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了中国工业R&D创新效率

采用超越对数型随机前沿模型,在考虑企业规模、所有制结构等因素的情况下,实证分析了2004-2010年间环境规制强度对中国工业行业R&D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行业差异。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工业行业R&D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行业异质性;虽然,环境规制强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业行业R&D创新效率提升,但环境规制强度与R&D创新效率呈现倒"U"型关系,即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行业R&D创新效率提升有"度"的限制,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过一定水平时,反而不利于工业行业R&D创新效率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行业R&D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性,在技术密集度较高,环境污染程度较小和R&D强度较高的行业中,环境规制对R&D创新效率促进作用会更加显著。     

环境规制、行业异质性与中国工业全要素碳排放绩效

本文基于2001—2010年中国36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Malmquist指数对工业碳排放绩效进行测算,然后运用GLS法和面板门限回归就环境规制强度对异质性行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及门限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大有利于提高全部行业的全要素碳排放绩效,"波特假说"在行业检验中成立,但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和非线性的门限效应。     

企业税收激励对R&D投资的影响机理及效应——时间趋势、效力边界与创新产出

通过构建企业股东和外部投资者的代理模型发现，企业税收激励降低了R&D投资的必要收益率或融资成本，有助于提高R&D投资和创新产出，研发加计扣除政策具有价值引导和共同激励的双重效应。针对在2007~2015年披露研发信息的上市公司数据，面板回归结果发现：我国企业实际所得税税率呈现下降趋势，R&D投资呈现上升趋势；企业税收激励对R&D投资的作用是有效力边界的，在低税率和高研发强度的区域激励效应显著，在高税率或低研发强度的区域影响效应较弱；企业税收激励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提高研发强度实现的。研究结论对厘清政策机制效应、促进企业R&D投资以及激发创新活力提供了理论与经验支持。     

基于吸收能力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

本文将R&D两面性纳入分析框架,建立国际R&D溢出回归模型,选取14个主要国家数据,对1985-2006年我国技术吸收能力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论表明,ODI方式获取的国外溢出研发资本对国内R&D存量存在挤出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受我国技术水平制约有限,通过利用当地丰富的研发资源能够显著提高创新效率。     

中小板上市公司R&D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比较研究

以2008-2010年在深交所中小企业板4个高技术行业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研发投入与当期企业绩效、R&D投入的滞后性以及R&D投入的累积效应三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电子业、医药生物业、机械设备业的R&D投入与当期企业绩效线性正相关,电子业的相关性最强,而信息技术业R&D投入与企业绩效不成线性关系.电子业和医药业R&D投入存在滞后性和累积效应,而机械设备业和信息技术业R&D投入不存在滞后性和累积效应.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在行业间并不相同,不同行业研发战略应有所差别.     

环境规制、FDI与“污染避难所”效应--中国工业行业异质性视角的经验分析

围绕中国是否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学者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但尚未形成一致性的研究结论。基于2005-2010年中国37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是否会影响FDI流入进行了实证检验。主要结论有：一是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引进外资具有一定的负向效应,且在考虑企业规模、市场化水平、行业利润等其他因素时,这种效应更为明显,即“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我国工业行业层面得到了验证;二是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具有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在技术密集度较低、环境污染程度较高、R&D强度较低、垄断水平较低的行业,环境规制对FDI的抑制作用会更加显著。     

研发投资:企业行为,还是行业特征?

研发投资是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我国企业研发投资面临着投入强度低和分布不均衡的问题。与现有研究不同,本文通过研发投资的行业特征分析,从企业和行业两个层面构建了企业研发投资的决定模型,以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各因素对企业RD强度的影响,进而利用夏普里值分解法就企业研发投资差异的来源进行了探讨,得到如下结论:微观层面,生产规模、企业年龄、资产负债率与RD强度显著负相关,企业性质对研发决策也具有显著影响;行业层面,平均研发强度、市场集中度和外部筹资环境对研发投资存在显著的正效应,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和研发集中度则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根据夏普利值的分解结果,行业因素对企业研发投资差异的平均贡献高达86.5%,企业因素的贡献度仅为13.5%,表明企业研发投资的差异主要源于行业特征的不同,而不是企业行为异质性的结果。     

