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杀笔耗终活我”：－－从李渔对“本业治生”之异人看其经济人格

经济人格是指人们通过自身生产性的活动所形成的心理特性与性格特征，它是社会人格形成的基础，中国古代士人缺乏真的独立意识，这不仅表现为政治道德观念上的依附性，更表现为经济生活对封建政权的依赖性，明末清初的李渔，则以其化选择，艺术经营异化了“本业治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士人经济人格的独立性，在当时具有逸出常规的时代意义。     

玄学与魏晋士人理想人格的追求

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且颇具风采的一个时代。这一时期玄学盛行,崇尚精神解放,它以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以及崇尚自然、超然物外为风尚,形成了魏晋士人独有的哲学、自由的美学精神,形成了魏晋士人所追求的理想人格——“自然”人格。理想人格的确立,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风范,其影响是甚为深远的。     

《史记》中的悲剧意蕴

士人命运的悲剧性是《史记》悲剧意蕴所在。士人命运的悲剧具有二重性,具体展现为三种形式:一种表现为士人自觉的臣服于客观环境,在名利的追求中丧失了人之为人的主体人格;一部分士人在客观环境和主体人格两者之间追求一种调和的存在,明哲保身;另一部分士人在客观环境的束缚中追求主体人格的独立存在和价值的不朽。他们共同表现为以君主意志和客观权势为主要内容的环境对人的主体意志的摧残。士人命运的悲剧二重性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人追求自我发展的无限性与客观历史发展进程的悲剧性冲突。     

论魏晋士人人生境界的美学意蕴及其意义

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且颇具风采的一个时代。这一时期玄学盛行,崇尚精神解放,它以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以及崇尚自然、超然物外为风尚,形成了魏晋士人独有的哲学、自由的美学精神,形成了魏晋士人所追求的理想人格———"自然"人格。理想人生境界的确立,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风范,其影响是甚为深远的。     

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 --"太康"文学散论

"太康"文学上承建安、正始,下启南朝,呈现出一种过渡的状态.由于诗人们生活在一个比较安稳、舒适的环境中,士人的普遍心态是求实逐利,表现在文学上,便是抛弃了建安诗歌的梗概多气与正始诗歌的深邃哲思.但是,"太康"文坛并不冷落,无论作家还是作品的数量都远远超过前代,尤其是诗歌,在士人生活中的价值进一步得到肯定,形成了与汉魏古诗不同的艺术风貌,文学的抒情性,在主观意识上比前代更为受到重视.     

儒家人格境界向文学价值范畴的转换

儒家人格境界向文学价值范畴的转换李春青中国古代士人对人格境界的追求恰如西方知识分子对真理的追求一样执着。作为士人阶层精神文化主要代表的儒家，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人格境界是士人阶层自我意识、自我规范的产物，是他们安顿心灵、消解心理紧张与焦虑的方式...     

范仲淹对宋初士人精神的影响

北宋建立之后,统治者实行"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使得士人政治地位提升。士人面临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又鉴于五代士风的消沉萎靡,因而大力提倡自我砥砺的人格精神,士人风貌开始转变,范仲淹是引起宋初士人风貌转变的标志性人物。范仲淹注重个人品德修养,不断完善个人操守,形成重名节、重人格的精神品质,并在仕宦实践中身体力行,表现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其言行对当时士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独特的人格魅力与精神特质,成为时人的精神楷模。     

汉代辞赋的理性精神

人类思维认知水平与文学创作有内在联系。汉代离古未远，汉代文学代表作品的辞赋，表现出明显的理性思考的轨迹。汉大赋中的理性思考既表现为对儒家政治、道德的追求，又表现为讽谏意识的增强、讽谏内容的增多。汉代抒情、说理赋对道家自然无为思想的理性思考，具体落实在个人行藏出处的人格建构上，体现出对自然本真人格的追求。儒、道的合一影响及汉代士人人格的形成。     

汉代“以孝治天下”与士人的政治人格

汉代实行“以孝治天下”,由此形成了“三纲六纪”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的形成对士人的政治人格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使士人束缚在人际关系的网络中,奴性进一步增强;但是另一方面,士人从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中获得了物质和精神的支持,从而在“道”与“势”的对抗中保留了部分人格的独立性。     

从嵇康诗中透视魏晋士人的审美理想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崇尚精神解放,主要表现为对长期以来儒教所规范的政治伦理人格的超越,及其审美上对个体自由精神的崇尚,于是魏晋士人便把远离尘世的自然山水作为向往自由的精神寄托之所。嵇康作为魏晋士人中的佼佼者,由于他崇尚清淡玄理,从其诗中可以看出他所追求的人格美、精神美、自然美,这种追求代表了那个时代一大批士人的审美理想。     

