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与宋濂文学交游考

朱元璋与宋濂名份上虽为君臣,学识上却实为师徒,宋濂传授的儒学思想和文章之道对朱元璋的治国理念和文学修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他的辅佐之下,朱元璋得以凭借帝王之尊引领元末明初文风的嬗变。事实上,朱元璋欣赏的是宋濂的儒家学识,并不看中他的文学才华,但在长期的君臣文学交往中,又深受宋濂文学思想和文法的影响。基于儒家文学观念的共识,朱元璋一再提升、褒奖宋濂,从而奠定他＂开国文臣之首＂的文坛地位。     

宋濂文论思想与明洪武朝政治文化语境之关系研究

宋濂的思想以理学为体,注重经世致用,可以代表明初帝王推行的国家意识形态,对明代文学理论发展具有导向作用。宋濂的文学理论主要由文学本体论、文学创作论和文学批评论三部分组成。宋濂认为文之本源是道,文之本质在于明道,明道之途径在于宗经,文之功能在于实用。其创作论首重养气,要求师古但从心出,以五美言诗。雅正中和是宋濂的文学批评标准。文章通过——宋濂身份的变化与其文学理论的关系,洪武朝的政治思想环境与宋濂思想的关系,洪武朝的文章风貌与宋濂文学理论思想的关系——三个维度论述宋濂的文学理论思想与明洪武朝政治文化语境之关系。     

论宋濂对明代文学的奠基性导向作用

宋濂是站在历史交合点上的大文学家,其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实践对整个明代文学具有奠基性的导向作用。明代文学的走向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即明代文学的特质、与前代文学的差异以及对后代的文学的影响。宋濂《文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名篇,它集中地表达了宋濂的文学思想,又代表了宋濂散文的高度成就。明代是中国科举制度的极盛时期,科举考试所用的文体是八股文。八股文在结构上的奥妙隐含在宋濂的《文原》之中,因而宋濂通过这篇文章影响了明代士子,进而也启迪了清代文人。     

王符散文与汉代经学

王符的《潜夫论》是东汉散文的代表作.由于身处汉代经学盛行时期,王符散文创作受到了经学经典和经学活动的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文章结构上,体现出“依经立意”的构思方式;文章构句上,表现出对儒家经典句式的仿写和句法技巧的借鉴;文章论述方式和文体上,表现出受经师解经言说方式和经学论辩活动影响的痕迹.王符散文与汉代经学关系密切,是汉代经学与文学互动的典型个案.     

宋濂与“台阁体”关系新探

宋濂与“台阁体”的关系是明前期文论研究的重要命题,历来争议颇多。根据宋濂的“台阁文”观念、“台阁文”创作以及台阁体作家对宋濂文学的接受,并结合“台阁体”的不同发展阶段,重新审视此论题,可以推断,宋濂不是“台阁体”作家。受政治身份影响;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前期作家并不推崇宋濂,因而他对“台阁体”的产生只起了间接引导作用。天顺以降,台阁体中、后期作家一致推崇宋濂文章,他对“台阁体”的发展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逸赋论的经学色彩

王逸的赋论是汉代赋论的一个重镇,成就主要表现在对屈原骚赋文本的论与评。受汉代赋学与经学互动的影响,王逸赋论充满经学色彩,这最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三个赋论命题上,即＂依托五经以立义＂＂依《诗》取兴＂＂独依诗人之义＂。王逸的这三个命题共同说明王逸是依《诗》说赋的,《诗》乃赋的范本,赋的意义之源,是衡裁赋文价值的尺度。王逸赋论所依托之《诗》是《诗经》经学,故其依《诗》论赋本质上是用经学来绳律骚赋文本。王逸论赋的经学角度导致他对屈原其人其文的读解基本上都是错误的,但对中国经学对审美的文艺现象的思与说,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对近代经学与文学联结的超拔寻绎--评刘再华新著《近代经学与文学》

近年,在中国文学研究中,随着就文学论文学研究路子的越走越窄,将文学纳入到大的文化背景中去审视成为广大研究者不约而同的选择。其中,以经学与文学的联结为切入点和突破口的论著已有多种面世。如陈良运先生的《周易与中国文学》、刘松来先生的《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许总先生的《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马积高先生的《宋明理学与文学》以及陈居渊先生的《清代朴学与中国文学》等论著已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正值关于近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经学与文学联结问题的研究尚为空白之时,湖南大学刘再华先生于2004年11月推出了他的新著《近代经…     

《诗经》“二南”对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兼论明末清初经学与文学之互动

明末清初是思想文化的重大变革时期,在经学文学化过程中,文学不断从传统经学中汲取养料,直接影响着文学创作;经学通过文学的生动表达,拓展了经学本身发展的文化空间。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大量引用《诗经》＂二南＂的诗句,直接影响着小说的主题思想、语言艺术以及小说伦理的特殊指涉等,使小说在创作上呈现出强烈的经学化倾向。才子佳人小说创作经学化的原因复杂,一方面,时代变革过程中经学裂变对文化进行自我选择;另一方面,人们用文学的心态观照经学,在文学召唤中对经学做出了应答。     

论宋濂的诗学理论

宋濂是明代著名的开国文臣、文坛领袖。本文对宋濂的诗学理论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论析，认为其诗论本乎《文心雕龙》。文章探讨了宋濂的论诗总纲、诗学本质论、诗歌创作论、诗歌风格论。     