企业研发投入与生产效率——全球研发顶尖企业与中国企业的比较

以全球研发顶尖企业和中国大中型企业为对比样本组,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计量模型,分行业检测全球研发顶尖企业和中国大中型企业的R&D投资与销售业绩的贡献。同时比较其他资本投资、人力投资的贡献;结果表明,全球研发顶尖企业的R&D投资对销售收入呈显著正相关,对销售业绩的贡献明显大于其他资本投入和人力投入;中国企业的R&D投资对销售业绩的贡献明显小于劳动力投入;R&D对销售业绩的贡献在行业间存在显著差异,高科技行业显著高于低科技行业。     

价值链视角下的中国工业全要素R&D双环节效率研究

本文基于价值链的视角,分析了2004-2010年中国工业全要素R&D双环节效率变动的时序特征、动力源泉及行业差异.研究表明:2004-2010年中国工业全要素R&D双环节效率均呈现技术效率推动与技术进步抑制的增长模式;转换环节的R&D创新活动呈现显著的规模不经济特征,而转化环节的R&D创新活动表现为明显的规模经济特征;细分行业全要素R&D双环节效率增长存在显著的“背离”特征.进一步考察了碳排放强度对中国工业全要素R&D双环节效率的影响,发现碳排放强度对R&D双环节创新活动影响显著且存在较大差异;最后指出了提升中国工业全要素R&D双环节效率水平的政策建议.     

研发要素流动、空间溢出效应与区域创新效率——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创新现已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研究研发要素区际流动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对提升区域创新效率意义重大。文章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1—2016年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DEA模型和改进引力模型分别测算各地区创新效率和研发要素流动量,并建立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不同研发要素流动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对创新效率的作用差异。研究发现：我国创新效率整体在不断提升,但区域差距较大,创新效率分布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R&D人员流入会直接促进本区域创新效率提升,其流出会减弱区域创新效率,R&D人员流出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对于提高周边地区创新效率效果显著;R&D资本流入主要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提升创新效率,其流出会从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两方面综合削弱区域创新效率。     

产学研合作与企业独立研发关系的进一步检验——基于企业R&D投入门槛效应的分析

以往研究对于产学研合作与企业内部独立研发的互动关系,存在"替代性"和"互补性"的结论冲突,其原因之一在于未充分考虑企业研发模式有机结合之间的情境变量影响。通过构建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R&D投入在产学研合作与企业内部独立研发间的情境作用,并对其门槛效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企业R&D投入不仅对产学研合作和企业内部研发的模式选择产生影响,而且会对其互动关系产生门槛效应。其中,企业R&D投入在技术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中发挥互补性门槛作用,而在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则具有替代性门槛作用。     

中国ODI反向技术外溢效应的实证分析

 借鉴国际R&D溢出回归分析的框架,分步骤对中国1985－2005年对外直接投资的反向技术外溢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反向技术外溢效应,但它对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要低于国内研发支出。中国应当坚持走开放的自主创新之路,并通过增加投资力度和调整投资区域等方式提高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技术进步的贡献度。     

高技术产业R&D支出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高技术产业的l0年面板数据对研发支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指出:内资企业的自主研发并非完全不依赖于外资而独立进行,其R&D支出活动与外资企业的R&D支出密切相关,且影响程度根据所有制类型有所不同,对国有企业的溢出效应较小,对其他所有制企业R&D溢出较大.此外,新产品需求、行业利润、企业规模与企业研发支出之间均存在十分显著的相关关系.     

贴牌生产与技术创新时代的战略联盟决策

分析了在两个ODM制造商和两个销售商组成的双层市场结构中,ODM厂商选择自主研发或者与销售商结成纵向R&D联盟从事R&D活动的最优战略决策,探讨了知识溢出水平对ODM厂商R&D战略决策的影响,通过重复博弈分析给出了ODM厂商主导的纵向R&D联盟只进行一次R&D合作和进行无限次R&D合作的战略决策影响因素以及稳定性条件.研究结果发现,知识溢出效应的存在导致自主研发的投资成本上限下降,当R&D投资成本高于自主研发的投资成本上限而低于纵向R&D联盟的投资成本上限时,ODM厂商可以选择与销售商组成纵向R&D联盟,在增加联盟各方收益的同时,提高了社会总产量和整体福利水平;同时,有效的违约惩罚机制和适当的贴现因子可以保证纵向R&D联盟的稳定性.     

