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科学”时代科学家社会责任的系统探析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及其社会应用呈现出明显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当前人类已进入科学与社会互动的的更为频繁的"大科学"时代,科学家们也基本告别了专注于爱好,自由意志进行科学研究的小科学时代,科学技术活动总体呈现出大规模、高投入、组织复杂化、科学与技术一体化的特点。因而把社会责任纳入到科学家的责任范围越来越得到多数人认可。科学家在社会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无一例外的处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中,基于系统论的观点,从系统要素的角度作为切入点,以期能够探索一个更为清晰阐明的科学家社会责任范围。     

科学建制化过程与科学家科普责任演变

以历史为线索,探讨科学建制化过程与科学家科普责任演变之关系,指出:科学建制化与科学家科普责任有互动关系,科学建制化程度决定科学家科普责任内容,科学家科普责任的发挥又促进着科学建制化过程。     

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科研信誉综合评价体系研究:基于“能力-行为-绩效”的视角

1引言科学基金制是一种本质上区别于行政拨款的科技拨款制度,通过自由申请、专家评审、择优支持等方法配置科技资源,在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充分依靠科学家群体来进行民主管理。科学基金制是激励创新的饥制,公平竞争机制和科学民主机制的有     

我国科学基金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科学基金是为了支持和促进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科学研究事业而建立的,是一项按照科学基金制原理运行实施的专项资金.科学基金制有别于传统行政拨款的资助和管理方式,其本质是充分依靠科学家群体进行民主管理,即由科学家自己确定科学研究课题和具体计划,掌握某领域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从而使知识生产的要素得到优化配置,并产生最大效益.由于不受政府决策管理程序的限制,科学基金一般可以较迅速地决定问题,对科学发展中的新构思、新设想可以较早做出灵活反应,以弥补宏观科研体制的不足.作为一种科研管理方式和组织体系,科学基金制符合科学研究本身的内在规律,在极大程度上体现了科学民主的内涵,并且与市场经济的特征相一致.     

道德性：科学家．科学．政策制定

“科学的责任与道德”问题，其实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关于科学家的道德标准，即科学共同体内部有哪些道德原则，作为一名共同体成员，科学家应遵守什么样的道德规范。这些原则或规范有强纲领性的，也有弱纲领性的，但显然是科学共同体所特有的，而且是泛化的。一个社会有其道德标准，若违背了，就是“犯罪”，一个共同体也会有自己的道德标准，若违背了，就破坏了“行规”，这也是一种“犯罪’当然是针对于共同体而言。科学共同体也是一个小社会，其内部的道德标准可以起到保障体制运作，规范个体的业内行为，惩处违规现象，从而使得科学…     

科学家在科普中的责任分析

在我国科普中,科学家不为乃至少为的现象,是我国科普工作不能有效进行的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科学家在科普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科普功能的实现如何,需要科学家肩负起在科普中的责任。本文旨在明确科学家在科普中应尽的责任,促进科学家向公众传播科学,让公众了解科学,使科学更好的服务于公众,促进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     

学术自由与科学伦理--兼论大学学术自由的有限性

科学伦理为学术自由提供了保障，同时也使学术自由受到了某些限制，因而学术自由是有限自由，学者在行使学术自由时必须履行学术义务与社会义务，担负学术责任与社会责任，学术自由与责任相伴而生。     

科学可以计划吗？——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英国为中心的争论

 发生于1930年代末的关于科学是要计划还是要自由的贝-波之争,其源流可追溯到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整个三十年代英国科学家中的科学与社会运动,是该争论的过程因素。该争论实非二人之争,而是存在于两个科学家群体之间,Nature杂志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若干科学组织牵涉其中,争论所涉及范围远超英国之外,过程比较曲折,历史影响极为深远。科学家们争论的问题包括科学、计划和自由的内涵,科学发展的机制,科学家的责任,科学的社会关系等等问题。它不仅促生了科学学、科学社会学等学科,而且将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更为重要的是,这场争论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科学观念,它使功利主义科学观从此深入人心,与之后苏联之外各国科学的计划化不无关系。     

科学研究模式变迁：有组织的基础研究

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各学科领域深度交叉融合，基础研究从科学家好奇心驱动的自由探索式的研究模式，逐步展现出对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技术发展的带动作用，从而演化出“有组织的基础研究”这一新模式。文章提出“有组织的基础研究”的概念，分析“有组织的基础研究”的特征和类型，阐明了发展“有组织的基础研究”的3个原则：以科学目标为导向；以自由探索为科学活动的根本形式；以科学家为主导。     

反思与前行——读《欧洲科学帝国的衰落》

假如将近代科学诞生以来著名的科学家召集一堂，其中多数必定是欧洲人，如果把近代科学诞生以来的科学成果汇聚一起，里面也必定是欧洲人创造出来的多；但是如果把上个世纪、特别是二战以来世界上著名的科学家请到一起，把二战以来的科学成果汇聚一起，欧洲的优势明显不再。     

