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档案法》实施背景下档案利用权利实现的影响因素与制度保障

档案利用权利是社会组织或个人在法律框架范围内合理利用档案馆保存的档案信息和档案内容的权利,其实现以国家综合档案馆认真履行档案服务职责为前提,以社会组织或个人积极行使档案利用权利为关键.从制度构建和制度运行的角度来看,通过改进档案收集制度、落实档案开放鉴定制度、优化档案利用服务制度、规范档案监督检查制度和完善档案利用权利救济制度,能够为档案利用权利实现提供一定的制度约束和机制支撑,彰显新《档案法》"权利义务相协调"和"以人为本"的立法理念.     

我国公民利用档案权利救济制度之完善

新《档案法》明确赋予了公民利用档案的权利,并设置了“投诉”这一救济途径,这是新《档案法》在公民权利保障方面的重要进步.但新《档案法》对“投诉”这一救济途径的具体内容未有明确规定;对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对综合档案馆是否是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有不同的理解和判决这一现实未有回应.从法理上分析,在档案开放利用中,综合档案馆属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其所实施的档案开放利用行为属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行为,而且公民利用档案权利与公民获取政府信息权利均属公民信息获取权的范畴,因此,可参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公民获取政府信息权利救济制度的设计来构建公民利用档案权利救济制度,具体包括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两大类,其中行政救济包括投诉及行政复议.     

《档案法实施办法》修订的思考——基于《档案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的文本分析

将《档案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与《档案法实施办法》文本进行对比,《条例草案》突出了法律名称的标准化,对外部结构和法律规则进行了有益调整,为适应时代发展、补正差错而修改了条文,具有价值鲜明、内容新颖、文本精细的进步意义。然而,《条例草案》在内容上还存在档案利用制度建构不完善、档案行政监督机制未健全、档案违法处罚规则较滞后和档案权利救济内容欠充分等不足,需要进行针对性地完善。     

从档案利用工作实践看《档案法》修订草案

此次《档案法》修订草案的内容适应了新时代档案利用工作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提供法律保障、衔接协调其他部门法、提供多种法律救济途径三个方面做出较为科学具体的制度设计。这些是应当值得肯定的。当然,不容否认的是,《档案法》修订草案在档案公布、权利救济方面等制度设计上仍有不足之处,存在着可能的法律漏洞风险及不符合立法目的等问题,需亟待加以完善。     

档案利用权利的限度及其科学控制

一、档案利用权利的内涵及其限度要求 学术界有专家认为,1987年颁布的<档案法>对我国有关主体的档案利用权利进行了法律确认,档案利用权利已经是一项法定权利.但是,从<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中不仅看不到有关档案利用权利的明确表述,而且从相关规定中也无法自然推导出档案利用权利就是一种法律权利.     

美、法、新、中国澳门声像档案立法比较及启示

新媒体环境中声像档案利用需求的多样性、技术性、层次性和教育性等特征为其立法及依法管理开发利用服务等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文章选取美国、法国、新加坡、中国澳门地区档案法中有关声像档案管理的法律条文,运用比较研究法对四个国家和地区档案法中声像档案的法理界定、形成来源、开放利用、保存措施、人员规范等内容进行深入分析并比较其异同点,最后据此探讨完善我国声像档案立法及提升其管理服务的思路和对策,即尽快健全完善声像档案制度建设相关内容、强化法律和服务意识以明晰管理主体权责关系、充分发挥声像档案研究机构的积极作用等,以期为我国档案领域深入开展声像档案研究开发利用等提供参考或借鉴.     

公法权利视角下的档案利用权研究

《档案法》在总则中明确规定了档案利用权，为档案利用打开了新的视野。在档案利用法律关系中，档案馆的性质影响到档案利用权的性质确定。在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中，档案馆可以认定为公法人，具有行政法上公物的法律性质；档案利用者可以分为公共组织的单位和作为私主体的单位与个人，前者的档案利用权属于作为公务利用，而后者的档案利用权具有主观公权利属性。当档案利用主体认为其利用权受到侵犯时，可以通过投诉、复议和诉讼的方式寻求救济。     

论正确行使档案利用权

档案开放原则是欧美档案利用理论的核心内容，它源于法国的开放原则，以1948年联合国组织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的“不分国界、收集和传播信息的权利”为理论基础，强调档案自由利用的权利与民主权利的一致性和相关性，在强调自由利用的同时，也承认由于国家安全，防务、同其它国家的关系以及政府内部在进行痴情前提出必要的保密要求，要对该原则施加种种限制。这种有限制的自由利用思想成为了今天我们“正确行使档案利用权”的原则和宗旨。     

权威与权限——档案权力与档案权利的冲突与调试

档案权力和档案权利是档案事业中的一对基本矛盾。文章在阐述档案权力和档案权利关系的基础上,理性分析档案权力与档案权利间冲突的表现,并构筑了化解二者冲突的完善机制,以期促成档案事业中权力域和权利域的良性互动。     

论档案利用活动中的法律关系主体及其权利义务的实现

关于档案利用活动中的法律关系及其特点本人在<档案学通讯>2002年第3期已做过详尽分析.本文在此研究基础上,主要探讨档案利用活动中法律父系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及其实现.这一研究对于档案法学理论的规范研究和档案实践活动中正确有效地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和义务,维护权利主体的利益,履行权利主体应尽的义务具有指导意义,对于<档案法>的修订等档案立法活动具有参考价值.     

