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视域下广州高校新型研发机构发展路径研究

当前学界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视角对高校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现状、运行机制开展的研究较为不足,为此,根据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将高校新型研发机构看作一个创新生态系统,认为其是一种以管理系统为中心的知识型组织结构,具有开放自由、共生演进的主要特征,并通过持续的输入、输出及反馈机制为客户提供更具个性和创造性的产品和服务。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视角,系统梳理总结广州高校新型研发机构发展路径的五大特点：与地方产业和市场需求密切联动、与金融企业联系紧密、政策支撑体系健全以及能够充分挖掘内部资源,并以清华珠三角研究院为例,总结分析其积极围绕国家及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专注于高科技项目投资合作和孵化服务等创新发展路径。最后针对广州高校新型研发机构进一步发展面临的问题挑战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知识管理、机制创新与研发型企业成长

构建知识管理-机制创新的二维分析框架,对传统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企业类新型研发机构4种企业组织形态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影响企业长期成长的因素及原因,得出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经验。研究发现:(1)传统企业以获取短期盈利为目标,依靠规模化生产、降低运营成本来获取市场份额,内生创新动力不强,在成长性上不如研发型企业;(2)企业类新型研发机构是研发型企业最优组织形态,既能发挥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知识管理优势,也能融合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的体制优势;(3)构建开放型嵌入式知识网络管理系统,采用低成本、开放式、共享化的资源配置机制,实施柔性化的人才引培机制是企业类新型研发机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新型研发机构中产学研深度融合——体制机制创新的密码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然而,新型研发机构如何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是当今重要而又缺乏探究的新课题。本文以新型研发机构的典范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为研究对象,运用探索式案例深入探讨了新型研发机构如何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过程,剖析了体制机制创新的关键密码,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命题。本文开启了新型研发机构体制机制创新的探索,拓展了产学研融合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最低工资标准对中小企业创新类型选择的影响——基于浙江省的实证研究

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中小企业创新类型的选择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挤压企业创新资源的投入而阻碍创新,二是促使企业通过创新提高劳动力边际收益产品来抵消最低工资带来的影响。文章利用浙江企业问卷调查数据,构建二元选择和多元选择的评定模型(Logit模型),检验了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是否研发创新的选择,以及四类非研发创新类型选择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较高的最低工资标准使企业,尤其是非劳动密集型企业更倾向于研发创新,使非研发创新企业更倾向于选择技术和知识采用,更不倾向于选择集成创新。     

企业研发投入、创新外包与技术保护策略

如何有效保护领先技术是现代创新型企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企业专利调查数据考察了研发投入、创新外包对于企业技术保护策略的影响。本研究将技术保护策略区分为维持先发、互补性资产组合与知识产权保护三类,将研发投入分解为研发强度与研发周期,依研发组织形式区分创新一体化与创新外包,实证结果发现:（1）研发强度高的企业更倾向于通过维持先发及知识产权的方式来保护技术,研发周期长的企业倾向于通过知识产权尤其是申请专利的方式来保护技术;（2）实现创新一体化的企业更倾向于综合采用维持先发、互补性资产组合及知识产权三种保护策略,实施创新外包的企业更倾向于通过互补性资产组合的方式进行技术保护;进一步细分创新外包程度发现, 随着外包程度的增加,企业会减少对维持先发、知识产权保护策略的使用,增加对互补性资产组合保护策略的使用。     

政府与高校共建新型研发机构的创新成效提升路径

通过深入调研广东、福建和江苏等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运用扎根理论方法提取影响新型研发机构创新成效的核心因素,包括地方政府创新条件、母体高校创新条件、创新能力、院校合作及双重创新网络特征;通过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得到导致新型研发机构高创新成效的组态路径构型.研究发现:技术创新网络中心性、创新能力和院校合作是影响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创新成效的必要条件,且其均通过创新网络发挥影响作用.最后,对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的创新发展提出鼓励与母体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引导与区域高校和产业合作、激励实施成果转化和管理制度现代化、设立研究基金和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以及灵活化组织体制、市场化运行机制等对策建议.     

