袭警罪的教义学阐释与司法适用——以保护法益为切入点

积极刑法观已成为当下主流，《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将暴力袭警行为入刑设立袭警罪，正是这种积极刑法观的立法实践。为了更好地适用本罪，必须限制袭警罪的规制范围，防止刑法的过度干预导致犯罪圈的扩大。因此，应遵循法益保护主义原则，明确本罪的保护法益，并在此基础上对"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人民警察"等构成要件进行正确解读，充分发挥法益在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中的作用；应恪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其他部门法足以规制暴力袭警违法行为的情形下，不动用刑法手段。     

从刑法的谦抑性和效益、公正价值看醉驾入罪

刑法的谦抑性指的是只有在立法机关认为某一规范必不可少,确实没有其他更好的可以替代刑罚的方法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将某种违反法律秩序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从刑法的谦抑性原理分析,醉驾入罪不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从刑法追求的效益和公正价值分析,其不能满足效益和公正价值的内在要求。因此,醉驾行为不应当被规定为犯罪。     

论单位挪用公款行为之入罪

现行刑法仅规定了自然人可以构成挪用公款罪,而对单位挪用公款行为未给予应有的关注。无论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现有的法律制裁,还是从刑事政策抑或刑法谦抑性考察,单位挪用公款行为均已具备入罪的合理性,建议将单位挪用公款行为纳入刑法调控领域。     

伪造货币罪反思与重构——以法益为视角

基于《刑法》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对伪造货币罪现状进行了分析,论述了伪造货币罪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从伪造货币罪保护法益、法益与构成要件的关系、伪造货币罪客观方面、主体及主观方面等角度出发,提出了伪造货币罪保护法益为货币的公共信用,主观构成要件以"意图流通"为必要,以期进一步明确伪造货币罪犯罪构成要件,界定罪与非罪.     

刑法谦抑性之背反与重置:以非法集资的刑法规制为视角

我国刑法在规制非法集资行为时,有明显违背谦抑性的倾向,具体表现为:刑事与民事、行政界限模糊,导致刑法打击过于前置;法定刑配置过高,尤其是集资诈骗罪的死刑配置与非暴力犯罪的去死刑化潮流相背反;"非法占有目的"认定中广泛采用推定规则,是古代刑法结果责任的残留。重置刑法在非法集资治理上的谦抑性可以从立法和司法两方面来贯彻,前者表现为加强民事、行政立法,提高非法集资犯罪的入罪标准,降低法定刑配置以实现谦抑性;后者表现为广泛使用民事、行政手段,通过合理解释限制非法集资犯罪的成立范围,较多采用非刑罚处罚方法等。     

聚众淫乱不应规定为犯罪

我国刑法把聚众淫乱行为规定为妨害社会秩序的犯罪,但由于这种行为本身所具有的隐蔽性特征,司法实践中作为有罪处理的案件很少。从刑事立法的角度考察,聚众淫乱罪是否具有合理性,是否符合刑法保护法益的目的,是否背离刑法谦抑性的要求,这些都需要法学界予以理性的回答。     

谦抑原则问题研究——以日本刑法为例

只有在具有不得不使用刑罚进行处罚的法益侵害或者威胁的时候,才可以将行为人的行为作为犯罪,动用刑罚手段进行制裁,这是刑法谦抑原则的本质体现.谦抑原则要求在司法实践中把一些行为进行非犯罪化、非刑罚化、轻刑化处理.     

论刑法的谦抑性——以《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为视角

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正式施行。《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将醉酒驾驶定为危险驾驶罪。在成都孙伟铭案、南京张明宝案等一系列由醉酒驾驶导致的惨案发生之后,醉酒驾驶逐渐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但醉酒入刑还是引发了热议。支持者认为原条文对醉酒驾驶的处罚过轻,应该借鉴外国的经验,以刑罚手段制裁醉酒驾驶。反对方则认为应该坚持刑法的谦抑性,醉驾入刑将刑法的犯罪标准扩大。本文以《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为切入点,讨论刑法的谦抑性。醉驾入刑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其实际效果还需要进一步考查。     

人肉搜索不应入罪

人肉搜索行为不管从哪个角度而言,对法益的侵犯性都没有达到非常严重且绝大多数人不能容忍并主张以刑法进行规制的程度;并不是适用其他制裁方法不足以抑制这种行为,不足以保护法益;运用刑法处罚这种行为,将会导致对社会有利的行为的禁止,会使国民行使监督权的自由受到不合理的限制;司法实践中很难对这种行为在刑法上进行客观的认定和公平的处理;运用刑法处罚这种行为并不能获得预防或抑制该行为的效果。因此,目前不宜将人肉搜索入罪     

