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他者”,重构自我——后殖民女性主义视域下的《我的位置》

《我的位置》是澳大利亚土著女作家萨利·摩根的自传。小说通过探索被霸权话语所掩盖的家族史和民族史,展现了一名土著女性找寻自己文化身份和位置的决心。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角度出发,通过剖析土著女性的"他者"形象,以及其重构自我的努力,可以看出颠覆"他者",重构自我是土著女性直面霸权,真正融入历史,找寻到"我的位置"的唯一出路。     

中国式“娜拉”的出走--我看电视剧《我的父亲母亲》

婚姻家庭问题是一个亘古衡新的话题,一部婚姻家庭文化史也是一部女性艰难成长奋争的历史。从几千年前《诗经》的“弃妇”诗“怨妇”诗到今天电视荧屏上的婚姻伦理剧,无不诉说着女性在自我寻求路上每取得一点点突破的艰辛。女性如何才能真正找回自己,从从属的“他者”身份回归主体的“我者”地位？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毫无准备地决然甩门离去,显然带有赌气式的感性冲动的痕迹,而不是一种真正理性的自我的追寻。与此相反,电视剧《我的父亲母亲》中的“母亲”用异常平静的方式从守护了半生的婚姻中走出,以一个自信的自强的自尊的自爱的女性形象从挚爱的丈夫身边微笑着离去,宣告了新时代中国式“娜拉”的成功出走。     

论《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的自传式写作

玛雅·安吉洛在多个领域有活跃的表现,"自传作家"这一标签起于她六部自传体作品中的第一部《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小说描写了黑人女孩玛格丽特,也就是童年时期的自己,以"我"的口吻讲出在没有父母的精心照顾下求生存、求进步的成长经历。本文依据传记理论探究《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的自传色彩并表现黑人女性自传式书写中的身份认同问题。     

蓝色霸权下的身份建构——论《最蓝的眼睛》中的“蓝色”意象

非裔黑人女性在白人种族歧视以及黑人群体内部父权制双重压迫下艰难生活着。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尼.莫里森的第一部小说《最蓝的眼睛》充分揭示了非裔黑人女性的两难境地,并号召黑人女性应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反思黑人传统文化底蕴,重塑黑人女性自我身份。小说中的"蓝色"意象完美展现了莫里森渴望在打破种族歧视的同时,重新构建女性自我身份的强烈愿望。     

《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的黑人自述和黑人性

"黑人自传"通常被视为极具颠覆性质的"抗争文学"。当代非裔美国女作家玛雅·安吉洛的《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作为一部自传体小说,兼具政治与美学经验:对传统自传文学进行革新的同时,彰显了主体的知识话语和背后的权力互动关系。同时,作者在与黑人英语、黑人音乐、黑人民俗文化和宗教等非洲黑人文化接续的过程中(宗教维度上的"重溯祖先"、罪与救赎的自我抗争等),重塑了非裔美国黑人作家的文学创作传统,颂扬黑人性。玛雅·安吉洛正是通过这些特殊经验完成了自我身份认同,表达了对种族歧视的抗议和对传统的敬重。     

论《蝴蝶梦》中的两性关系模式

《蝴蝶梦》以“灰姑娘”模式把女主人公“我”被动引入男性生活世界,实际却沿袭将男性主人公作为环境因素引入女性世界的女性写作传统,“我”不仅具有显性的故事叙述者身份,也是整部小说的中心人物。作品中。以“我”与其他人物之间的社会伦理关系展现复杂交错的两性关系境遇,围绕符合父权制文化传统的“我”,揭示男女之间顺从、对抗或背离的关系状态。以“我”屈从、依附的被动身份向反抗、被依赖的主动身份转变,消解男权话语对女性单向控制的可能性,曲折传达作者对男女之间永远无法真正理解和沟通的两性关系观。     

