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霸政治追求及其对隐逸文化系统的影响

进入日益巩固而成熟的大一统政治后,隐逸文化系统之还能继续存在,社会政治系统对其之所以还能够容忍,跟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影响深远的王道、霸道政治观念有莫大关系.可以说,社会政治系统(政统)与隐逸文化系统二者,正是在"王道"政治理想上,找到了相契合之一点,而能相反相成,尽管他们各自在对王道政治理想的追求上,动机和目的是完全迥异的.     

儒家经典政制中的政教关系——以黄宗羲之学校论为中心

"学校"之设计是黄宗羲政治思想中极具特色的部分,其核心在于对传统政治中之政教、政学关系予以一种具体的制度性规划,堪称儒家政制理念中关于政教关系问题的经典论述。具体而言,学校之功能体现在三方面:首先,作为精英再生产与政治伦理养成的重要场所;其次,作为公议中心与政治权威之所在;最后,也构成了基层社会组织的一种重要形式。由此,学校既体现了"道统"在制度层面对于"政统"的规约,也展现了"教"在塑造基层社会风俗、秩序方面的意义。     

社会公正的政治文化资源及其借鉴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关于社会公正的政治文化是历代政治家在探究治国理政方面最为关注的问题.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公正理念首先侧重于对个人公正的美德的理解,并经历代统治者的强化,通过各种制度化、规范化、官学和私学教民成俗的政治社会化理趣,使其逐步演化成为一种普遍追求的社会政治理念,构成中国独具特色的社会公正的传统政治文化资源,具有借鉴意义.     

延安教育模式与邹平教育模式:近代中国乡村教育的不同路向

延安教育模式与邹平教育模式为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基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的不同性质与路向的救国模式与教育实践。前者的路向为政治革命,后者则为文化革命。性质、路向不同,决定了二者的手段、策略也有所不同。其不同主要有:教育理念上“以教统政”与“以政统教”的区别;主要教育内容上人生行谊教育与政治思想教育之别;组织群众的方式上“政治动员”与“商量办事”之别。     

曾国藩的“礼之地位”

曾国藩自幼即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可以说,传统文化铸造就了他的品格。同时,曾国藩又是近代文化的重要开拓者,他积极引入近代科学技术,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作为一个"旧教育中之特产人物",曾国藩能够接受近代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受赐于传统的礼学思     

生存教育学派的探究历程与基本立场

生存教育学派与其说是我们的独创,不如说是我们的选择。中国教育学一直有自己的传统,并分化为理学与心学等不同的学派。我们只是在已有的传统中保持自己的倾向。我们的基本立场是:理学为体,心学为用。在教育目标上接受理学的主张,而在教育方法和教育过程中更倾向于心学思路。也因此,生存教育学派在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学思关系、知行关系等关键问题上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文廷式的词学主张及其近代意识

文廷式词学主张与其政治倾向、学术思想一致,呈现出鲜明的近代意识。他以"写其胸臆"为填词指导思想,在词史观上,推崇北宋词,力挺辛派词,肯定了清代词家对词境的开拓;在词人修养论上,主张养胸中之性情,突出政治情怀,彰显近代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及人格内涵;在词的接受上,主张读者"心通比兴",在近代学人的会通古今中西的学术视野下务求心得,关注词家的情志旨归。文廷式词论与其个性、治学精神、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走向等密切相关,也是中国传统词学向现代词学发展中的重要环节。     

"马魂中体西用"论的文化意义

"马魂中体西用"论,是方克立教授在思考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特别是其中的"中学"、"西学"、"马学"关系的过程中提出来的一种主张。它是对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以体用模式讨论文化问题之有关主张的继承与变革,使得传统"体用"范式从过去的"体用"并举改变为"魂体用"并用。"马魂中体西用"论是对"综合创新"论的进一步深化,丰富和充实了"综合创新"论。     

