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的文士品格与清中叶的学术论争

袁枚是清代中叶声名最盛、成就最著、影响最大的文学家、诗人,同时又是颇有造诣和建树的思想家、学者。他不仅以文人自居,以文士自任,而且从文人的独特视角,以思想家的锐利眼光,深入地观察当时的学术界,犀利地剖析各家学说,甚至直接与各派学者往来辩难,其持论之大膽,见解之独到,涉及之广泛,在18世纪的中国知识界可谓独树一帜,影响深远。探讨袁枚的文士品格,分析他对各     

蒙古帝國史與西方蒙古史之研究述評 《蒙古人》中譯本序

美國學者戴維·摩根在多年教學與研究基礎上,出版了《蒙古人》一書,影響深遠。在本書中,他既對世界上現存各種文字有關蒙古帝國歷史的史料,給予了充分介紹,又結合叙述蒙古帝國的興衰,重點評述了西方蒙古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及其主要學術觀點,將歷史發展與學術動態結合起來叙述的方式,相當獨特,本書成爲西方各大學廣泛使用的教科書。不過,書中忽視了中國、日本等學者的研究,又無視蒙古帝國同時代其它國家的反應,加上作者對蒙元史的了解也相當粗淺,乃其明顯的不足。儘管如此,本書依然是了解西方蒙古帝國史研究動態極其重要的參考書,受到國際學術界普遍贊賞。     

得意忘言舆義疏之學——魏晋至唐代的古典解釋

魏晉以來,中國的古典解釋出現了一些新面貌,雖然在經書解釋史上,有的學者還是將這一時期總歸為漢唐階段①。這種劃分從歷史的長時段來看,自然有其成立的理由,但對于長時段中各個短時段的變化,學者理應予以必要的注意。概括地說,這些新面貌可以歸結為兩點,即“得意忘言”與“義疏之學”。前者是精神上的,後者是體式上的。經典解釋的這些新特徵,對于文學解釋來說,也起到了不容忽視的先導和影響作用。     

馬一浮和"六藝論"

馬一浮的學術思想,最著名的論點是"六藝該攝一切學術".這是他的一貫思想,很早他就有撰寫<六藝論>的設想,但集中講論,則是1938年在江西的泰和,為浙江大學師生開設國學講座.竺可楨校長1936年為聘請馬先生到浙大講學費盡了心力,而終無所成.但僅僅一年之後,他的願望就輕松地實現了,而且不是他主動去請馬一浮,而是馬先生自動找上門來--當然不單是為講學,同時也希望暫時與浙江大學師生一起流亡避寇.     

“求是”与“致用”——章太炎學術思想覈论

“實事求是”與“經世致用”,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學術思路。雖說为人为己、成德成學、有用無用之類學術分途的辨析,先秦以下代不乏人,但真正標榜並實踐儒家經世之學的,當推明清之際諸大儒;而把求是之學推到極致的,則是隨之而來的乾嘉學派。清代學者談求是與致用,態度都比較決絕;到了晚清,求是與致用之爭更演變成了既含學派又含政術的大論戰。這場論戰對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影響,至今仍未消除。這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學術是非之爭,更多的是體現適應傳統變革要求以及面對西方思想文化衝擊時中國知識分子     

金克木入聘北大的經歷及其與季羡林的學誼

金克木先生被視爲現當代學術史上有名的自學成才的大學者之一。他的學術生涯是中國東方學學科史上獨具特色的一頁。從1948年秋被聘至北大任教,金克木就一直在紅樓和燕園工作,與北大互相成就,逐漸成爲與季羡林并重的中國東方學家。本文利用新見的信札、檔案等史料,梳理金克木入聘北大的經過及其與季羡林的學誼,爲深入認識北京大學東方語文學系初期的學科建設與中國東方學的發展歷程,提供新的闡釋。     