高技术产业R&D支出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高技术产业的10年面板数据对研发支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指出：内资企业的自主研发并非完全不依赖于外资而独立进行,其R&D支出活动与外资企业的R&D支出密切相关,且影响程度根据所有制类型有所不同,对国有企业的溢出效应较小,对其他所有制企业R&D溢出较大。此外,新产品需求、行业利润、企业规模与企业研发支出之间均存在十分显著的相关关系。     

国际研发投资与东道国的技术创新效率——一项基于路径收敛设计的研究

国际研发投资同时通过影响东道国R&D资源的配置效率、研发投资水平和研发人员素质及研发全要素生产率三个渠道作用于东道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基于2000-2012年跨国研发数据,利用路径收敛设计,对上述影响机制在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之间进行了比较实证分析,检验了国际研发投资对低收入国家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国际研发投资降低了低收入国家自主研发投资水平,同时提升了单位研发资本的产出能力,但总体上还是不利于低收入国家研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低收入国家长期实施居民低收入和出口导向型的高增长战略,不利于国内市场升级、人力资本积累及企业家精神培育,使其短期内难以顺利获取国际研发投资对其技术创新的正向外溢效应。未来应建立以自主创新为基础的国际研发合作模式,以赢得国际研发投资的技术创新效率促进作用。     

不同政府科技资助方式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政府科技资助是解决企业研发活动外部性问题、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手段。基于我国2009-2014年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探讨直接补贴资助、直接税收优惠和间接税收优惠三种科技资助方式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分析知识产权、企业规模、产权类型、知识存量和R&D资本存量等因素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三种科技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均有显著激励效应,且直接税收优惠的最强,但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效应不显著。政府对小规模企业、民营企业科技资助的激励效应比对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强。对R&D资本存量、知识存量大的企业,直接税收优惠的激励效应更强,反之则直接补贴资助、间接税收优惠的更强。     

CEO特征、R&D强度以及外部环境关系的 实证研究

摘要：采用世界银行投资环境调查（ICS）中来自中国、巴西、南非企业的数据,研究CEO人口统计学特征对R&D强度的影响,以及社会文化、政府政策、法律体系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CEO教育水平、工作经验（担任CEO前在本产业的工作时间）和R&D强度之间并无显著相关关系。社会文化对CEO特征和R&D强度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中国、巴西两国的CEO教育水平、工作经验和R&D强度之间的正相关性显著高于南非。政府政策在CEO教育水平和R&D强度之间发挥负向调节作用,政府政策越不稳定,CEO的教育水平和R&D强度之间的正相关性越强;但政府政策对CEO工作经验和R&D强度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法律体系并未在CEO特征和R&D强度之间发挥调节作用。     

中国工业行业R&D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技术推进抑或效率驱动

利用非参数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对2004-2009年中国工业行业R&D创新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动进行测算,进一步分析了TFP变动的时序特征、动力源泉及行业差异.研究表明:2004-2009年中国工业行业R&D创新TFP整体上呈现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共同推进的“双驱动”增长模式,其动力主要来源于技术推进,效率驱动作用较小;工业行业R&D创新TFP增长存在显著的时序和行业差异,且资本密集型行业R&D创新TFP整体水平要高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但中国工业行业R&D创新TFP增长的差异有进一步缩小的趋势.     

行业内和行业间R&D溢出成本消减效应——基于14227家企业数据实证研究

 从生产成本视角,利用中国制造业14,227家企业微观数据,考察了行业内和行业间R&D溢出效应。为避免已有研究因提前设定函数形式可能产生估计有误的不足,我们采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进行了较准确估计。研究发现,我国九个制造行业存在行业内和行业间R&D溢出成本消减效应,基于不同约束条件下分类样本估计结果表明,企业是否进行R&D投入和产权结构对R&D溢出弹性影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