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文教政策与书院科举化关系论略

清初统治者通过实施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文教政策，诱导广大士人跻身于科举之途，士人数量急剧增加。然而，“储才以应科目”的官学只是作为考课机构存在，教学功能基本丧失，无法为士人提供求学之所。在朝廷政策的导向下，书院发展成为培养科举人才的主要机构，科举化成为其存在与发展的最大合法性。可以说，清初的文教政策是导致书院科举化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简述书院制度在北宋的发展

由于宋初朝廷鼓励书院发展以解决文教不振、官学不力的局面,使得书院的教育功能强化,但一些大的书院走向半官学化。北宋三次兴学过程也是官学再度成为国家教育主体的过程,书院在发挥继续教育功能的同时,学术传播、学术交流的功能也得到强化。北宋中后期,书院继续发展,不但促进了宋代的文化繁荣,并且成为理学传播的重要场所。     

论庆历兴学对北宋书院发展的影响

北宋庆历年四年，范仲淹试图以改革科目设置和人才选拔方式等手段来促进官学的发展。官学成为培养科举人才的主要机构，使北宋前期曾经替代官学培养人才的书院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北宋著名的书院纷纷从历史长河中消逝。但并不能断定这就是北宋书院的衰落，而只能认为是书院由官学替代机构向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转变过程中的低谷，为北宋后期书院的转型积累了厚实的基础。     

科举应试:北宋前期书院教学的主要指向

宋太祖赵匡胤为加强中央集权,以文人治理国家,将科举作为选拔文官的主要制度,极大地激发了士子读书应试的热情与需求,官学因之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然而,官学的发展主要是集中在宋仁宗之后,而此时北宋实行科举已有60余年,官学的发展明显滞后,难以满足士子读书应试的需求。而北宋建立之初创建和修复的书院不仅在规模、办学条件等方面有着较为明显的优势,而且其教学内容、师资队伍又能满足士子获取应试知识的需要。因此,书院在北宋前期弥补了官学之不足,成为科举应试教育的主要承担者。与此同时,由于书院与地方官学的职能高度重合,在朝廷大力扶植官学的举措出台之后,书院面临着或被改为官学,或停止办学的局面,盛极一时书院逐渐走向衰败。     

应天书院与商丘地方社会关系略论

应天书院为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在我国文化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应天书院的创立、发展及衰落的过程都与商丘地方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应天书院创办于五代后晋时期。北宋时期,由于科举取士规模的日益扩大和官学的长期低迷、国家的重视、地方官和地方士人的支持以及商丘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应天书院达到繁盛。明代,应天书院改为儒学,又有社学改建的应天书院出现。此后,又创建范文正公讲院。清末,废科举、兴学校,书院的历史结束。应天书院的发展离不开地方社会的支持,地方文化传统对书院有着重要影响：书院也为地方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促进了地方社会的发展。     

北宋时期应天书院兴盛的原因分析

应天书院是宋初四大书院之一，它经历了从私学到官学，从书院到府学，再由府学升为国子监的发展过程；由于物质基础的支撑、政府的倡导与支持、教学管理科学以及教学质量优秀，最终成为北宋时期众多书院中的佼佼者。     

北宋地方官学的兴起与发展

北宋的官学系统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在庆历、熙宁、崇宁三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中．地方官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且由于朝廷对其发展的重视，到北宋末年，地方官学已相当发达。北宋地方官学从教师选聘、学生管理、教学方法等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为此后地方官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并对北宋社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略论我国古代书院的教学特点

书院是我国古代一种独立于官学之外的教育组织形式。它既是教育组织,又是与教育密切结合的学术研究机构,在教育史上占居重要的地位,起过重大的作用。书院发轫于唐,至北宋初年,正式形成制度。北宋时期,声著全国的有白鹿洞、岳麓、睢阳、嵩阳、石鼓、茅山六大书院。至南宋,书院大盛,其地位和作用甚至超过官学。此后,由于政治、学术和科举等原因,书院时兴时衰,并日益向官学化、科举化的方向演变,渐失其     

清末科举革废对书院改革的影响探析

随着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开始,以培养科举人才为主要职能的书院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社会的需要,于是仿照西方近代教育体制改革书院成为社会共识。然而,书院改革的进程及其实际效果都受制于科举制度的改革。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止,不但加快了书院改革的进程,而且推动了始于1901年的书院改革的最终完成,从而使作为制度层面存在的书院从中国历史上消失。     

书院与科举关系的再认识--以唐至五代时期的书院为例

从唐至五代时期的书院来看,科举制度是促进书院发展的重要力量。书院与科举联姻的主要原因包括:儒家传统文化影响、封建家族维护稳定和发展的需要及书院教育家的榜样作用等。书院与科举的联姻在促进书院发展的同时也使书院演变成另一种形式的官学,从而阉割了书院自由讲学、独立研究的办学精神,这一历史教训令人深思。     

