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期骚体文学的新变

明代中期的骚体文学在恢复屈骚传统、抒写真情实感的复古主张中不断地探索、革新,不断地贴近自然情感,由摹仿楚骚样板逐渐习得楚骚情韵,创作出了相当数量的优秀骚体作品。这些作品显现出了鲜明的新变化。     

从骚体赋看汉人对屈骚的接受和传播

汉代是有载籍以来全面接受和传播屈骚精神的第一朝，汉代骚体赋又是汉人接受传播屈骚精神的艺术结晶。汉代骚体赋从文体特征到题材内容、思想情感，始终映射出屈骚的光辉。汉代骚体赋对屈骚的接受突显出“士不遇”的忧惠，对忠君爱国精神、正直高尚品格的颂扬，同时又表现了对屈原以身殉国行为的批评。凡此种种，忧患、颂扬、肯定与批评，都反映了汉人的人生观、道德观和社会思想观念，并带上汉代大一统的社会文化特征。     

楚骚美学对清代词学比兴寄托说的影响

清代词学比兴寄托说与楚骚美学的关系密切,持寄托论者多移用楚骚相关话语为词体代言。比兴寄托说具有内在的理论层次,以创作主体怨悱难言之情作为词作生成原因,以反覆致意作为情感抒发要求,以香草美人作为比兴运用方式,以要眇宜修作为所达到的言意效果,其架构部分地共享了楚骚美学的艺术审美内涵。在此架构上形成整体的比兴寄托词学观,被用以推尊词体、张扬读者的阐释权力,并由此促成了普遍泛化的审美体验,这些功能同样受到楚骚美学文化精神的沾溉。     

汉代骚体赋的情感趋向及艺术表现

骚体赋是汉代文人抒情言志的重要形式。他们或以此来抒写不遇之悲、玄远之思、相思之痛,或将对时事政治的不满和帝王的讽谏规劝之意寄托期间。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他们借鉴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借“香草美人”托喻,用历史、神话人物表意,以景物描写衬情等技法,使以抒写悲怨之情为主体的楚骚抒情传统得以承继发扬。     

论汉代拟骚体中的隐逸化倾向

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收录的汉代楚辞作品,都是祖述屈骚的模拟之作。这些作品在模拟的过程中沿着屈骚的游仙情节,大肆铺绘神仙幻境的离奇缥缈,在对游仙幻境描绘的指向上,丰富的想象和大胆夸张的游仙幻境被有意放大;同时,在游仙修德的想象中,以人间的社会现实为立足点,刻意将隐居仙境描绘得十分清新优美。但由于汉人已经少了屈原的那份执著与刚烈,这些拟骚体诗作在寓托屈原式思君贤臣之形象的哀怨主题、落拓志士远游自疏的情结时表现出了比较明显的隐逸化倾向。     

“士不遇”的屈骚解读及其在汉代的现实意义

“士不遇”是汉人屈骚解读的突出主题。汉代的仿骚、悼骚作品往往通过对屈原经历遭际、思想行为的演绎和选择、议论和评价,突显出屈原怀才不遇的命运悲剧;流波所及,文坛上出现了大批以“士不遇”为主题的散文和赋。共同汇成了汉代文坛“士不遇”的洪流强音。“士不遇”悲情既是屈骚所固有的情感内容,也是汉代士人对自己乃至千古士人悲剧命运的思考结果与屈骚悲情共鸣所撞击出的耀眼火花。经汉人的屈骚解读,第一次把“士不遇”主题彰显于汉代文坛而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自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士不遇”主题的重要地位得以确立。     

论骚体文学研究在当代楚辞学中的定位

骚体文学即楚辞体文学，它的研究对象包括屈、宋而后的纯楚骚体、楚歌体和骚体赋三种体式的作品，以及楚骚与赋、乐府诗、七言诗、哀吊文、骈文、曲予词、戏曲等多种文体的相互关系，并涉及到文体演变史、文学接受史、文人心态史等多个领域。这一概念的提出，对于当代楚辞学学科视域与学科空间的拓展，具有重要意义。     

明代前期骚体文学的新变

明代前期,骚体文学由抒写时代和个人命运的乱世悲音,转而成为服务于统治者统治、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道统、应制之文体,内容空洞、庸俗,虽多少仿得屈骚“惊采绝艳”之文辞,却毫无屈骚精神可言。     

论李群玉诗歌情感的文化属性

李群玉的成长环境和所处的时代背景,构成了其创作情感的二重性.从心理学的层面上看,群玉诗是对屈、宋为代表的楚骚文化的心之向往和历史记忆;从现实层面上看,则又是唐末士子的末世心态的文化反映.     