政策选择、企业创新模式与后发企业追赶

基于产业组织理论,构建不同知识吸收能力和溢出水平下的博弈理论模型,给出在不对称市场结构下,领导企业和后发企业两类企业进行创新活动选择模式的最优策略,并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讨论政府创新支持政策对企业创新模式选择造成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随着创新产品补贴的增长,领导企业倾向选择渐进式创新,创新投入补贴水平的变动对领导企业创新模式选择无影响;两种补贴方式均会促使后发企业选择颠覆式创新,而且创新产品补贴比创新投入补贴更有效。     

美资企业在华设立研发机构的战略动因与技术溢出

本文通过对中国216家美资企业在华研发机构的调查,利用因子分析等方法对其在华设立研发机构的战略动因及演化模式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美资企业在华设立研发机构的战略动因可以分为市场拓展与资源整合型、技术及机会探寻型、产品改进与技术支持型以及全球产品开发型;美资在华研发机构对中国创新主体的技术溢出明显受其在华研发战略的影响,不同的战略动因导致其与中国本土创新主体的技术合作方式有明显差异。     

新型研发机构的财政支持偏好——可视性视角

针对地方政府通常更倾向于支持“看得见”的项目或者短期内能够带来“看得见”政绩的项目这一现象，探究政府对新型研发机构财政补贴的支持偏好，为政府更科学地制定新型研发机构补贴政策、促进新型研发机构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基于可视化视角，以广东省187家新型研发机构为样本，从科研人员职称层次、开展科技成果产业化状况两大维度实证分析地方政府对新型研发机构财政支持偏好及其内在机理。结果发现：财政支持对新型研发机构绩效有显著促进作用，而高级职称科研人员数量、进行了成果产业化对于新型研发机构获得财政经费和项目支持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在珠三角地区的新型研发机构、高校及科研院主导型的新型研发机构中表现明显。因此，为了更加合理配置创新资源、促进新型研发机构持续创新，建议地方政府注意有针对性地调整优化相关政策支持偏好，引导新型研发机构更加全面发展。     

新型研发机构的不同类型与发展分析

新型研发机构是由多元主体联合构建、打通政产学研界限的独立法人研究机构,包括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和社会服务机构三种类型。研究基于全国新型研发机构的调研数据,结合R-SWOT分析法比较不同性质新型研发机构的运行表现。结果表明:事业单位类新型研发机构适合围绕研发早期承担应用基础研发,企业类新型研发机构适合研发中后阶段的成果产业化与技术服务,社会服务机构类适合引入研发团队转化和创业孵化。基于研究结论可为新型研发机构的政策制定者和机构经营者提供参考。     

探索式与利用式产品创新的治理机制匹配研究

以我国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供应商网络管理中不同治理机制对探索式与利用式产品创新的影响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探索式创新倾向于规范治理和契约治理共同使用,规范治理有效调节契约治理对探索式产品创新的影响;利用式产品创新倾向于契约治理,规范治理有效调节权威治理对利用式产品创新的影响。     

高校新型研发机构发展路径研究

高校新型研发机构是提升国家高素质人才培养水平、推动重大原创性科技创新的有效载体,其发展历程体现了创新逻辑、学术逻辑和教育功能逻辑的不断演变。与一般意义上的产学研合作不同,高校新型研发机构强调高校系统内外因素的互动和支撑作用,主要体现为高校与企业共建协同创新平台、高校与地方政府共建研究院、大学衍生企业、大学科技园等多种模式。鉴于多模式的高校新型研发机构在产学研教等领域具有协同性、灵活性相统一的特点,做大做强高校新型研发机构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政府顶层设计、调动高校积极性、提升高校新型研发机构自身建设能力,通过调动相关因素的积极性,激发共同推动高校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合力和动力。     

内聚耦合视角下的产学研合作研究——以甘肃重大科技专项为例

本文引入软件工程领域"内聚、耦合"理论,采用物理学容量耦合概念,以甘肃省科技重大专项为例,分析产学研耦合下的高内聚发展机理及路径。研究表明,产学研结合只是手段,只有提升企业、产业、产品的自主创新能力,在核心产业、关键领域建立自主研发机构,增强创新主体"内聚"力,才能推动创新能力的持续发展。     

支持企业创新的省域政策研究

企业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但制约企业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仍然存在。为整体把握企业创新支持政策的现状,明晰政策共性与特性,文章以2011-2020年115份省域企业创新支持政策为研究对象,采用社会网络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内容分析等方法进行量化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省域企业创新支持政策呈波动下降趋势,且省际差异显著,部分省域围绕地方特色、发展需求积极展开政策创新;针对所有企业的普适型政策和针对特定企业的专一型政策旗鼓相当,专一型政策主要针对科技型企业或高新技术企业;企业创新政策主题按标题划分为四大类,其中任务类政策在数量上具有绝对优势地位,其次是引领类政策和环境类政策,要素类政策数量最少;企业创新支持政策在省域间存在空间相关性,且空间集聚主要体现为普适型政策和引导类政策;政策措施重点强调扶持政策、研发机构与研发平台、企业人才队伍、创新型企业培育、技术创新服务机制和企业技术改造等领域,各地政策措施既具有共性又各有侧重。     