从两汉的察举制度看中国古代士人政府的形成

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士人政府的形成时期．而作为两汉选举制度主要组成部分的察举制度在士人政府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察举制度下，士人经历了从游士到儒士再到士大夫的演变过程，作为政府主要力量的士大夫阶层最终形成。     

汉武帝的豪强政策与地方豪族的士族化

汉武政权从政治、经济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对豪族势力进行压抑、打击乃至杀伐。这一层可称之为堵；另一方面，通过化与政治相结合，为豪族势力开放了一条进入政治的通道，这一层可称之为放。一堵一放，自然将豪族势力，从皇朝政治的对立面引入皇朝政权结构之中。豪族势力通过读书为士而入仕途，成为“士大夫”，又通过经学传承，由累世经学而累世为官，经营家族势力，即，地方强宗豪族之士大夫化和士大夫之家族化。     

中国书院的教师与学生管理制度

书院师资的管理主要体现在如何确保山长、院长等核心人选胜任其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 ,其任选权有一个由民到官 ,由官到官民共掌的过程。书院的学生管理制度形成于宋代 ,其后则更趋完善、细密、具体 ,并且形成招生、分类、行为规范、考勤等几大板块 ,各有特色     

论元初江南地区学官群体的形成

蒙古人入侵并灭亡南宋,对江南地区的儒士群体产生了很大冲击,在生存环境恶劣、科举制度废弃等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受元政府拉拢儒士、稳定江南统治的影响,儒士群体出任学官,逐步形成学官群体,对元代的文化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     

“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异化之觞

"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现象古已有之,引人深思的是,近几年这种现象在大学和科研机构愈演愈烈。究其原因,与自古以来把"学而优则仕"异化为读书做官,以及现在社会流行的"官本位"有关,其实,"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其所体现的是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正本清源的"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值得我们今日发扬光大。     

鄞县科举三鼎甲述考

描述了南宋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文科状元张孝祥、姚颖、傅行简、袁甫;明代唯一的武状元杨斌;清代的鄞县两名文科状元;元、明两代的鄞县五名文科榜眼;明代鄞县文科一名探花的中举与任官基本情况。最后对鄞县科举三鼎甲进士在政绩上爱国卫国的高尚行为、廉洁为官、著书立说、广办学校等积极作用作了论述。     

士大夫阶层话语体系下明清交战中的朝鲜小人物——以李士龙、任廷益、金英哲为例

在明清战争中,很多朝鲜百姓被征发为士兵而卷入了这场战争,他们在乱世中或坚贞不屈或随波逐流,写下了独特的历史篇章。李士龙、任廷益、金英哲三人就是他们的典型代表。李士龙拒绝进攻明军被杀,而任廷益、金英哲二人则在中原长时间漂泊最后回到家乡。朝鲜士大夫控制的朝鲜政府对李士龙大加褒扬,而对任、金二人则不闻不问,这表明了朝鲜主流士大夫的儒教理学伦理的历史叙事态度,这种官方的历史叙事态度忽略了普通民众对乱世的痛苦体验。     

从精神的漫游到诗意的生存——试论陶渊明对中国文人士大夫精神家园的最后建构

在魏晋南北朝以前 ,田园是朦胧而缥渺的 ,东汉张衡《归田赋》中的田园方才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印象 ,然而张衡毕竟没有归田。晋宋之际的陶渊明葛巾短褐 ,以农人的装束 ,以文人的心境雅趣 ,躬耕南山 ,放歌丘壑 ,完成了这方精神家园的最后也是最现实的建构。后世的田园向典雅而华美的园林发展 ,成为一般文人士大夫可望而不可及的贵族乐园 ,失却了精神家园最初的特质 ,这是田园的异化 ,也是精神家园的丧失     

《史记·天官书》“宫”、“官”考辨

清人钱大昕以为,《史记·天官书》中的＂中宫＂、＂东宫＂、＂南宫＂、＂西宫＂、＂北宫＂五＂宫＂字皆作＂官＂字。钱氏之说与司马迁对全天恒星分布区域的划分及传世文献不符,《天官书》之＂宫＂字不误。     

《管子》和谐治国理念的现代诠释

从＂民有经产,顺民牧民＂＂士农工商,协调发展＂＂朝有经臣,君臣相亲＂＂以法治国,礼法并举＂＂尊王攘夷,一匡天下＂5个方面归结《管子》和谐治国的具体方略。尽管这些措施都是属于＂民本＂范畴,仍可作为今日建设和谐社会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