“文化讬命”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

中國現代學術以何時為開端?歷史學界通常把1840年鴉片戰争至1919年五四運動,稱為中國歷史的近代時期,而以1919年五四運動至1949年為現代時期。但學術史和文化史的分期也以此為依據,不容易解释清末民初以來的許多文化現象。用政治事變來例同學術文化變遷,反映不出學術文化本身的嬗變規律。實際上,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型,可以追溯到晚清的经今文學運動,現代學術的種子即埋藏其中。但今文學運動本身还不具有現代學術的特徵。1898年嚴復發表《論治學治事宜分二途》,1902年梁啓超發表《論學術之势力左右世界》和《新史學》,1904年王國維發表《紅樓夢評論》,現代學術思想和學術规範得到比較集中的體現。因此中國現代學術發端的時間,應為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標誌是承認學術具有独立之價值,並在研究中開始吸收西方現代的觀念和方法;代表人物是嚴復、梁啓超、王國維等,而尤以王国維扮演着現代學術開山祖的角色。王國維1927年自沉於颐和園魚藻軒,社會上異說異是,察察為揣。惟史學家陳寅恪能够從文化興衰和一代學者的命运的角度,對王氏的死因给以正解。包括王、陳在内的中國現代学者中的大師巨子,聲聞顯晦或有所殊異,但与本民族的文化共同着命运,欲以學術為宗基“承續先哲將墜之业”,同為一代文化所託命之人則一。他們的學術流向包涵着省察傳统和回應西學兩個方面,既不忘記本民族的地位,又能够做到与世界文化對話交流,為中國現代學術奠立了難能可貴的傳统。但中國現代學術的發展仍然困難重重。就學者的主觀认知而言,有四重障蔽應予以破除。第一、學術是手段还是目的;第二、“有用之學”舆“無用之學”;第三、中學和西學之争;第四、新旧古今之辨。這四個問题所以產生,主要是中國傳统學術一向缺少學術独立的傳統,特别是“經世致用”之說束縛了人們的頭腦,使人們忽視學問本身的独立價值。王國維、梁啓超等現代學術的開聞人物,為破除這四重障蔽曾作出巨大努力,可是時至今日,也不能說此一問题已獲致完全解決。任公先生說:“就純粹的學者之见地論之,只當問成為學不成為學,不必問有用与無用,非如此則學問不能独立,不能發达。”又說:“為學問而學問,斷不以學問供學問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志專一,雖苦不周於世用,然每一時代文化之進展,必賴有此等人。”信哉斯言。學術之求得独立,首先還要有独立的學者。四重障蔽不能破除,宜乎中國現代學者難於安身立命也。     

编后

對中國文化與中國學術的研究如何深入一步,發為文章不人云亦云,時有創闢勝解,並進而解開困擾人們靈智的一個個學術網羅,是關心中國學問的人文學者當前亟待解决的問題。去年九月本刊在滬召集座談會,許多學界前輩曾提出這方面的建議,本期“文化學術動態”欄約略有所報導。     

陳寅恪學術生平的一個重要環節 1926-1929年期間的職業選擇

在陳寅恪的學術生涯中有兩個重要的環節,即1926-1929年期間工作單位的選择和1949-1950年問雖南下但不浮海的决策。上世紀20年代,在日益高漲的"整理國故"文化學術思潮的影響下,國内紛紛成立國學研究機構。陳寅恪特殊的留學經歷、豐富的域外語文知識和用新方法整理國故的能力,被學術界青睞看重,各學術機構争相延聘,許以高薪。陳寅恪最終選擇了清華大學和中研院史語所,奠定了任教清華、兼職史語所,擁有兩個頂級學術機構學術資源的格局。1949年1月史語所遷臺、陳寅恪南下廣州任教前,陳寅恪擁有清華教授、史語所研究員的雙重身份,憑借清華、史語所優厚的科研條件,學術上勇猛精進,二十年裏取得的巨大成就與聲名影響,與他1926-1929年間工作單位的正確選擇密不可分。     