"自我表现"说与"自然流露"说--郭沫若的现代诗论

郭沫若的现代诗论主体是"自我表现"说和"自然流露"说--前者认为诗歌是"自我"情感和人格的表现,后者认为"自我"的情感和人格在诗歌中又应该是以"自然流露"形式表现出来的.它是在学习、借鉴中西诗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中国现代诗论和新诗的发展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求仙——中国士人的超越精神追求

求仙是中国士人超越追求的重要表现形式,庄子、嵇康、李白则是这种超越追求的三个里程碑.庄子与嵇康的超越追求建立在对现实的批判基础上,李白之求仙则因大唐盛世的历史理性而表现为对现实的同向超越,并因对先秦魏晋以来士人人格觉醒的历史成果的继承而具有了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浅谈"两课"教师对大学生人格发展的价值导向

高校"两课"不仅要讲授政治理论,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大学生的健全人格.人格,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是人的主体资格,是主体性在人身上的凝聚和表现,它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特征;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格是个体与其环境相互交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身心组织,这种变动缓慢的组织是个体适应环境时在需要、动机、兴趣、态度、价值观念、气质、外形与生理方面都有不同于其他个体之处.而且,人格是不断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有其独特的人格特征.因此,"两课"教师要根据大学生人格特征,以健全人格为标准克服人格障碍,从而对大学生人格发展进行引导.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谈魏晋风度的魅力所在

魏晋风度的魅力在于它执著于对个体人格独立的追求和生命的张扬。落实到现实中,则表现为魏晋士人对于生命的真挚热爱和对于人生的深情关怀;体现在文学中,则形成了“诗缘情”的基本特征。     

两晋士人的自恋心理与女性化审美倾向

儒家学说的长期统治使得中国文人形成了较高的自我人格期待并十分重视他人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为文人在心里上的一种自恋倾向埋下了潜意识的烙印。当这种自恋倾向遇上两晋乱世时则表现地更为明显,内与外的冲突使得当时士人更关注于自我,并开始了与传统期待人格完全相反的自我形象塑造。这种塑造由一开始的刻意为之,到逐渐认同并习惯了这个矮化的自我,由此促进了两晋女性化的审美倾向。     

试论"魏晋风度"的基本内涵

“魏晋风度”的基本内涵是指:魏晋士人及与士人有联系、交往的妇女、儿童,他们所具有的反抗虚伪的礼教、追求独立的人格、探寻“生死”价值与宇宙终极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具体表现为药、酒、姿容、文章、清谈玄学、山水隐逸。     

论陈白沙的士人风骨

重视名节与骨气,是中国士人的精神传统.陈白沙在为人与治学这两个方面都体现出可贵的风骨.为人表现在高洁自守,不汲汲于利禄功名;治学表现在贵在“自得”,打破因循固陋的学风.东白沙的风骨,辉映出他令人景仰的人格风采.     

论魏晋士风嬗变的历史、时代动因

士风是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学术变迁的历史投影。魏晋是士风变化剧烈的历史时期。从政治文化说,魏晋承袭汉代而来。魏晋经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化直接影响时代的学术变迁,而时代的学术变迁直接影响一代学术风气和士人价值选择,因此在观念上又深刻影响了一代士人的人生态度、人格精神和立身行事的基本作风,从而成为影响一代士风形成、变化的主要时代动因。然而,发端于汉末的士林主体意识的觉醒是魏晋士人思想、观念、行为所表现出的基本特点,而主体意识与集团依附意识的错综交织、儒家思想与玄释思想的错综交织,又使得魏晋士人主体意识觉醒的历史过程显得异常复杂而曲折。     

西汉"士不遇"赋与士人心态

西汉大一统政权的建立,使得先秦士人那种张扬的主体精神难以重现.西汉士人一面惊叹于集权式的一统给国家带来的新气象,一面又为自身在这一制度下所遭受的压抑而哀叹.这便构成了西汉士人的不遇心态.本文通过对西汉"士不遇"的考察,探讨西汉"士不遇"心态产生的社会思想原因及其表现与消解方式,进而认识其思想价值与历史意义.     

从“失意”赋看西汉武帝时士人的复杂心态

西汉武帝时,士人们积极参与盛世建设,但也出现了一大批表达士人内心不平衡的“失意”赋,愤懑地控诉对时代的不满.从董仲舒、司马迁、东方朔的“失意”赋中可以窥见西汉武帝时士人的复杂心态.而产生“失意”之感的原因在于士人对自我才华的自信,使他们对社会情形的复杂性与当政者的个性存在理想化认识.另一方面,士人所具有的儒家进取型人格在现实中遭受挫折,失意赋中表现出入世与归隐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