的建议和对策。     

供给侧改革视阈下中国制造业的知识溢出效应

经济理论服务于经济实践,目前需要理论上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提供更多的经验借鉴。本文对三个知识溢出效应指标,结合制造业进行了新的概念界定。把一些经典的经济学理论应用到本文的研究主题上,构建了全新的适合“中国本土”的理论研究框架。实证分析采用三维动态模型,摒弃了传统的二维静态模型。通过定量分析,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之策,以指导实践。政策建议中提出了以下主要观点：制造业空间“热点”和“冷点”的集聚,在更大空间范围上,正是“热冷”的空间异质性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的锁定效应解锁,需要依靠政府更有力的制度供给;时间性制度滞后变量影响不显著,需要更为关注人为因素的制度滞后所导致的制度供需结构性矛盾;制造业的专业化、市场化和区域之间的合作有利于知识溢出;发挥内在经济与外在经济效应,加快制造业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制造业垂直纵深升级发展等。供给侧改革中产业结构调整出现的失业问题,政府不应缺位,提出“予千金”,不如“授一技”的观点,来避免失业率的大幅上升。     

基于人才聚集效应的区域协同创新网络研究

区域协同创新网络本质上是聚集地人才聚集所形成的复杂关系的集合。通过系统分析人才聚集效应与区域协同创新网络的内在联系,提出了基于人才聚集效应的区域协同创新网络关系模型。以山西省为例,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了基于人才聚集效应的区域协同创新网络。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整体网络与分类网络分析。结果表明:基于人才聚集效应的区域协同创新整体网络中,政府、高校和企业主体的网络密度均高于整体网络密度,科研院所网络密度较低,弱化了整体网络创新主体间的联系;研究型与应用型协同创新网络中的创新主体间大致呈现对立式和包围式分布,人才聚集的凝聚力均明显不足。上述研究结果,可进一步完善区域协同创新网络理论体系,并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国内高端人才研究：理论视角与最新进展

通过对国内既有文献的梳理,本文以“人才”概念为出发点,从历史视角、学科视角和政策视角勾勒出人才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梳理了高端人才的测量标准,同时归纳出高端人才研究的“人格特质理论”、“生态系统理论”、“政策分析视角”、“风险管理视角”和“空间分析视角”,提炼出时代性、政治性、专业性和多元性的高端人才研究特点。在研究方法层面,本文总结出“定量研究法”、“履历分析法”、“文本-内容分析法”和“空间分析法”四种研究路径。最后,在总体评估已有文献基础上,分析了国内高端人才研究以及人才学学科的发展趋势和未来方向。     

地方政府助力“海归”高层次人才的企业突破创业期瓶颈之对策研究——以宁波市为例

“海归”高层次人才创办的企业能够有效推动当地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不过,“海归”高层次人才的企业因无法突破创业期瓶颈而倒闭的情况时有发生。以浙江省宁波市为例,通过调查宁波市120家“海归”高层次人才的企业,运用层次分析法对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直接融资渠道缺乏”、“所需人才获取困难”、“间接融资困难”等障碍所占权重高达762%,是“海归”高层次人才所创企业的创业期瓶颈。为了帮助“海归”高层次人才的企业突破创业期瓶颈,宁波要大力发展天使投资以拓宽直接融资渠道,着力改善人才公共服务水平以提高获取人才能力,积极推动融资租赁来缓解间接融资难。     

基于区位优势的京津冀经济合作研究

从产业分工和产业集聚角度出发,基于产业层面数据,应用统计分析方法分别计算了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的差异系数、区位商,从中分析了京津冀地区产业分工现状、三省市的各自区位优势以及目前京津冀区域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促进京津冀产业合作的政策建议。     