自述治學之經過

湯炳正是章氏學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其八十三歲時所撰的此文,回顧自己少年時代如何"狠讀",而在鄉鄰前輩的啓迪下,萌從事學術研究之志;說明其"求學北京"時"最喜歡跟前輩的名流學者相往還",然負笈蘇州師事太炎先生後,才真正找到前行的"方向",在治學與行誼兩方面均受其深刻的影響。如"没有堅實證據,决不立說;没有獨特見解,决不行文",成爲他终身謹守不渝的戒律。并"經常對學生强調說:‘一個學者,要能在本學科中解决幾個歷史性的難題,才算是對學術的貢獻;否則陳說連篇,即使留下幾十本皇皇巨著,也是没有意義的’"。其一生學術經歷坎坷不平;而治學之多變,乃缘随着時代的發展,"我又在探索着自己前進的道路"。其治學特色可概括爲:"於小中見大,於果中求因,於现象中探規律。"另外,其任"中國屈原學會"會長期間,在學術問題上,從不把個人的主張强加於人,而是努力營造寬鬆的學術氛圍,提倡百花齊放。     

論中國文人的“巫山神女情結”

自古“屈宋”并稱,但人們總覺得宋玉有忝列名號之嫌。筆者認為,“屈宋”并稱絕非偶然,宋玉的意義主要不在其“楚辭體”的《九辯》,而在于其最早大量創作“賦體”文學(宋王與荀子同時而略早),特別是源于其《高唐》《神女》二賦的“巫山神女情結”(筆者仿造語),可謂揭示了中國文人及至全人類心靈共有的隱密和騷動,開創了中國文學中以人神性戀為基礎的情慼叙述原型和性戀結構模式,成為中國文人一代代反復吟唱的文學母題,在中國文學史上形成了非正統的卻是排山倒海式的滾滾洪流——“巫山神女情結現象”。由此可以窺見宋玉的深遠意義和影響。     

馬一浮易學管窺

一 究明經術 對馬一浮先生的研究,目前實仍處於泛說階段,論者大抵僅能就大方向論其學術匡廓與規模,說明其性質,對於內部問題還較少探究.最明顯的,是其經學. 大家都知道馬一浮學宗六藝、以六藝攝一切學術,可是說來說去不過介紹馬一浮先生此一態度而已,對於他的六藝之學具體內容如何,其實論析甚少.馬先生在辦復性書院時,曾以“講明經術,注重義理,欲使學者知類通達,深造自得,養成剛大貞固之才”為宗旨.開講日亦明以“經術義理”之學示諸生,可見其六藝學,具體說也可稱爲經術義理之學.     

中国佛教的因果报应论

本文着重从中印佛教思想文化交涉的視角,揭示因果報應論所包含的人本論、因果論、生死觀和來世觀等哲學内涵,强調因果報應、三世輪回說是一種以自我道德行為來改變未來生命的理論。由於這種理論把道德律和自然律結合起來,作為一種社會行為準則,而為廣大佛教信徒所接受,成為中國古代儒、道以外别樹一幟的人生理論,而發揮了補充儒、道思想的作用。文章通过與中國固有的報應觀念和印度佛教因果報應說兩方面的比较,指出中國佛教因果報應論所受中國本土的分命說、天命論、神話、傳說、泰山崇拜、儒家倫理道德思想和心性論的影響,同時又構成為對中國固有報應觀念乃至宗教觀念的重大衝擊,指出中國佛教因果報應論是既繼承又區别於印度佛教因果報應說的帶有自身民族思想色彩的獨特學說。     

