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秩序与法治秩序--中西政治秩序观比较研究

中西政治文化是两大不同的政治文化体系 ,它们对政治秩序的理解有极大的差异。以儒家政治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形成了以德治为基础的政治秩序思想 ,西方政治文化在其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以法治为基础的政治秩序思想。本文从地理环境、思想渊源、对政治生活的理解、构建秩序的观念和方式等五个方面对中西政治秩序思想进行了比较 ,试图揭示德治秩序与法治秩序的深刻差异     

我国政治秩序中的政治文化因素考量

政治文化是政治秩序中的内在要素，它对于一种政治秩序的确立与良性运转有着重要的影响。我国正处于转型的过程中，政治秩序内在地需要有新的政治文化基础，这要求我们以参与性文化取代臣民性文化、以法治性文化取代人治性文化、以妥协性文化取代冲突性文化。     

人心价值秩序：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体之维

舍勒对人心价值秩序的勘定,为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正确地理解人、理解道德的建构机制,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提供了本体论支持。人心价值秩序相对于人的道德行为和时代精神状况所具有的在先性和决定性,彰显出人心价值秩序之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源性,而各种思想政治教育难题的人心价值秩序根源,则进一步揭示了人心价值秩序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     

福山政治秩序理论的逻辑结构

弗朗西斯·福山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对人类社会政治秩序进行探寻,将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视为现代民主制度的根基。福山分别对中国强国家模式和欧洲强社会模式进行了论述,认为现代政治秩序的基本走向是强国家与强社会的有机统一,实现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的相互融合,为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国家与社会的协奏曲——福山政治秩序理论的逻辑结构

福山的政治秩序理论以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为现代政治秩序三位一体的制度组合,以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论架构阐释政治秩序的成长,追溯了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在国家和社会相反相成的颉颃中起源、成长、融合的演进过程,并将国家与社会平衡发展归为文明政治秩序的目标。福山以宗教为关键,诠释了中国国家早熟的强国家模式与欧洲法治先行的强社会模式的政治发展不同路径。福山政治秩序理论最大胆的探索,是凸显了国家建构之于政治秩序的意义,并将公元前221年建立的秦王朝归为现代国家的起源,这使其政治秩序理论具有覆盖东西方文明的阐释力。     

回族法文化的秩序意义与当代价值

回族法文化的秩序意义在于从自然、人与自然、人类社会三个方面规范人类的具体行为,并将这种行为同信仰勾逢,形成以信仰为基础的规范体系。回族法文化从秩序方面反映了人的灵性与德性向度,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有重要的类型学价值与现实意义,但其自身也需要一定的现代转型。     

先秦会盟与政治秩序的交互性建构

会盟与政治秩序是互构共变的关系,会盟对政治秩序的建构是系统单元对系统结构产生的影响,政治秩序对会盟的建构则是系统结构对系统单元产生的影响。先秦政治秩序变迁历经三个阶段:部落联盟政治秩序、宗法封建政治秩序、君主专制政治秩序。会盟只有在前两者中,具有建构政治秩序的功能。政治空间是权力结构网络中点与点间的距离。权力关系结构形成,政治空间随之产生。政治秩序不同,会盟的特征与会盟得以存在的政治空间也各不相同。政治空间的大小决定诸侯国的行动自主性与会盟的秩序建构功能的大小。中国式会盟以自我生存、内部统一、良善秩序、信守承诺、仁义爱民为基本特征,以政治系统的平衡和谐为最高追求。     

先秦儒法政治秩序观析论

儒、法是春秋战国时期对政治秩序问题思考最深入的两大流派。两派的共同点在于:高度认同政治秩序的价值,追求政治的有序;追求一种严格的等级秩序;强调统治者特别是君主在政治秩序产生、建立、维系中的重要作用等。两派的主要差异有:法家强调政治秩序的实力基础和利益性,儒家强调政治秩序的道德性、情感性;法家强调用强力手段建立和维系秩序,儒家则强调以道德为主要方式和手段来建立和维系秩序;儒家强调政治秩序中的和谐性,法家则强调政治秩序的统一性;儒家强调在矛盾和对立中寻找平衡,法家则强调强力压制、消除矛盾等等。两者的差异主要是由思维方式、基本立场等造成的。     

市场经济条件下礼治秩序的重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强势进入和法治建设的快速推进,以礼治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秩序正在被以法制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秩序所代替。但传统礼治思想对人的基本素质的培养和人与人之间行为规范的养成等依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我们应直面礼治思想的现代阻力,分析礼治秩序的合理性,思索其当代内涵,重构新的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礼治秩序。     

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建构的障碍分析

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是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充分考虑乡村社会的实际，即我国乡村社会目前正处于特殊历史转型时期和特殊的地理环境之中，特殊的经济、政治、化因素决定了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不可能是一系列静止的规范体系的组合，而是一个不断运动演化的过程。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建构的内部要素与外部环境均不够完善，还存在各种阻碍法治秩序建构的因素。     