论我国《刑法》第143条中的“安全标准”

我国司法实践中对《刑法》第143条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中涉及的"安全标准"直接以国家标准来认定,即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食品的行为才构成该罪。这一做法符合刑法谦抑性之要求,契合了国家标准自身的底线性特征,同时有利于司法适用的统一。     

论见危不救应该入罪

对于公职人员、医务工作者等特定主体,其"举手不劳"型的见危不救应当入罪。将此类行为纳入刑法规制,不仅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具有法理学依据,而且具备可操作性。对特殊主体率先立法,还可以起到带动与示范作用,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     

人脸识别信息侵害行为的刑法应对

人脸识别信息侵害行为呈现出法益侵害的精准化、链条化,具有法益侵害的直接指向性。当前,人脸识别信息侵害行为存在入罪标准不明、对涉人脸识别犯罪部分环节评价不足的刑法规制困境。对人脸识别信息侵害行为的刑事应对策略,应当明确入罪标准,构建个人信息二分保护体系。对于非法存储行为,可用不作为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者拒不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规制;对于非法加工行为,可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规制;对于非法利用人脸识别信息侵害行为,应当通过扩充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构成要件行为方式的做法实现其入罪化。     

刑法经济性论略

刑法经济性是刑法谦抑性的价值蕴含之一,刑法经济性作为刑法谦抑性之“量”,从本益分析的角度反对不计成本和效益的刑法之滥觞,使刑法的谦抑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由定性分析转化为定量分析,亦为犯罪内涵和本质的界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刑法的经济分析并非万能的,其理论和方法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恶意欠薪”入罪之冷思考

文章质疑欠薪入罪的理由,认为激活现有的法律法规能有效缓解欠薪矛盾。将恶意欠薪（逃匿）写入刑法不符合我国的法治实践,有悖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平等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以及国际准则。     

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刑法谦抑性分析

《刑法修正案（七）》将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犯罪化,与刑法的谦抑性精神相悖。刑法的谦抑性是刑法的基本理念之一,对刑事立法和司法都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应当尽快通过民事、行政立法和司法改变这一现状。     

刑法谦抑的相对性探析

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机关只有在该规范确属必不可少——没有可以代替刑罚的其他适当方法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将某种违反法律秩序的行为设定成犯罪行为、用刑法予以调整。在强调权利本位的今天,刑法的谦抑性显得尤为重要。但是过分强调刑法的谦抑性会使刑法缺少威慑力而不能有效地遏制犯罪、保护公民的权利,会出现犯罪猖獗的现象,从而使刑法不得不为了遏制猖獗的犯罪而变得更加严厉。因此我们也应关注刑法谦抑的相对性,不能过分软弱。     

奥运会隐性营销刑事立法体系重构

奥运会隐性营销如果情节严重或者违法所得数额较大,侵害到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追究其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并不足以遏制侵权行为,则需要我们借助刑法来追究隐性营销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奥运会隐性营销行为情节严重或者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便可能涉及刑法上的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非法经营罪和虚假广告罪等罪名.我国立法应当降低奥运会隐性营销入罪门槛,不将营利为目的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且不将违法所得数额大小作为入罪的必要标准.同时,立法者应当根据奥运会隐性营销侵权行为的轻重程度,增加资格刑,加大罚金刑,调整量刑幅度,使奥运会隐性营销得以有效规制.     

刑法谦抑性视野下侵犯著作权罪研究

我国著作权刑事保护门槛明显降低,但侵犯著作权罪却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使刑法威慑力受到严重影响.我们应当从刑法谦抑性视角对侵犯著作权罪进行审视,在我国与国外著作权刑事立法比较中,找出问题的症结,不断完善著作权刑事立法.     

诉讼诈骗行为立法断想

将诉讼诈骗行为单独设罪符合国内外诈骗罪的立法模式,符合罪刑法定、罪刑均衡和刑法谦抑性等原则的要求。在刑法分则体系的具体安排上,应该根据它所隹害的主要客体来确定。在个罪具体内容设想方面,罪名宜采用“诉讼诈骗罪”,罪状与法定刑的设计则可以参照现行刑法对金融诈骗罪的相关规定。     

“入户盗窃”立法修正解读

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做了较大的改动,“入户盗窃”就是其中一种新增的行为类型,这使得原有法益保护产生了新的变化,需要从法益保护角度对“入户盗窃”中的“户”进行定性,并对这种新的入罪行为进行分析及确定“入户盗窃’’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