經義、奏疏與判詞 清前期關於繼嗣問題的争論與困境

由於繼嗣涉及宗族、財產、政治等多個方面,除皇室與民間外,此一問題更受到清前期各個層次的儒家士人學者的關注。經學家的争論主要集中在大小宗宗法如何延績、是否爲無後者立嗣及是否爲殤子立嗣上。而身爲地方大員的胡季堂關心的則是所在地區的民風與社會穩定,并通過上疏來增加大清律例的條文以化民成俗。至於底層的儒家官僚,由於受個人思想及所判案件獨特性的影響,在判案時更加靈活,體現了律例、禮制與人情間的張力。但不論是經學争論、大臣奏議,還是判案瓛書,其對於民間實際立嗣行爲的改變都很有限。其根源可能在於清代士人與民間社會的隔膜,而這又是時代政治環境影響的結果。     

编后记

回眸17年前,1989年盛夏,《中國文化》創刊之時,在首期編後記中,我們申說期刊創辦之旨趣:“着眼點在學術,目的是弘揚文化。”此言的源出,就是“我們抱定的宗旨不變,仍如撰於去年年底的創刊詞所說”——在該篇創刊詞中,主編提出:“深入的學術研究不需要熱,甚至需要冷;學者的創造力量和人格力量,不僅需要獨立而且常常以孤獨為伴侶。”兩年之後,《中國文化》第5期編後,又引用錢鍾書先生的話,重提“冷”、“熱”問題:“大抵學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     

编後

去年年底,具體時間為2008年11月30日,本刊和我們中國文化研究所邀集了一次學術聚會,京城學界的老輩碩學和年輕友人多有參加.     

“章門弟子”繆篆的平生交游與著述

"章門弟子"繆篆(1877-1939)係民國時期人文學者,早年留日,歸國後一度從政,後師從章太炎先生,其治學堂廡甚廣,於儒釋道三教及諸子學、語言學、文獻學、西方哲學乃至基督教神學,皆有所涉。曾任教於厦門大學、中山大學。繆篆平生著述等身,生前在海内外學界卓有影響,與蔡元培、馬相伯、魯迅、釋太虚及法國學者戴密微(Paul Demieville,1894-1979)等有學術交誼,亦旅法宗教學者林藜光(1902-1945)之師。繆篆也是"章門弟子"這一民初重要學術群體中唯一一位純以哲學爲志業的學者,其思想自成體系,然半個多世紀以來,其人其著幾乎被學林淡忘,本文廣泛搜羅材料,鈎沉索隱,對繆篆平生學術交游與著述給予了盡量詳細的考證。     

论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甲午存稿之一:与友人

力出京前,曾肅函上陳毛主席,附及哲學研究所事。略云:社會所需物質與文化,同等重要。力腐儒也,平生致力於文化學術方面。頃到暮年,所注意獨在此。竊幸五年之間,國基大定,世界局面隨之轉變,大地人類心理皆仰注於中夏。發揚學術,自不容緩。科學院尚未成立哲學研究所,似宜及時創辦。文化一詞,包含至廣,而哲學思想是其根柢。其他學問及一切制度,無不與哲學思想有關。今之綜合大學只十三所,哲學系已嫌少,教學人才更覺     

蔣廷黻:學術史上的失踪者

蔣廷黻是民國時期最重要的近代史學者,中國近代外交史由其開拓,中國近代政治史也因其"現代化叙事"發生了極大變化,深刻影響了一代學人。然而由於政治原因,蔣廷黻的學術影響在1949年之後的中國大陸悄然消失了三十多年,直至國門重開,蔣廷黻的學術漸漸被大陸學人所認知。一個學術史上的失踪者極大改變了中國近代史叙事模式、情節,最近二十年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些不一樣,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蔣廷黻當年所建耩學術框架、學術方法。     

敦煌宗教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敦煌學是一門新興的地區性、綜合性學科。如果我們探究這门學科之所以產生的諸多因素。則宗教,尤其是佛教所佔的比重之大,無疑是不容忽視的。然而,宗教研究在敦煌研究中的現狀却與它在敦煌學中所佔的重要地位很不相稱。可以說,在敦煌學的諸多學科領域中,宗教研究相對最為薄弱。1983年夏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以來,歷次的學術討論會上,宗教組的人數最少,以致有時不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