试论我国国家目标与研究自由的矛盾冲突及解决对策

科学家个人自由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它与社会责任相伴而生。以此理论视角分析目前我国科学研究的国家目标和研究自由的现实关系，指出存在的矛盾冲突，并试图作出对这一问题的对策思考。     

中美基因合作研究引发争议的思考

以案例分析的方式,对“安徽基因事件”中引发争议的关于科学家的责任、国际合作中本国基因资源流失以及媒体是否应对科学进行调查等问题,进行了剖析与思考。指出:在大科学时代,科学家应肩负起对科学和社会的双重责任;严格审查、加强监管是防止基因资源大量流失的重要手段;对科学进行调查,不仅是媒体更应是科学组织内部的责任。     

关于科学的社会责任

“科学的社会责任”问题是科学与社会间不断增强互动的产物。科学共同体对这一问题的传统认知主要限于科学的社会应用方面,涉及到科学与外部社会的关系。但是,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呈现出许多新的状况和问题,科学家必须更加自觉地规避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承担起一种关切的责任以及科学家职业角色所赋予的时代责任。     

中西科学家社会责任之比较——兼论我国科技伦理的特点

我国与西方国家在提出科学家社会责任的背景、履行科学家社会责任的途径、培养科学家社会责任意识的措施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我国由于科学研究活动中违反科学道德的行为日益增多从而使得科学家社会责任问题备受关注,注重科学家通过构建良好的道德自律机制来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强调通过科学家本人培养科学良心来提高社会责任感;而西方国家则由于科学带来诸多负面效应才引发了对于科学家社会责任问题的广泛讨论,通过科学共同体制定准则来规范科学家的科学活动,注重通过专门机构培训科学家道德伦理意识和责任意识。通过比较也不难发现,我国的科技伦理道德仍基本属于学术道德。     

以苏州的科普实践为例 探寻科普的发展之路

在现代科普理念上，一种基于全民性、互动性、全而性、多元性的现代“大科普”理念止在兴起。这种理念把科普视为全社会、全体公众的行为和参与，而不是少数科学家的事情：把科普视为科学产生、传播、理解和接受的令过程：把科普视为满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内在要求。基于这种基础，我们可以把科普定义为：科普是为满足经济社会和伞而协凋可持续发展，[第一段]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史学实践——评夏平与沙弗尔的《利维坦与空气泵——霍布斯、波义耳与实验活动》

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这两大学科有一个共同的基本问题，那就是如何看待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以默顿为代表的传统科学社会学，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体制，主张对科学体制进行社会学考察。科学史中则产生了旷日持久的思想史与社会史之争，主流观点认为思想史是主体，社会史是补充。两大学科的共同特点是，都把社会对科学的影响看作是一种弱影响，只分析社会如何为科学提供动力，没有对社会如何影响科学知识本身做出评价。而且，在已有的框架下，科学知识与科学体制、思想史与社会史之间，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科学家的社会化

科学体制不同于其他社会体制,它缺乏发达的有效的正式控制机制,科学家的社会化过程是科学的非正式控制机构之一.广义的科学家社会化关注于科学共同体的形成,狭义的科学家社会化关注于科学家个体的社会化过程.科学家社会化不同于工程教育,通过科学家社会化的研究可以有效寻求减少科学中不端行为的途径,增强科学研究的质量控制体系.     

科学家伦理责任的哲学思考

求真与求善是科学家的普遍良知。但在现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已经深深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因此不能苛求科学家的个人行为选择达到多重利益的统一。但这并不是说科学家无需对其科学研究的社会后果负道义上的责任，而是更多地强调作为科学家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道德判断背后的价值判断，使自己的判断和行为相一致，而不致于成为政治强权的屈从者。另外，科学家还有责任通过自身内在体悟而自觉认同的科学伦理规范在个人行为选择时的实施来教育引导人们获取一种更具价值合理性的生存方式。     

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的内生动力研究——基于300年欧洲科学学派代表人物科学传播动因分析的视角

要构建科学共同体是科学传播主体、科学家是科学传播主角的体制机制,关键在于激活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的内生动力。本文基于300多年欧洲科学学派代表人物科学传播动因分析的视角,对学派代表人物从事科学传播的内生动力进行研究,对我国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积极性不高的原因进行剖析,对构建我国科研与科普协同结合体制机制提出政策建议。     

科学界的又一个重大使命

《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决定把办刊方针从以科技政策内涵为主，调整为以科学文化内涵为主，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在中国，比较严肃地讨论科学文化的刊物实在是太少了，而科技政策的刊物从官方到民间，从内部到公开可谓比比皆是。以“科学的责任与道德”作为讨论科学文化的切入口，也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的责任与道德已不再仅仅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的规范问题，而在更大程度上是社会规范和文化的最主要部分之一。正如在《科学的责任与道德──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一文中所说，“科学对人们的生活，对社会和政治的直接影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