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九渊“六经注我”的心学基础及其解释学意义

南宋著名的思想家陆九渊开创了宋明理学的"心学"流派,经过明代的王阳明发挥和补充逐渐成为很有影响力的哲学流派。作为"心学"的开创者,陆九渊首先是一个以"心"为出发点的心论者,其次在其关于宇宙和"心"的基本关系的导引下,着重强调"六经注我"的治学观和道德践履观。由于解释学已经越来越成为哲学研究最受关注的领域,因此回避"六经注我"的解释学意蕴已经不可能。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陆九渊的论断不是一个纯解释学出发的论断,因此必须在其"心学"的基本立场上来体会其解释学意义。     

陆九渊心学诠释学思想辨析——从"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谈起

陆九渊倡导的"六经注我"不是学界所普遍认为的那样属于一种文本诠释方法,而是一种为学的路径.陆九渊对"读书"、"格物"、"穷理"、"道德本心"诸问题的分析,透显了他力图使"尊德性"与"道问学"相统一的学术理路,而"六经注我"、"虽出古书,不敢尽信"、"发明本心"等命题以及"减担法"的提出,则表明了陆九渊心学诠释学的德性优先主义立场.     

略论阳明心学与陆九渊、杨简思想之关系

学界普遍认为,王阳明为心学发皇者。而阳明之所以将心学发挥到极致,与陆九渊、杨简心学思想的启拨有密切关联。阳明继承了陆九渊对经典的态度、对“心”的理解、对“格物致知”的认知、对“知行”关系的解释等四个方面思想,同时也吸收了杨简关于“心”、“意”、“道”以及六经等四个层面的观点。     

"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

<陆九渊集·语录>中有这样一段话:"或问先生:何不著书?对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自此之后,经过后人的不断阐释,"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被当作两种不同的治学方式的象征,逐渐成了名言.     

陆九渊何以开创“心学”一派

陆九渊是宋明理学中＂心学＂一派的创始人,提出了＂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心即理＂等著名论断。陆九渊的＂心学＂与程朱理学思想宛如两座山峰,共同构筑了宋代儒家思想的主体部分,对宋代之后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文章针对陆九渊何以开创＂心学＂一派,从陆九渊所处的社会背景、家学和伊洛之学、禅宗及孟子心性论思想等方面对其的影响展开研究。     

陆九渊的“易简”教学法及其历史意义

通过对《陆九渊集》的分析讨论,可从学理层面上厘清陆九渊"易简"教学法的理论依据。结合对发明本心、优游读书与六经注我诸命题的阐释,可揭示"易简"教学法的涵义:强调随机启悟,教导受教育者自己向内心去体认"本心",以端正做人的动机,从而认知外在的道德规范而有所得;要求教育者主动宣讲教化,论事析理,以情动人,鞭策鼓励受教育者明辨义利,立定志向。在读书理论上,陆九渊主张平淡简易、优游厌饫;在治学立场上陆九渊则主张学者应善于利用儒家经书里的思想智慧,以张扬自己当下的生命意义。"易简"教学法是陆九渊心学教育区别于朱熹理学教育的一大标识,对中国教育史上宋明心学教育学派的产生具有开创意义。     

论陆九渊"心即理"的真实意蕴

“心即理”是理解陆九渊心学的最重要的哲学命题，陆九渊在宇宙本体和社会伦理的意义上，提出了“心即理”这一命题。“心即理”的真实意蕴在于心理合一，而且与朱熹“心与理一”论相比较，这种“心理合一“具有直接、简易、人人可为的特点。     

陆王心学教育思想论略

陆九渊“发明本心”和王守仁“致良知”德育宗旨既重道德意识涵养,又重道德活动实践,把察识其“心”与存养“良知”连于一体,以伦理约束、道德修养来代替强权束缚和宗教迷信,展示出宋明新儒学的风格。陆九渊主张“万物皆备于我”的格物致知方法,王守仁则提倡“知行合一”的方法。陆九渊提倡“六经注我”的为学观,王守仁则提倡“内求吾心”的为学观,他们认为儒学经典本身不能构成人生价值的终极根源。陆王心学对突破程朱理学教育思想的束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也造成了束书不观而空谈心性的为学陋习。     