结局不确定条件下关键共性技术合作创新策略研究

采用改进的Stackelberg方法,考虑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性的影响,构建包含市场竞争和研发投入的关键共性技术博弈模型,分析创新结局不确定性对企业合作策略的影响,探讨企业如何动态选择合作创新策略以应对这种不确定性.研究结果表明,不确定性较高时,企业倾向于选择资源合作策略以获取更多外部支持;不确定性较低时,企业倾向于选择市场合作策略以获得更多的创新收益;技术溢出程度和产品差异程度显著影响关键共性技术合作创新策略,加大产品差异性能有效降低技术溢出给创新企业带来的负面效应.     

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后发大国创新方式及创新领域选择

本文借鉴A-J模型,研究后发大国技术创新方式和领域选择。研究发现:企业的技术创新方式取决于基础研究领域的创新成本系数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当这个系数处于合适的领域内企业倾向于合作创新,此时当企业间溢出效应比较大时倾向于投资应用领域,相对比较小时倾向于基础研究领域;当这个系数比较小时企业都倾向于自主创新,且集中在基础研究领域;当这个系数相对比较大时企业愿意采取自主创新方式,且倾向于在基础研究领域投资。这就要求国家结合不同情况进行分类指导。     

支持研发能力提升的产品多样化决策研究

在大规模定制化环境中,产品多样化水平决策是一个重要课题。不断增强的研发能力支持企业创新产品;随着多样化水平提升,单品种的研发投入也会减少,从而可能影响研发能力提升。两者相互作用的机制受到研发能力种类、研发环节等因素影响。为了分析两者的影响关系,我们以提升企业经济效益为目标,分别建立了两类研发能力与多样化水平决策的回归分析模型。基于2017年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的调查数据开展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产品多样化水平决策对研发产出与经济绩效具有调节作用,且受到研发类型、行业特点和经济效益目标长短等因素的影响。在短期上,对于产品多样化较低的行业,产品多样化对于探索式创新产出促进经济效益的路径表现为正向调节;对于产品多样化较高的行业,产品多样化对于利用式创新产出促进经济效益的路径表现为负向调节作用。在长期上,两大类行业的调节作用呈现出相反的表现。长期与短期不同影响的差异产生原因在于企业依据经济效益开展研发投入的机制设计。基于研究结果,针对不同类型的研发能力、不同行业特点、以及长期和短期经济目标差异对多样化水平决策提出建议。     

什么样的新型研发机构更具有高创新绩效? ———基于TOE 框架的组态分析

以广东省39家新型研发机构为研究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方法（fsQCA）探讨了新型研发机构产生高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及其提升路径。研究发现：（1）单个影响因素难以推动新型研发机构实现高创新绩效,但不同因素的组合构型具有显著影响;（2）存在5条驱动高创新绩效的路径,包括技术驱动政府支撑型、技术驱动环境支撑型、组织支撑生态促进型、生态支撑人才促进型和全维度协同型;（3）非高创新绩效的驱动机制为1条路径,且与高创新绩效的驱动路径存在非对称性关系。研究结论不仅拓展了新型研发机构绩效管理领域的理论,还为政府和新型研发机构优化绩效提升路径提供决策支持。     

企业位构与创新类型:网络特征调节下的分析

基于467家企业及其相应网络组成的样本,采用逻辑回归研究企业的网络中心性和研发结构与创新类型的关系,并探讨企业所在网络密度和联结强度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具有更高网络中心性和具有中心式研发结构的企业倾向于进行探索式创新,具有较低网络中心性和具有分布式研发结构的企业则进行利用式创新;网络密度负向调节企业的网络中心性和探索式创新的关系,正向调节企业的网络中心性和利用式创新的关系;联结强度正向调节企业的网络中心性和探索式创新的关系,负向调节企业的网络中心性和利用式创新的关系;网络密度和联结强度负向调节中心式研发结构和探索式创新的关系,正向调节分布式研发结构和利用式创新的关系。     

企业规模与R＆D集聚倾向关系的实证研究

理论和经验表明,受研发能力的影响,不同规模的企业在研发机构的区位选择和集聚倾向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大型企业研发的集聚倾向低于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研发集聚的主体特征非常明显.在详细论证企业规模特征与其R＆D集聚倾向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以我国企业研发选址为例,实证比较不同规模企业研发的集中度和区位偏好,从而有针对性地对不同类型的企业组建研发集群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