张澍《养素堂文集》的文学成就

张澍是坚代陇右最著名的学者,除经学、史学、金坚学等方面的成就之外,他的《养素堂文集》也体现出很高的文学成就。他的作品感情真挚,文笔细腻生动,语言雍容自然,特别是在赋、记、书、论、传等体裁上有许多优秀作品,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     

经典的生成与文学的合法性——文化生产场域视野中的传统诗经学考察

传统诗经学经历了先秦、汉唐、宋元、明清等各具特色的不同阶段。这是一个漫长的由文化《诗经》到文学《诗经》的过程,即由经学语境生成文学语境的过程。本文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把《诗三百》由“经”而“诗”的现象放到文化生产场即文学场中去作整体考察和审视,以探寻经学和文学生成的过程及合法性。     

清代四川经学考述

清代四川经学可以划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清初四川经学基本上可以看成是宋明之学的延续,经学方面很少有影响力的作品问世。中期四川经学有所复兴,但只有到晚清五十年,四川经学才异军突起。从整个清代来看,四川经学虽较江、浙、皖等学术文化大省逊色,但还是在曲折地向前发展。     

“因文求意”：桐城古文家吴汝纶的治经之法

作为清代最重要的文学流派,桐城派的经学研究受到尊宋思想的影响,秉持"义理"之说与汉学"考据"对立。吴汝纶却独辟蹊径,提出"因文求意"的说经方法。此法源自桐城派的相关古文理论,将古文天然具有的"辞章之学"视作治经一途。通过分析经书文章的结构规律和修辞特点等文法要素,诠释经文和经义,为晚清的经学研究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思路,并且改变了"辞章之学"在古文创作方面的单一运用方式,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经学研究方式,在古典学术领域与汉、宋二学分庭抗礼。     

欧阳修的经学与文学简

欧阳修于六经最深于《易》、《诗》、《春秋》。其解经的突出特点,是本之人情常理,自成一家,尤其是疑《周易》之《系辞》《文言》非孔子所作、《春秋》＂三传＂不可尽信、《诗》毛郑所注多有讹误、《周礼》亦不完之书等,对北宋疑经风气的形成和后代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实与其家世不显,贫寒无所师,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少无所师,故能学出己见,无所束缚,大胆疑经。这为我们解释疑经风气何以会在北宋出现,提供了一个切实的参证。欧阳修的经学对其文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无论是其师经需求其意和事信言文观念的提出、对言简意深和简而有法的崇尚,还是对纡徐婉转、平易畅达的美学风格的追求,都可以从其经学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论扬雄的文学思想

扬雄继孟子、荀子之后,明确提出明道、征圣、宗经的文学主张,进一步发展儒家的文学思想,同时吸收道家思想营养,崇尚自然。他论述文与质即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强调华实相副、事辞相称的观点,发表心声心画、弸中彪外、因循革化的见解。他开始称赞司马相如的辞赋,后来批评汉赋创作中存在的问题;既肯定屈原的高尚品格和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又依经立论,有所异议。     

李兆洛与嘉道经世学风

嘉道时期常州学派著名学者李兆洛不仅在文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和广泛的影响，更主要的是他积极倡导经世致用，并且身体力行，在舆地方面卓有建树，在漕、盐、河等政务方面多有建言；他不仅致力于消除学术界长期以来无谓的“汉宋之争”，而且还积极刊刻庄存与等清代今文经学家的著作，传播学术文化；其学术交往对于龚自珍、魏源等晚清经世派思想家的成长产生了积极影响，成为嘉道时期学术风气转向与经世学术形成之重要风向标。     

王祎诗文研究

王祎是跨越元、明两代的作家,元末时在文坛已具一定的影响力.入明后,朱元璋礼聘包括王祎在内的多位婺州文人入幕辅佐,给他带来了绝好的机遇,王祎不仅在政事上声誉卓著,文学方面也保持了旺盛的创作力,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作家.其在文艺上秉承儒家载道明理的主流文艺观点,但并不偏废纪事抒情,加之学养深厚、阅历丰富、感情诚挚深厚,遂形...     

眉山苏氏家族名字号与宋代士大夫社会生活

名字号富含社会生活气息,折射着特定的时代之光。宋代眉山苏氏家族富藏诗书、文人辈出、政声卓然,其族人于名、字、号别有讲求,命名取字多出入经史,行号则多称“老”、“翁”,并向心仙佛,渗透着传统文化气息和鲜明时代特色,展示了一个士大夫家族的文化分量,透示着宋代士大夫以儒为主、兼融佛道的三教合一信仰生活。     

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经学发展到宋代,出现了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是两汉经学的反动。二者的不同表现在治经目的、治经态度和治经方法上:一为治世,一为治心;一讲究师法、家法,一偏向疑经、辨伪;一重训诂,一重义理。同是宋明理学,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又有分歧:朱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理”,穷理的方法是“格物致知”;陆学认为“心即理”,只要“格心”便可知理,不必读经,更不必费心于经注和考据。“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这句话,不仅极具宋学特征,而且典型地反映了陆九渊心学思想指导下的治经态度和方法。弄懂这句话的涵义,不仅有助于了解宋学特征,而且更有助于从本质上把握陆九渊心学思想的内涵,从而对其做出恰当评价。     

元初诗文名家庐陵刘诜

庐陵刘诜是元初很有成就的诗文作家和文学理论家。他是元代一流的赋作家,也是中国赋史上有成就的作者之一。他的散文创作有大家气象,诗歌则有多种风格。他的诗文理论有很高价值,关于学古与创新的理论富有辨证思维,对元中期诗文弊病的批评切中要害。他有如此多方面的成就,不应被文学史所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