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的经济联系分析

本文运用引力模型,对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的经济联系强度进行研究分析,并测算了京津冀各城市的集聚与辐射影响力,结果表明,北京和天津是京津冀城市群的两个经济增长极,北京—天津、北京—廊坊、天津—沧州、北京-保定的经济联系较为紧密,其中北京和天津之间的城市引力最大,城市外向功能量最大;京津冀各城市的地理位置与经济联系强度有一定的关系,在地理位置上离北京、天津较远的城市,如张家口、承德、邢台、邯郸、秦皇岛等城市,受到北京和天津的经济辐射较小;从中心城市的辐射程度的差异来讲,天津对各城市经济辐射的差异小于北京。通过研究结论,本文最后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京津冀生态福利绩效及时空演变研究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京津冀经济发展的新契机,但随着京津冀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巨大压力使得人们关注的重点逐渐从经济福利转向生态福利。本文运用熵权法-超效率SBM和空间相关分析,以京津冀13个地市为研究对象,测算2005-2017年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及空间相关性。研究发现：京津冀地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大多数城市呈现波动上升最后趋于平稳态势。京津冀地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在空间上呈现一定的相关性,观察分析2006、2010、2013及2017年莫兰散点图和LISA聚类变化图的变异,发现中心地市北京、保定、廊坊以及沧州主要形成高值聚集区;边缘地市邯郸、邢台、唐山和张家口组成低值聚集区,这就需要加强京津冀城市间经济生态福利协调发展。     

京津冀碳足迹演变趋势与驱动机制研究

采用2007年和2010年中国30省区市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和分省市分行业碳排放数据,构建多区域投入产出—结构分解分析(MRIO-SDA)模型测度京津冀碳足迹的演变趋势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京津冀碳足迹整体呈现增加的趋势,但北京处于人均碳足迹和碳足迹强度下降阶段,天津和河北处于碳足迹总量和人均碳足迹增加、碳足迹强度下降阶段;北京和天津是隐含碳净调入地区,河北是隐含碳净调出地区;人口增长、人均消费量增加和消费结构变化是京津冀碳足迹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但技术进步和生产结构变化部分抑制了碳足迹的增加。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京津冀减排政策的制定不能一刀切,应统一规划、综合评价、协调治理。     

京津冀区域内增加值贸易的经济收益和隐含碳排放比较

价值链分工使得一种产品的生产分割在不同地区,从而获得的收益和隐含的碳排放也产生在不同地区。考察京津冀区域内贸易获得的经济收益和产生的碳排放代价问题,对制定公平有效的区域协同碳减排方案具有重要意义。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增加值贸易核算体系可以更加准确地测算贸易收益和隐含碳排放。借鉴此核算体系,本文运用多区域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和结构分解分析模型,对京津冀区域内贸易的经济收益及隐含碳排放进行测算,并对其差异进行比较。结果表明：①总量方面,北京从区域内贸易中获得的经济收益最高,天津次之,河北最少;而隐含碳排放量的排序与之相反：河北最高,天津次之,北京最少;②行业分布上,北京从区域内贸易中获得的经济收益高度集中于服务业部门,而天津和河北却分散分布于多个部门;各地的隐含CO₂排放均集中于中间品贸易部分,占比最高的是能源工业部门;③京津冀从贸易中获得的经济收益和碳排放存在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完全CO₂排放强度、调出规模和调出结构的不同。因此京津冀区域在一体化发展过程中要加强协同合作,共同制定碳减排目标和承担碳减排责任,并且各地要根据发展阶段和特点寻求最佳合作模式。     

雄安新区的人口与水土资源承载力

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调发展的历史性战略选择。雄安新区正处在规划建设阶段,亟待探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与保障水平,为新区建设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文章立足雄安新区,放眼京津冀,基于人口分布及人粮、人水关系,定量评价并对比分析了雄安新区及其周边地区的人口与水土资源承载力。研究表明,雄安新区土地资源承载力优于周边地区,人粮关系协调,尚有一定的人口集聚空间;水资源承载力劣于周边地区,人水关系紧张,流域内配水和跨流域调水已成为必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人口合理布局,引导人口有序流动,以及提高和增强水土资源承载力的若干建议。     