论政治秩序与发展问题

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中国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同时，中国社会面临诸多不稳定因素。如何正确面对当前的形势，认真分析总结，找出一条解决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方法，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稳定是发展的前提，社会稳定需要政治稳定作保障，因此如何建立及建立什么样的政治秩序就成了一切问题的核心和关键。建立公正的合理的政治秩序，推进我国的社会稳定，加速我国的经济发展，我国全面建设的宏伟目标就一定可以实现。     

浅析传统无讼思想与当代中国法治

我国历经几千年文化传承逐渐形成以维护政治统治和社会秩序为目标的无讼思想。无讼思想是君主专制的产物,其以让民畏讼、息讼从而达到无讼为目的,实质是为了维护君主专制下的统治秩序。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引入西方的民主共和政体,要求变人治文化为法治文化,实现民主、自由与正义。然则法治建设仍需改变传统法文化来实现。     

中西政治制度设计中的“人性假定”

任何一种制度的安排,都应该建立在特定的人性认识基础之上。中西不同的人性假定,导致了不同的治政方略和制度路径。西方政治制度理念的基本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人性恶论基础之上的权力分立和制衡思想,其基本的哲学判断是＂制度高于人性＂;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理念的基本分析框架,则是建立在人性善论基础之上的崇尚德治与集权专制思想,其基本的哲学判断是＂人性优于制度＂。＂性善＂与＂性恶＂两种不同的人性假定,导致了中西＂德治＂与＂法治＂不同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设计。＂德治＂与＂法治＂分别构成了中西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儒家文化中的人性本善假定从民族文化精神和心理的角度看,固然提升了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自尊自豪感、民族自信心以及民族凝聚力,但却对中国政治发展也产生过一些不良影响。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必须突破和超越人治的范畴,必须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两相区分的前提下,参照西方的宪政理念与法治经验,方可为当代中国的政治建构提供有益的借鉴。     

合作主义政治秩序观的结构分析

政治秩序是合作主义的重要关注点之一.合作主义的政治秩序观认为,在政治秩序的构建与维系过程中,作为政治行为主体的国家,利益团体和利益团体成员,分别主导政治秩序的构建与维系、充当减压阀和秩序化的中介、被纳入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轨道,从而既具有各自的功能及特点,又相互联结与合作成为一个秩序体系.这一秩序体系不以竞争为核心,而是保持并体现了功能主义的典型特征.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必须坚持德法并举

“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道德讲自律、法律讲他律,法治和德治相互促进、相互补充。道德与法律的内在规定性以及人的思想与行为的内在统一性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理论依据,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方略则是二者相结合的现实依据。在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中,应把法治和德治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二者共同促进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健康的发展。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必须坚持德法并举

"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道德讲自律、法律讲他律,法治和德治相互促进、相互补充。道德与法律的内在规定性以及人的思想与行为的内在统一性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理论依据,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方略则是二者相结合的现实依据。在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中,应把法治和德治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二者共同促进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健康的发展。     

马基雅维利论政治秩序——一个形上学的考察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秩序论预设了两组基本范畴：其一为形式与质料之对立,另一则为超越常态与常态秩序之对立。前者表达出政治作为一种技艺的观念,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论;而超越常态的政治活动则提供了激进政治变迁之可能性。由此两组范畴出发,可以理解马基雅维利政治秩序论的主要内涵与议题。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秩序论与当代公民共和主义和政治决断论之间具有复杂的关联,应当考虑两者兼顾的综合性观点。     

以德治国的基础分析--从"经济人假设"谈起

公共选择理论把经济人假设引入政治领域,从而阻断了德治介入政治的途径.本文从经济人假设的人性基础和制度基础分析入手,打通政治活动中伦理介入的通道.只有把法治和德治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从以人为本的意义上整合政治秩序.     

儒家政治秩序运行的调控矢量

儒家思想是一个以全面安排人间政治秩序为目标的政治设计学说。在现实层面,儒家构想和设计的政治秩序模式是德治和礼治的政治秩序。为了保障它们的长久运行,儒家在建构均平、德治、礼治、三纲、仁政等基础矢量的同时,又设置了家长式权威、中庸和民本三个调控矢量。其中,家长式权威是控制器、中庸是平衡器、民本是稳定器,它们对政治秩序的运行具有决定性作用。     

基督教政治观与世俗秩序的自我证成

近代民族国家世俗化的凸显是与世俗秩序的自我证成相伴随的一个历史过程,即世俗性要素突破传统宗教之限制而逐渐由人的心智层面扩及法权、政治等制度层面。在基督教二元政治结构下,个人通过"灵魂得救"获得了一种超越主义的精神自由,通过对上帝的信仰确立了个体的最终价值,导致个体能够摆脱世俗羁绊,并对世俗权力采取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价值审判。基督教政治观以超世俗秩序来论证世俗秩序的正当性,而近代政治的特征是将政治共同体从上帝那里斩断,从其本身来探讨世俗政治秩序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