教师“真我”遮蔽的现实表征、根源与复归

教师“真我”以自身认同和完整为重要特征,以悖论中把握统一为思维方式,意味着教师对自己及生活状态的认可。“真我”遮蔽使得教师呈现迎合、拒绝、迷失三种状态,技术理性的滥觞、教育实践的复杂性、恐惧文化的侵扰是导致“真我”遮蔽的根源。在“有我—无我—忘我”三重境界的召唤下,“真我”存在复归可能,具体路径有：变革与完善思维方式;受良知指引,进行自传式揭示;走出“防教师”课程霸权的阴影,践行“真我”选择。     

《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中的空间流动性与身份认同

在美国文学中,旅行叙事往往伴随着征服自然、西进神话、寻求财富等话题,但从女性主义地理学来看美国非裔女性作家的旅行叙事,对于美国非裔女性而言,追寻自我与构建身份认同才是旅行叙事之要义。《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是美国非裔女作家玛雅·安吉罗的首部自传,作品重现了安吉罗幼时的旅行成长经历,颠覆了以往失真的非裔女性形象。本文以《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为例,从旅行叙事和女性主义地理学的角度探讨美国非裔女性跨越传统性别空间与塑造自我形象、构建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非裔女性在旅行叙事实践中超越传统的性别空间壁垒,逐渐掌握空间流动自主权,构建出多元化的女性形象与坚实的身份认同。     

哈莱姆的荣耀——“哈莱姆文艺复兴”中的左拉·尼尔·赫斯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美国整体的思想文化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也引起了“新黑人”思潮的发端.以哈莱姆为中心发展起来的黑人文艺运动,常常被称作“哈莱姆文艺复兴”或“新黑人运动”.新黑人们拥有鲜明的种族意识,对自己的黑人身份感到自豪.左拉·尼尔·赫斯顿就是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升起的一颗明星.赫斯顿在创作中突破了当时美国社会中种族、阶级、性别等多重障碍,塑造了积极的黑人女性新形象,开创了黑人女性文学的先河.一些后起的黑人女性作家,如爱丽斯·沃克就把赫斯顿视为自己的“女性祖先”.赫斯顿对黑人作家创作立场的认识,对黑人女性自我的积极肯定,对南方文化艺术特征的真正传承,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我·自我·超我 --评托尼·莫里森的小说《秀拉》

托尼·莫里森在小说<秀拉>中描写了三位典型的黑人女性形象,她们分别是秀拉、奈尔和夏娃.论文运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对小说<秀拉>中的女性人物形象进行了分析,提出她们分别是本我、自我、超我的象征,体现了黑人女性在种族歧视和性别压迫下内心的激烈冲突和扭曲.     

现代课堂“真我”的遮蔽及“无为”教学策略——从拉康镜像理论的视角

拉康从镜像理论出发,把主体与主体及他者之间的关系分为想象界、象征界和现实界三个领域,并由此揭示了主体是由他者介入而异化分裂的真相。由此,我们发现现代课堂的问题是,来自于强迫性的“他者”行为阻断了主体寻找真我的途径：学生丧失了话语权无法说自己的话;丧失了自主性无法自主生活;被剥夺了时间与空间而无法自我创造。现代课堂改革的根本任务是,消解现代课堂的有为性及其基本结构,实行课堂的“无为”教学策略：培植自主生活的土壤,还学生时空;呈现经典性知识环境,使学生选择学习;倡导非歧视原则,保护学生创造欲望;坚持平等对话原则,让学生说自己的话。     

镜中的“非我”与“真我”——当代女性艺术的身份与话语

"非我"的身份来源于女权主义对自身的诉求,由男性意识构建成的社会权力压迫下的反抗构成它的存在环境。"真我"的身份来自于对主体意识的认识,实现真正的自我认同和自我表达是它的终极目标。与此同时,中间状态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当女性不再把自己当作战争中的斗士,也不再禁锢于自己仅仅作为"女性"的性别角色,作为"人"的意识开始显现,这也是主体意识真正的觉醒。本文试图就这三个方面探讨女性艺术家在当代女性艺术中的身份与话语,阐述当代女性艺术家如何在作品中对自我进行定位。     

