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徽宗御书钱及瘦金书体

北宋徽宗朝,精湛考究的钱币铸造工艺和独创一格的书体形式得到空前的发展。徽宗精妙的钱文设计,唯美的书法艺术,将中国钱币文化推向了巅峰。徽宗之瘦金“御书钱”,于方寸间把书法艺术的态势和神韵发挥到极致,使钱币斐然生色,格调高雅!他独具匠心的书法风格创新出楷书书体中新的风貌,其具“铁划银勾”之美誉的“瘦金体”所表现出的卓有建树的书法艺术在宋代书坛独领风骚。     

“大夏真兴”钱及相关问题

目前,学界对于“大夏真兴”钱币的铸造时间和流通情况等问题仍存在着分歧.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证明了该钱币是十六国铁弗大夏于“真兴”年间铸造的钱币.现有的文献与考古资料尚不足以说明“大夏真兴”钱进入了流通领域,将该钱币的出土看做是大夏国贸易发展的凭证也不足为据.     

“泉”与钱

“泉”是古代钱币的别名。钱币称“泉”始于周代,《周礼·地官·泉府》:“泉与钱,今古异名。”“泉府”就是周朝专门管理财政贸易和铸币事务的官府。“泉”字最早出现在钱币上是在东汉末年王莽执政时期。当时,王莽下令废止流通了200余年的五铢钱,先后铸造了“小泉直一”“幺泉一十”“幼泉二十”“中泉三十”“壮泉四十”“大泉五十”     

宋代贺州钱监“夹锡铁钱”研究有重大进展

宋徽宗赵佶大观、政和年间（1107—1118）所铸“夹锡铁钱”是国内外学术界十分关注的一种特殊钱币。究竟历史上是否存在这种钱币？如果确有这种钱币,钱币中的锡是由于铁矿本身含有锡或是人工有意添加？这都是目前学术界争议的焦点。     

中亚的钱币和货币制度

文章是对伊斯兰征服中亚之后中亚钱币和货币制度发展的概览,下限是16世纪初帖木儿王朝的末期。作者将这一历史分为4个时期,即从阿拉伯征服到10世纪末萨曼王朝灭亡;11-13世纪初蒙古兴起前以喀喇汗王朝、塞尔柱王朝、哥疾宁王朝等为主的时期;13和14世纪蒙古统治时期;14世纪后期和15世纪帖木儿王朝和帖木儿后王统治时期。文章对了解各个时期钱币的铸造、发行、流通和相应的钱币制度非常重要。     

浅析宋代海南的货币使用和流通情况

在海南出土的钱币中,最早的是“半两”钱。自宋代开始,海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大量移民进入、生产技术和生产力显著提高、海外贸易空前发展的推动下,进入到一个真正的全面开发时期,使得货币在一定的范围和领域得到使用和流通。两宋时期的货币在海南各地大量出土便是佐证之一。宋代以前的钱币在海南只是作为一种财富贮藏手段,而真正发挥货币的价值尺度、流通和支付手段应始于宋代。     

张轨铸钱说质疑——兼论前凉货币环境及“凉造新泉”铸造时代

史书有关张轨在河西恢复五铢钱行用一事,是自然经济完全占统治地位时期的一件大事。但将张轨恢复五 铢钱行用一事附会为张轨铸造了钱币,进而又与出土古钱“凉造新泉”相联系,则是臆测。张轨毋需铸钱,因为张轨 时期的河西存在着相当的货币经济环境。张轨只是通过措施将五铢钱的潜在信用发掘了出来,让它由静止转向流通。 至于“凉造新泉”,则可能是北凉沮渠蒙逊所铸。     

红河彝族与锡文化

本文从红河地方民族文化的视角出发,以云南红河彝族和个旧锡文化的关系研究为切入点,探讨了历史上锡文化在建筑门饰、铸造钱币和青铜器、近现代工业中的各种功用,红河彝族在土地资源、物资供应、劳动力、生态环境等方面对锡文化的贡献,提出了对锡文化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六朝钱币及其特点初探

公元三至六世纪，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先后在南方建立政权，史称六朝，六朝时期是江南地区经济的开发期及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转折期，研究这一时期钱币的铸造、流通及其特点，对于我们认识南方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释中学语文教材中表示货币的词语

1.钱“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也。”(龚自珍《病梅馆记》)钱,即制钱。中国古代各朝按本朝法定的钱币体制,由官炉铸造铜钱,以此区别于前朝历代旧钱及本朝的私钱。制钱以明清两朝最为规范。制钱为铜质,但宋朝铸造过铁质的。制钱中有方孔,便于铸造时打磨边缘的毛刺和穿绳     

论《新安志》刻本的系统和价值

《新安志》自宋代罗愿修纂后即有刻本问世,元明清皆有翻刻,而现传的古代刻本基本上是清代的。在清代的4个刻本中,康熙、嘉庆、光绪皆为民间刻本,乾隆本是官本。康熙翻刻明万历本,光绪本又翻刻康熙本,流传甚广,形成版本流传系统的重要一支。嘉庆本也为民间坊刻,以宋本为底本,并参校康熙本,具有较高的价值。乾隆本为四库采进本,馆臣抄写,相对独立,虽有四库全书的通病,但总体质量不会太差,且还有优于它本之处。     

乾嘉时期的学术赞助

乾嘉学术的发达,一方面有赖于学者自身的努力,把毕生精力全部贡献给研究和著述活动,另一方面,他们为了研究的目的而求助于官府或私人的资助。因此,研究乾嘉学术,不能不研究与学术有关的赞助人,不能无视我国制度史上一项很特别的制度———幕府制,不能不对卢见曾、朱筠、毕沅和阮元等人的学术赞助对乾嘉学术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给予特殊的关注。     