中国传统教育的精义是什么?——简论钱穆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

钱穆从历史出发,认为中国文化之核心是它的人文性,以此推演出中国人丈主义教育思想之精义. 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核心就是强调做人.近世以降,在民族危机压迫之下,教育出现了盲目反传统,模仿西方,过于功利主义倾向,导致传统人文主义精神不断流失. 新亚书院是探寻传统人文主义教育宗旨与现代社会相结合的产物,是继承传统适应时代的一次有益尝试;<新亚学规>也成为钱穆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     

试论两汉隐逸文化中的道统问题

汉代的政治文化有其独特之处。就传统文化中的道统问题而言,一方面,汉代士人继承了先秦时代那种以“道”自恃、自任的独立精神,面对已然变化的时势,仍汲汲追求“道”尊于“势”、道统高于政统的政治和人格理想,但是遭到了与秦朝“焚书坑儒”同样酷烈的打压和制裁,由此破灭了汉代士人的道统观念。另一方面,大一统政治对隐逸文化系统中道统表现的宽容和奖劝,使之继续存在下来,间接地影响、作用于与之关系紧密的社会政治系统及其中的士人,从而使道统在大一统时代并没真正湮灭过,相反,它转化成了士人精神文化性格中的重要因素,以此而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传统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     

梁启超与钱穆的专门史观初探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和钱穆,都对史学理论尤其是专门史的理论和方法,作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分别在20世纪20-30年代和60年代著有《中国历史研究法》,成为上世纪中前期我国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重要成果。在论述专门史的研究时,他们都借鉴和扬弃我国传统史学理论方法以及近代西方历史文化观,从部分与全部、特殊与一般,以及从专门史与普通史关系的角度来诠释专门史,从而形成富有时代气息和个性特点的专门史观。而二者的专门史观又有一定的差异,梁启超把历史分为专门史和普遍史,不只是表明历史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认为专门史是与普遍史或文化史相对应的,是明了全部历史的基础;钱穆则强调从文化、通史的角度研究专史,又由专史而通史,以见历史大体。总之,梁启超突出传统的史体和史法的继承,钱穆侧重文化和哲学的追寻,这是他们的专门史观区别较大的地方。     

现代学术传统与中国教育学研究

现代学术传统是中国教育学研究发展与创新的文化基础。只有回归现代学术传统,秉承学问与人生相结合、关怀历史与现实、恪守学术独立的现代学术精神,重视现代学术传统的实践价值,才能摆脱教育学学科立场的迷惘和学派理念的空洞,才能形成中国教育学术文化,实现教育学研究的新生。为此,需要教育学研究追寻现代学术传统的精神,沿着现代学术扎根实践的实践之路,蕴育出中国教育学术的文化生态,形成中国教育学术研究的理论品格、实践情怀;需要从现代学术精神中汲取营养,扎根现代学术传统这片沃土,在现代学术传统基础上形成教育学研究的学术规范与学术理念;需要培育教育学研究的创造力倾向,使新世纪的中国教育学形成稳定的学科身份和地位;需要遵循历史的逻辑,站在教育学术史的高度,审慎地选择教育学学术方向和领域。     

文化演变与西方知性德育的形成

以科尔伯格的认知发展道德教育理论和拉思斯等人的价值澄清理论为代表的现代知性德育 ,其形成既有现代社会所追求的科学、理性、技术、个人主义等现代文化的原因 ,也有西方所固有的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本文旨在分析西方知性德育的两个最基本的文化传统 :古希腊理性主义文化传统和基督教文化传统。认为理性与信仰的失衡 ,即古希腊理性主义文化传统借助现代科技得以泛滥和基督教文化传统在科技的挤压下的式微所导致的西方文化传统的失衡 ,是其知性德育得以形成的最重要的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     

司马迁研究的拓新与超越——评王长顺《先秦士人与司马迁》

《先秦士人与司马迁》一书,是一部论说先秦士人与司马迁较为详尽的专门论著。此书最大的特点是对以往研究观点有所超越。在研究内容上,把先秦士人与司马迁进行系统地研究,并从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给予关照;在学术观点上,探讨了先秦士人理性精神与《史记》的创作宗旨的关系,研究了先秦士人史鉴教育传统对司马迁《史记》史学社会功用论的影响,深入系统地从先秦士人的道义传统思考司马迁《史记》的批判精神,并提出了具有现代意义的研究话题。论著自始至终贯穿着作者对先秦士人与司马迁研究的理性思考。     