楚骚之苗裔——评邹惟山十四行抒情诗

邹惟山的十四行抒情诗是楚文化的典型体现,继承并发展了楚骚传统,堪称“楚骚之苗裔”。其大致特点主要有忧息时世又满腔柔情、视野开阔且富于象征性、想象灵动而语言华美等。     

踵屈骚之体,彰民族之魂——论《梅赋》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自古以来,以梅写意者层出不穷,然屈骚之下,以梅入骚者并不多见。今骚体长诗《梅赋》以骚之体式写梅之气韵,深得《楚辞》神韵。全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画合一,诗境阔而意绪悠长,格调迂徐而不乏昂扬之态,深追屈骚之体,是当代寂寞骚坛上的一朵奇葩。《梅赋》中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个救世、醒世、敢为天下先,奋发向上而又饱含爱国热忱的有志之士形象,同时也是新时代千千万万生生不息、奋斗不止的爱国劳动者形象,具有深刻的时代内涵和现实意义。     

试论赋之范围与汉斌“序文”之作者问题──读《全汉赋》

“辞赋”即赋．《楚辞》之“辞”非文体名;“骚”为赋之一类,而论与赋平列;用赋的手法所写之论,通于赋而非赋。故《全汉赋》当收汉人之“骚”,而不应录《非有先生论》。汉人为赋少有序者,所谓“序”,多为后人缀史辞为之。《全汉赋》仍其旧而不加说明,略欠辨正之功。     

柳宗元山水诗文中的骚怨之幽

柳宗元的山水诗文作品,笔力清健,＂幽峭＂是历来诗论家对他风格的评价,而其贬谪时期,为文追慕楚骚,借山水寄托幽怨之情,＂骚怨之幽＂成为其特色。     

骚体的形成与称谓辨析

以往的论者，大多仅从楚民歌的角度论述骚体的产生，却较少对骚体的南方渊源作全面综合的考察，而对于骚、楚辞、骚赋、楚歌、楚声等种种称谓的联系与区别，也往往缺乏详尽客观的辨析。本文以楚国特有的人文背景、地理环境、民俗风情、民间音乐等方面总体性地探讨骚体体式及其瑰丽浪漫风格的形成；并认为以“骚”代指屈原辞作乃至全部“楚辞”，实起于王逸的《楚辞章句》；骚与骚赋、楚歌与楚声等称谓，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可随意对等使用。     

论李贺的屈宋接受

李贺是唐人中学习并接受屈宋辞赋作品最自觉的诗人,其创作实绩也最为突出。具体可由三个层面得以佐证:唐人的楚骚评论最多最集中的是李贺;同时代及后人对唐人接受楚骚的批评意见争议最多、最集中的是李贺;唐人创作中称引屈宋并化用楚骚命辞及句法甚为密集,且其诗歌整体文学精神与楚骚最为相通的亦是李贺。     

执正以驭奇——析楚骚美学的“正”美和“奇”美

楚骚美学和儒家美学、道家美学、禅宗美学一起并称为中国四大美学,并且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对后代文学产生过巨大影响,诚所谓“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龙·辨骚》)近年学者们对楚骚美学的内涵和特点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本文拟从“正”美和“奇”美这一角度探析楚骚美学一些特点,不足之处,尚祈方家正之。     

试析屈骚的审美特色及其成因

屈原的骚体诗,以其瑰艳奇丽之美,在中国古代诗歌艺术史上独领风骚,成为一种范本。由此,历代评论家对屈骚这一独特文化现象作过种种探讨。本文结合《离骚》、《九歌》等作品,分析了屈骚的瑰奇之美,继之,以法国美学家丹纳的“三要素”说为理论支持,揭示了造成屈骚瑰奇之美的几个方面深层原因,也算一种新的尝试。     

楚骚咏"兰"之文化意蕴及其流变

楚骚之多咏“兰”，既因兰为南楚所习见，又因兰乃健身之良药，并进而升华为楚人所崇拜的植物图腾及王族之象征；而兰的外美、内美兼具的品格及与之相关的多重化蕴涵．更启迪了楚人的诗思，唤起了骚人的创作欲望，从而成为楚骚抒情的理想载体。直到三国两晋，兰仍是人们心目中美好事物的象征。南北朝以后．随着咏梅之风的兴起，咏兰才渐为咏梅所取代。     

试论诗骚怨刺精神的异同

屈原继《诗经》之后，开创了崭新的诗体——骚体诗。《诗》、《骚》怨刺时政的精神是其主要相同之处；但从《诗》发展到《骚》，随着时代的变迁，其怨刺精神的嬗变依然明显。概言之，就是《骚》诗中的主体意识与个体精神的增强。《诗》、《骚》怨刺精神所包蕴的刺政刺时与主体意识两方面的内涵。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现实、积极入世与独立不迁的品质。初见于《诗》，定成于《骚》，对后世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屈互补:中国文学中的辨骚问题

辨骚即辨析届原及其骚体学创作的化价值和学价值。约1500年前，刘勰在其所《心雕龙》中特设《辨骚》篇，中国学中的辨骚问题由此正式产生并得到学长久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