“双碳”目标下制造业数字绿色创新发展评价研究 ：以京津冀为例

评判制造业数字绿色创新发展效果是实现双碳目标和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机制。本文依据五大发展理念，设立了绿色发展、创新驱动、数字经济、高效竞争、风险控制5个维度层，构建了制造业数字绿色创新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区域资源禀赋，本文运用FAHP-熵权模型分别对不同地区设立组合权重，综合评价京津冀制造业数字绿色创新发展效果。结果表明：（1）污染排放和数字基础设施是影响京津冀制造业数字绿色创新发展的核心因素；供应链风控、创新影响和数字互联网载体、创新贡献和信用风控分别是影响北京、天津、河北的核心因素。（2）近十年京津冀制造业数字绿色创新发展五个方面占比呈现协调融合态势，优劣顺序是北京、天津、河北。数字经济呈现逐步扩大趋势，发展态势良好；与河北和北京在风险控制方面相比，天津则应重点关注高效竞争方面。（3）近十年京津冀制造业数字绿色创新发展态势良好。河北综合水平增速最快；北京综合水平虽仍在稳步上升，但与河北相比，增速较慢；天津制综合水平不容乐观。     

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能力影响因素识别及评价

为突破数字技术应用难关,在实现对企业数字化创新能力评价分指标特性与目标层得分综合考察的同时增强评价结果的可量化性与精确度,基于投入与产出视角,从数字化创新专利产出、人才储备、资金获取、资源整合、经济基础5个维度构建企业数字化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提出采用随机森林算法和突变级数法进行评价,并以京津冀制造企业为例进行实证评价,同时分析识别影响其数字化创新能力的因素。结果发现：数字化创新人才储备对数字化创新产出能力的影响最大,资金获取次之,资源整合和经济基础的影响相对较小;现阶段京津冀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产出能力整体较弱,远低于数字化创新投入能力,且传统制造业与高技术行业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天津市和河北省的数字化创新能力普遍低于北京市。由此,建议京津冀地区从优化基础条件、提升人员素养、加强资源整合流动和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等方面着手,进一步推动企业数字化创新发展。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科技人才流动模式研究——基于国家科技奖励获得者的实证分析

以2000-2019年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2661名高层次科技人才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这一高端人才群体从出生地、教育地到成就地的流动轨迹总结出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城市群的科技人才流动模式。研究发现：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的科技人才流动分别呈现为“单核吸引”、“自产自销”和“创新吸引”模式。三个区域的科技人才均存在程度不一的在地化流动现象,区域内部人才流动不平衡、不通畅。为实现各区域人才的一体化发展,本文建议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将科技人才流动模式分别转变为“单核辐射”、“内循环”和“合力吸引”模式。     

京津冀CO2排放的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研究京津冀CO₂排放的时空特性及影响因素,对实现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本文首先对2000—2014年京津冀CO₂排放的时空特性进行了分析,然后利用LMDI分解方法对京津冀CO₂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总体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LMDI分解方法和M-R空间分解方法,本文具体分析了京津冀CO₂排放时空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研究期内京津冀CO₂排放增长迅速,从2000年的3.67亿t增长到2014年的10.02亿t。其中,河北对京津冀CO₂排放贡献最大,达到72.02%。② 经济总量（贡献度：152.17%）是导致京津冀CO₂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能源利用效率（贡献度：-56.29 %）和能源结构调整（贡献度：-34.39 %）是抑制京津冀CO₂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此外,产业结构调整、收入提高和城镇化也是导致京津冀CO₂排放增长的重要因素。③ 京津冀各地区CO₂排放差异不断扩大。经济总量大和能源利用效率低是河北CO₂排放高于京津翼平均水平的主要原因,以优质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是北京CO₂排放低于京津翼平均水平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