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权获取意愿、诉求与进城农民市民化

当前,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和农民市民化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路径特征。然而,进城农民市民化在中国却仍是一个障碍重重的缓慢进程,普遍出现了进城农民"流动但不定居、定居但不融合"的现象。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学术界尚无全面的论证。本文正是基于上述背景,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制约进城农民市民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农民无法稳定获得与市民平等、无差异的包括基本社会保障权在内的基本公民权利。在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给予进城农民相应权益,为进城农民建立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保障劳动力平等就业,等等。     

进城务工农民留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安徽省的调查

基于安徽省的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有无子女"、"与城镇当地居民相处情况"、"是否接受就业、职业培训"、"进城务工与谁在一起"、务工收入等因素对进城务工农民留城意愿有显著影响。其中,"无子女"的留城意愿高,与城镇当地居民相处越容易的留城意愿越高,接受就业、职业培训的留城意愿高,务工收入高的留城意愿高,与子女在一起的留城意愿最高。据此,要增强进城务工农民留城意愿,必须解决进城务工农民的子女教育问题,加强对进城务工农民的培训力度,积极推进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提倡和鼓励农民"举家进城",进一步提高进城农民务工收入水平。     

农民进城：城市准备好了吗

从上世纪80年代发展小城镇到本世纪走向大中城市的规模扩张和加速建设,我国已进入大中小城市全面多层次发展的城市化加速期。城市为农民进城供给了大量的公共物品和制度空间。然而,城市在接迎农民进城中仍然存在着多方面的矛盾和问题。随着农民进城,城市社会孕育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新社会力量与社会关系新矛盾,面临着多阶层多方面利益主体以及多样性多层面文化的社会整合问题。在当前,做好“农民进城”这项大工程,主要是促进农民充分就业,以进城农民为本,深化改革,建设城市美好家园。     

路遥小说中进城农民的身份研究

新时期文学复苏伊始,路遥出于对土地的执着和热爱,将目光投向了“城乡交叉地带”中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迷茫、奋斗的新一代农民。在城乡二元对立的模式之下,这些农村中的知识青年看到了乡村的蒙昧和城市的富足。他们欣羡现代文明的成果,渴望投入城市的怀抱,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然而,由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体制及意识观念的因素,他们身份习得的过程倍显艰难,进入到城市之中却通常得不到认可。其进城农民的身份彰显了他们自身在城乡交叉之中非城非乡、亦城亦乡的特殊定位。他们的这一身份略显尴尬却也生动地映射了改革之初那一批不安分的农民向城市进军的历史。     

社会保障权利诉求、政府责任与制度变革——基于对武汉市进城农民的调查研究

农民市民化是我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要求。然而,进城农民市民化在中国却仍是一个障碍重重的缓慢进程。本文从流动与市民化、社会保障权与内在市民化、政府责任与社会保障权利获得三个逻辑点出发,分析了农民市民化的路径,并提出,以社会保障权利为核心的社会权利的公平获得是内在市民化的本质和关键,也是市民化最核心的命题。基于对武汉市进城农民的典型调查,通过Logistic回归和交互分析,本文对影响社会保障权利诉求的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从政府责任与制度变革的视角,提出了改进进城农民社会保障权利获得的制度建设。     

进城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 ——以皖江城市带为例

我国城镇化质量不高主要表现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低.通过梳理学界关于我国城镇化质量过低的相关论述,分析皖江城市带农民流动现状,认为"人户分离"引发农村宅基地闲置与城市建设用地供给不足的矛盾凸显,农村人口流向不合理,导致大城市房价上涨过快,增加了进城农民的市民化成本.提出了建立宅基地退出与补偿机制、完善城乡土地置换制度、增加城市的住房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提高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人口集聚能力等政策建议.     

进城农民市民化及其文化要件与生成培育

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生产力和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和程度时的客观要求。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农民市民化,而农民市民化的关键则是其人文城镇化,即进入城镇的农民文化相融于城镇文化。农民市民化的文化要件有着生产、生活两方面的含义。进城农民市民化文化要件的生成,需要国家制度与政策体系的保障,农民自身对于城镇文化的实践习得,社会各方面的持续帮助,以及以高等教育为主体的综合文化教育培训资源的对接管理。     

征地农民的市民化——上海市的调查

“农民市民化”的问题往往被视为“城市化”问题的一部分。如果取另一种视角,以城市社会学为基本范式,从探讨“农民”与“市民”的属性差异、市民化所涉及的人们生活意识和生活式样的变化等问题入手,来解释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实质所在,或许能使我们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达到更深切的认识。     

"农民进城"现象探析

目前,劳动就业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许多国家都把“充分就业”作为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我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劳动就业的压力一直很大,因此,对劳动就业的管理是国民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农民进城务工管理得力与否也成了关系国民经济的重中之重,由此引出的社会问题也值得我们深思。     