档案开放中权力配置逻辑与合理化研究——基于新修订《档案法》的文本解读

随着新修订《档案法》的颁布实施，档案主管部门、档案馆、档案形成单位或移交单位被赋予新的权力与职能，形成新的权力结构模式。基于权力理论与行政管理学视角，研究档案开放中权力的分配逻辑，剖析目前权力分配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构建档案开放权力运行程序、监督机制、权责对等规则及完善权利救济途径等策略，有利于推进档案开放权力配置走上合理化、法治化发展轨道。     

档案开放利用中公民隐私权的保护与限制

在档案信息开放利用中,隐私权的主要内容是个人生活秘密和个人信息资料,隐私权权利人对这些信息享有保密、知悉、支配、公开、修改和救济的权利,但这些具体权利并没有在档案法律法规中得以直接明确的规定,严重影响了实务操作。在对隐私权进行保护的同时,必须基于公共利益对其进行必要限制,以实现档案利用中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协同。立法上,应采取直接规定的方式明确界定隐私权,并需对档案利用中隐私权的保护和限制进行合理平衡。     

高校档案利用登记的现状与改进——以皖南医学院为例

档案利用过程中登记信息的部分缺失,造成了对档案工作分析利用原始材料的不足。这对找出档案工作的不足,改进档案的服务方向造成了不便。笔者以皖南医学院档案室为依托,整理并分析了皖南医学院档案利用登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完善登记内容、加强档案宣传、加强队伍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对出现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以期为档案工作的开展开辟新思路。     

论档案开放中公民应享有的权利

档案开放作为对传统的档案提供利用方式的一种变革，指的是，为使于社会各界充分地，自由地利用档案信息。各级国家档案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将原来处于保密状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使用的档案向外界开放。提供给社会各方面利用。在档案开放过程中，公民的权利简单地说．是法律所规定的公民所应该享受的权利，也是国家政府及其法律应该保障的权利。档案开放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从政府管理的视角认识和提出的．是义务人对自身义务的表达；     

基层档案工作者视域中的公民档案利用权利

在“以人为本”,强调民主平等,尊重人权的现代信息社会,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完善,国家对公民各方面权利的保障日趋扩大与完善。公民的档案利用需求不断增加,作者站在基层档案工作者的视角,就公民利用基层档案行使档案利用权利进行了探究。     

论档案治理视域下的公民利用档案权利实现

档案治理不仅需要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共同参与,而且需要对参与者的行为进行法律规制.在研究档案治理的体系建构和制度保障的过程中,以公民利用档案权利实现为切入点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公民利用档案权利为切入点,结合档案工作自身的保密性,剖析档案治理中公民利用档案权利实现的路径,进而明确档案治理视域下法律规制的价值导向与逻辑起点,为推动档案治理体系和档案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     

政府信息公开立法与公民档案利用权的充分实现——以“张岩案”为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法定方式赋予了公民充分利用档案机构所藏档案(一般以满三十年为标准)的权利。然而,现实生活中的档案利用状况与法律规定的预设状态尚有若干差距。事实上,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确立与公民档案利用权的实现存在连动关系,是社会大系统与局部小系统的关系。公民档案利用权的充分有效实现还有待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立法的重大突破     

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探讨——兼论“特别权力关系”理论

本文讨论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进行，研究该制度的现状，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起源及变演角度，研究该理论对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的影响和启示，提出构想，更好地完善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     

欧美大学档案利用版权制度及启示

在欧美国家,版权是用来调整创作人员、发行者和使用者三个利益群体的法律关系,版权制度作为支持知识进步的基础,既要考虑创造者和传播者的利益,也要顾及支付费用的使用者的权利.笔者在本文中选取了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一些世界级名校,以期比较客观、全面地介绍欧美高校档案利用版权制度的特点,并针对我国高校档案著作权制度几近空白的现状,提出制度设计策略.     

高校图书馆学生读者权利的缺失与保障

高校学生读者的权利体系不同程度地受到侵害。从法理的角度来看,其原因主要是权利意识薄弱、法律制度缺位、监督机制缺乏、救济途径不畅。因此,应从事前预防和事后救济两方面入手,采取加强立法、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培育读者权利意识、引入申诉制度、建立仲裁制度、实行听证制度等措施,构建一个完整的学生读者权利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