桐城派经世致用思想与近代中国外语教育启蒙研究

经世致用思想既是桐城派的文风,也是一种教育传统。清朝末年,国家面临内忧外患,晚期桐城派发扬了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他们引进西学,译书办报;设立方言学校,派遣学生留美学习,创下中国留学教育史先河,也为早期外语教育储备了师资。不仅如此,他们还在传统书院中设立了格物、算术等西学课程,又开设西文、东文学堂,延请外文名师授课,亲自出国游学考察等等,推动了中国教育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为近代中国外语教育的启蒙与发展铺设了道路,也为当前我国外语教育的规划提供了借鉴。     

近代中国母亲问题的研究与反思

随着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发展,一些研究开始关注近代中国母亲问题。研究这个问题,能够反映出女性在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的境遇。现有研究的具体内容包括女子教育、生育育儿、国家干预和文化建构四个方面,相关研究成果的出现能够推动新妇女史研究的发展。但目前缺乏将母亲作为直接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研究成果在整体上呈现零散状态并且存在研究意识、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问题,近代中国母亲问题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发展。     

论胡适的文化使命感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感",作为社会上的广义的"仁人志士"通常所抱有的庞大的"社会责任感"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意义,其整体上的思想质地,既有现代性与传统的贯通,又有西学特色与民族文化要素的结合,属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种新气象。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进步知识分子群体中,胡适是最有清醒的、自觉的和鲜明的"文化使命感"的一位,他对于"文化使命感"的反复提出(从"为国造因"到"再造文明")及其践行,实质乃是一种"文化报国",即从深沉的爱国主义立场出发,本着对世界文化潮流的把握,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包括文化国情),而立志以个体的社会文化活动,报效于民族和国家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尤其是整体的思想文化建设,又集中表现为提高国民思想文化素质)的一种可贵的努力。如果说有什么"胡适思想"的话,此即"胡适思想"的精髓;如果说有什么"胡适精神"的话,这同样是"胡适精神"的最具光彩、也最具深刻文化价值内涵的一面。其实际的社会影响,已经构成了当代中国的"从‘五四’开始形成的新文化传统"之一。     

钱穆的民族文化史观浅析

在20世纪的中国史坛,钱穆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史观占有重要一席。他以＂温情与敬意＂的态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并且在阐发这一史观的同时,对文化内涵、治史方法等都给出了自己独到的阐释,还从不同方面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特精神进行解释,他的这种以民族特殊性为前提来研究历史文化的理念,对于后世学者的理论借鉴价值和治史方法有重要意义。     

法治的中国论说——从梁启超的救时启蒙到钱穆的立国新诠

梁启超早期法治研究立足救时主义和国家主义,关注时代变革与西学接引。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动荡和学术转型之后,梁启超对于法治的解读发生了实质变化:一方面批判国家主义;另一方面关注中国传统礼治与西方法治之间的差别,对于中国政治传统与国民共业有了反思性转向。钱穆接续推进了梁启超的法治研究,早年的思考多以论辩形式发表:一方面应对当时政论;另一方面侧重对中国传统政治本来面目的揭示。及至晚年,钱穆更多从中国人的道德心性和文化大传统去理解礼法关系。     

试论中国近代科学教育产生的动因与背景

以西方近代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中国近代学校科学教育，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其兴起的最直接动因是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御侮图强的需要；同时，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教会学校和其它文化机构为近代学校科学教育的兴起提供了积极借鉴；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为近代学校科学教育的兴起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础；中国古代的科学教育传统则是近代学校科学教育产生的文化基础；从自然科学本身来说，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具有异域的流传性和可接受性。中国近代学校科学教育就是在上述诸种因素综合作用下产生的，其中各种因素的作用又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