乾嘉学术的新理路:关于王学与乾嘉学术关系问题的讨论

当今学界有一种误区,以为王学在清初即被摒弃。余英时先生的"内在理路说"也以为乾嘉考证学是朱子道问学传统的发展。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惠栋、戴震是乾嘉学术的中坚,而其学皆与王学有关,这意味着王学传统并未在乾嘉中断,在余先生所说的朱子道问学传统之外,乾嘉学术还存在着另一条王学传统的内在理路。     

试论洪颐煊《读书丛录》的历史考据

洪颐煊是清代嘉、道间的一位重要学者,其治学重文献重考据,在经学、史学以及诸子学等方面成就卓著。本文以其考据学代表性著作《读书丛录》为中心,深入剖析其历史考据,发现其考证内容全面广泛,能够综合运用比较考证法、求源考证法、推理考证法及存疑考证法等考证方法,鲜明地反映出乾嘉考据学家历史考据的典型特点。     

苏轼《贾谊论》人才思想探究

苏轼曾历仕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五朝,前后达四十四年。这期间可谓宦海沉浮,历经磨难。作为二十五进论之一,《贾谊论》很好地体现了他的政治思想,即政治家要实行改革,在条件尚未成熟时,应该有所妥协,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就个人而言,在遭受挫折之后,应当正确对待,不能一蹶不振。也就是说从政治的角度讲,苏轼在《贾谊论》中体现了丰富的人才思想,即要"忍、待";要"善处穷时";要"全其用",需有良好的外部环境。     

说凤：王熙凤-孔子-曹寅——兼解“一从二令三人木”

王熙凤册子画与词中的凤、冰山、末世、金陵、从、令、休等元素,都是相互关联、依存和制约的有机统一整体中的系统质。楚狂的凤歌：“凤兮凤兮……今之从政者殆而”,王熙风形象假借了“风歌”的文化因子。她这只“凤”是家政的“从政”者。她威重令行,颇有令名;后贾母亡故,元妃大梦归,靠山冰消,君令抄贾府,家败于金陵,半世性命休矣。这是她的“一从二令三人木”。凤是象征,是共名,王熙凤称风,孔夫子被称风,曹寅也是风。“王熙风”,喻指康熙王朝之凤,即曹寅。其先辈“从龙入关”、“扈从入关”,曹寅父子三代从政于江宁（金陵）织造六十年,后期又兼从两淮盐政,与康熙王朝相终始。康熙寿终则靠山冰消。康雍易代,康熙“政尚宽仁”,雍正政尚“严刻”。在这两种政令下,先被“爱之加诸膝”,后被“恶之坠诸渊”,革职抄家,万事“休”矣;这是曹家的“一从二令三人木”之义。     

帛书《易传》成书问题新探

帛书<易传>整体形成在秦代<挟书律>施行之前,帛书<易传>的散乱期和<挟书律>的施行期基本重合,帛书的整理期在<挟书律>废除到汉文帝前元十二年之间.帛本<易传>中<说卦>前三章的归属问题,帛本<系辞>与今本<系辞>的先后关系问题,帛书<易传>的成书时间问题,都可在这一框架下得到合理的解释.     

西晋贾后:八王之乱的罪魁祸首?

晋惠帝皇后贾南风,是西晋历史上一位颇受非议的人物,晚近史家和学人均将其作为女人干政、扰乱西晋政治和开启八王之乱的罪魁而大加贬斥,并因此把“八王之乱”的时间界定为从贾后开始执政的惠帝元康元年(291）到光熙元年(306),长达16年之久。实际上从惠帝元康元年(291）到永康元年(300)贾后执政这一段时间里,“朝野安静”,“海内宴然”,政局是稳定的,无甚“乱”可言。我们应摆脱“女人祸水”之类封建旧史观的束缚,对贾后实事求是地加以评价;“八王之乱”的时间也因此应从永康元年(300)四月开始算起,肇乱者是赵王伦,而不应把这笔帐算在贾后身上。     

宋徽宗《春树彩禽图》的评析与鉴定

宋徽宗《春树彩禽图》精通"黄体"而发挥工笔形态,又结合工笔发挥笔墨意味,将宋代"黄筌富贵""徐熙野逸"两种主要画法融为一体。有野逸率意的笔法,但不荒疏,色彩富丽而又不艳俗,一种大雅静谧之气令人心荡神怡。画面所表现出来的春天气息,明丽夺目而又宁静,妩媚含情而又雅致。而在宋徽宗绘画的鉴定上,代笔是后来出现的应付索画的现象,作为皇帝的宋徽宗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朱熹王夫之对屈原精神的阐释

屈原爱国精神的阐释,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朱熹的《楚辞集注》代表了宋代楚辞学的基本形态,王夫之的《楚辞通释》代表了清代楚辞学的基本形态,从朱熹到王夫之,体现了楚辞学发展的两次转型。自汉代贾谊、刘安、司马迁、王逸到洪兴祖,对屈原＂忠君＂与＂爱国＂精神的认识与评价各有不同,至朱子《集注》始以忠君爱国为论,他的＂过于中庸＂、＂可增加三纲五典之重＂反映了理学家的立场。而清代王船山《通释》则强调屈子＂千古独绝之忠＂,这种＂忠＂,重在忠于国家,忠于人民,而非君主一人而已,具有更为深刻而代表时代进步的新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