进城农民转变为新市民问题探讨

文章从分析进城农民转变为新市民的原因入手，剖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影响，进城农民与城市市民政治、经济、受教育的不平等地位，进城农民转变为新市民的障碍。文章认为进城农民转变为新市民毕竟是大势所趋，因之，必须寻找出进城农民转化为新市民的对策     

时空情境变换与农民工身份认同

农民工进城不仅意味着时间上的断续,同时也发生着生活场域的继替,不同时空情境对农民工有着深刻的影响。基于农民工时空情境的变换,将“进城前-进城后”、“乡村-城市”之相应情境纳入分析范畴,有助于与农民工主体进行视角互易,进而深刻理解其日常生活实践,深化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农民市民化研究。     

社会转型期进城农民违法犯罪探析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大量农民进入城市,逐渐改变了我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态环境.由于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或者受到不良社会风气和腐朽思想的影响,一些进城农民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要预防进城农民违法犯罪现象的发生,就要完善法治,加强进城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同时净化社会风气,防止进城农民受到不良文化的影响和毒害.     

破解难题顺利推进宁波失地农民市民化进程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宁波城市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城市化的迅猛发展使得广大农民的土地被征用,许多农民在身份和职业上转变为了“市民”。但从社会和文化层面来看,户籍的改变并没有带来农民“角色”内涵的完整转型,也没有因此而让农民过上真正的城市文明生活。顺利推进宁波失地农民市民化,不但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理论问题,还是一个关系到宁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     

地方财政视角下的农民市民化成本

中国城市化的核心在于进城农民的市民化,而农民市民化的关键是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而公共服务又必然涉及相应的财政支出。为合理有序地推进城市化进程,有必要对城市地方政府相应的财政成本进行测算。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城市区域划分和规模大小分别测算不同地区大中型城市各项基本公共服务的年人均财政投入,并以之推算出2014年—2020年农民市民化的地方财政成本增量、流量和总量。由于农民市民化财政成本具有动态累积性,并非一次性支付,在达到稳定状态前必然导致地方财政压力会逐年递增,为缓解资金来源问题,仅靠土地转让的一次性收入必不可取,应建立统筹人口、土地和财政政策的“人—地—财”挂钩机制,缓解城市化进程中的财政成本压力。     

关注进城务工农民的再培训

对进城务工农民的培训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自2003年实行“阳光工程”以来,已有上千万转移就业的农民得到了培训。应该说,对农民工的培训正逐渐制度化、经常化、系统化。然而,当前的培训主要集中在对第一次进城农民的初级培训上,集中在“先培训、后就业”的模式上。而对已经进城后农民的培训关注还不够。     

进城就业农民融入城市的主要困难与解决途径

进城就业农民能否成功地融入城市,是关系到他们自身的生活、城乡经济的发展、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大问题.据调查,目前进城就业农民比较成功地融入城市的比例约在20-30%之间,而且他们要成功融入城市面临不少困难.解决这些困难的基本途径是,既要创造促进进城就业农民融入城市的良好环境,包括思想文化环境、经济环境、制度环境和组织环境等,又要充分发挥进城就业农民融入城市的主观能动性.     

切实保障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武汉市坚持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公办中小学为主“两个为主”的原则,较好地解决了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入学问题。全市接受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学校数和在校学生数分别占同层次学校数和在校生数的27.34％和12.77％,处于全国同类城市前列。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民进城的产业链构建的实证分析

进城农民始终处于城市的边缘,难以真正地融入城市。而城乡一体化背景下,进城农民的产业链构建正是其立足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在对湖南娄底市进城农民的产业链构建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进城农民产业链构建的现状及特点,深入分析了造成进城农民产业链构建困境的原因,以期对破解农民产业链构建难题有所裨益。     

留下、离开还是等待——流动人口城市化的群体分异及其治理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政策经历了逐步放开农民进城、要求公平对待流动人口、全面推进市民化三个阶段。由于城乡二元分割,"乡-城流动人口"和"城-城流动人口"在融入城市社会的时候面临巨大的阻力。流动人口在城市是留下、离开还是等待,不仅受流动人口自身特征的影响,而且也受流入地政府主体、市场主体以及当地民众社会包容度的影响。具体而言,户籍制度、收入水平、婚姻状况、在城市的居留时间、社会生活习惯与行为模式都会成为影响流动人口居留的关键因素。流动人口城市化治理的进程要经过户籍的城市化、身份的城市化和文化理念的城市化。为此,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政府、市场、社会以及公众等多元治理主体应同向发力,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大力提升流动人口的职业技能和收入水平;重视发挥社会组织的纽带作用;持续增强公众参与和社会互动,以促进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     

中原经济区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机制的现实思考

中原经济区在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通过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创新社会保障机制,保证了农民就业增收;通过降低户籍门槛、加强住房保障,让农民在城市留得住。但是,由于目前中原经济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较弱,农民进城落户积极性不高,同时,资源利用方式不当和土地制度改革缺乏顶层设计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的进程。因此,应通过建立农民自愿退出农村机制,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融合机制,健全农业转移人口的进城定居机制等,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