吕蓓卡：你是另一个分裂的“我”——《蝴蝶梦》中吕蓓卡和叙述者形象分析

吕蓓卡和叙述者“我”是《蝴蝶梦》中两个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她们不管是在外形还是性格方面都形成强烈的对比,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吕蓓卡是叙述者“我”另一个分裂的自我,她是被压抑的“本我”,按照“快乐原则”活动,盲目追求满足。叙述者“我”属于人格结构中的“自我”,是按照“现实原则”活动。两者相结合才构成一个真实的自我。     

《别让我走》中“留”与“走”的焦虑

石黑一雄《别让我走》讲述了一群成长在黑尔舍姆,最终以捐献器官而终结生命的克隆人的生活与情感。运用福柯的规训理论,分析以凯茜为代表的克隆人群体、以黑尔舍姆为代表的组织机构和外部人类世界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探究克隆人群体被规训后身体及心理表现出＂留＂与＂走＂矛盾的根源,意在揭示作者以隐喻的方式反思现代个体被现代社会规训为标准化的主体后,产生的身份缺失和心理焦虑。     

艰辛的身份求证之旅--解读托妮·莫里森的《宠儿》

托妮·莫里森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 ,其巨作《宠儿》奠定了其作为一位杰出的美国小说家的地位。在黑白文化冲突中 ,黑人 ,尤其是黑人女性遇到了身份危机。《宠儿》的发展史就是黑人族群 ,尤其是黑人女性的艰辛的身份求证之旅 ,最终 ,《宠儿》通过塞丝的自我求证和冤魂“宠儿”的讣证使黑人女性得以逃脱身份危机     

莫里森小说中的黑人女性身份探寻

莫里森是美国当代著名的非裔黑人女性作家。她的小说主要书写美国黑人女性的生活现状和精神苦闷。莫里森以她独特的视角反映了黑人女性对于其文化身份的焦虑和追寻。黑人女性由于受到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歧视,常常陷入身份的焦虑和精神的迷茫,但是她们却从未放弃身份的探寻,她们通过与白人文化和男权文化的对抗,勇敢地探寻自我身份,寻求自我言说的权利。     

从“非我”到“真我”的回归——论《荆棘鸟》中女性的精神生态

作为澳洲"国宝级作家",考琳·麦卡洛最负盛名的著作非《荆棘鸟》莫属。小说诠释了男权与女性的对立,"非我"与"真我"的对立,立足于女性生态视域,力图打破种种对立与失衡。文中诸位女主人公的精神生态特质,与其"非我"境遇息息相关,而女性"真我"意识的觉醒,促使两性关系终归于平衡,二元对立湮灭,精神生态趋于和谐。     

自我、本我和超我的人格结构——评安娜、渥伦斯基和卡列宁的三角关系

弗洛伊德把人格结构分为三个层次：“自我”、“本我”和“超我”,并提出作品是作家白日梦的观点。《安娜·卡列宁娜》作为托尔斯泰的一个白日梦,三个主人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恰好暗合了作家自己人格结构中的三个层次的关系：安娜代表“自我”、渥伦斯基代表“本我”,而卡列宁代表“超我”,是作家自己人格三个层面的关系的人格化。     

莫里森关注的“丑女人”

托妮.莫里森的作品主要取材于美国黑人的历史和现实生活,她尤其关注处于边缘地位的黑人女性的心理体验。文章选取莫里森作品中最为典型的三位黑人女性,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揭示莫里森关注的＂丑女人＂的真正含义：那些被认为是＂丑女人＂的黑人女性其实就是最美的女人,因为她们是黑人自我的代表者、引导者和传播者。     

身份建构中的双重话语——谈美国黑人女作家的创作思想和作品主题

美国黑人女作家的创作思想和作品主题突出反映了黑人女性积极建构种族文化身份以及女性身份的愿望,揭示了黑人女性所受的双重苦难———种族压迫和性别歧视。黑人女小说家的创作思想集中表现在她们的作品之中,反映了黑人女性在白人为主导和男权统治的社会环境中积极建构种族身份、寻找自我的经历。这些小说家们的努力不仅促进了黑人女性意识的发展,也推动了美国文学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