试论象山"心学"的当代价值

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号象山，江西金溪县青田村人，1172年登进士第，官至荆门军(今湖北当阳)知军。陆九渊是南宋著名的心学家。与集理学之大成者朱熹齐名。陆九渊的心学思想经过明代中期王阳明的发展，成为“陆王心学”，对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思想文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以陆九渊“心学”的当代价值为视点，作出自己的概括和论述。陆九渊“心学”内容深广，不仅对我国中世纪的历史发展产生过振聋发聩的作用，而且在今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仍具有多方面的借鉴价值和意义，主要是：道德建设论价值；教育思想论价值；心能开发论价值；学术独创论价值；环境保护论价值。     

朱熹《论语集注》中“六经注我”的诠释方法对当下教育的指导意义

朱熹花费了近四十年的时间学习与诠释《论语》,后与他诠释的《大学》《中庸》《孟子》汇为一编,以《四书章句集注》为名刊行。四种书中,朱熹对《论语》倾注了极大的心力,共撰成有关《论语》著作四种,今传世者三种,以《论语集注》影响最大。朱熹在《论语集注》中,采取了明显的“六经注我”的诠释方法。本文通过对《论语集注》的举例分析,说明朱熹“六经注我”的特点,并指出这种诠释方法对当下教育的指导意义。     

西汉帝王与帝王之学及经学之关系

西汉经走向朝廷与帝王重视儒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汉初承袭秦法,执行“以吏为师”的思想路线。到汉武帝时,儒学战胜于朝廷,开始显露出“以师为吏”的政治端倪。经学是汉代的帝王之学,以武帝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为分界线,经学显示朝廷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西汉帝王从经师受业自惠帝开始,武帝以后,经学成为官学,经师与帝王的关系空前密切。是时,经师任太子太傅或太子少傅为常职,昭帝时蔡义以人主师拜相,开西汉人主师为相的先例,此后,人主师为相遂成惯例。尊重经师,以经治国是西汉武帝以后政治的基本特点。     

苏轼与经学

北宋学者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侧重于探讨义理，苏轼亦如此。他解经特别注重经典的原义并突出个人的见解，并以长于议论、言简义明、机智雄辩、曲为譬喻和联系时世的阐述方式深为学者叹服。他的经学思想具有民本思想的性质，所以不为封建统治者所赏识，以致理学成为中国统治思想后，苏学的学术价值被埋没了。现在，当我们重新审视宋学的文化意义时，不难发现苏轼经学思想的光辉。     

论东汉今古文经学的融合

自汉武帝"春秋大一统"后,儒家经典开始在最大范围内成为知识分子共同的经典。或为立功受禄,或为立德立言,总之形成了以儒家经典为对象的统一的经学。然而由于社会政治需要和治学方法的不同,经学截然分化为相互对立的今古文经学,并在以后的几百年岁月里不断因为政治利禄或道统因素发生激烈争斗,最后以东汉末的今古文经学之融合暂告一段落。通过对经学在两汉的四次纷争,尤其是在东汉的三次纷争的梳理,勾勒出经学在两汉的发展轨迹,进而分析东汉末今古文经学走向融合的根本缘由。     

“因文求意”：桐城古文家吴汝纶的治经之法

作为清代最重要的文学流派,桐城派的经学研究受到尊宋思想的影响,秉持"义理"之说与汉学"考据"对立。吴汝纶却独辟蹊径,提出"因文求意"的说经方法。此法源自桐城派的相关古文理论,将古文天然具有的"辞章之学"视作治经一途。通过分析经书文章的结构规律和修辞特点等文法要素,诠释经文和经义,为晚清的经学研究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思路,并且改变了"辞章之学"在古文创作方面的单一运用方式,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经学研究方式,在古典学术领域与汉、宋二学分庭抗礼。     

论陈衍的经学思想

陈衍在经学上重视求真、考证,质疑宋以后十三经"取舍颇未当",提议定为"十六经";注重考辨,持论有据;对儒家经典以及儒家伦理学进行介绍和考辨,并且力议各地保送精通儒学者上大学.     

许慎博采通人、兼顾今古文经的治经方法对经学发展的贡献

在汉代今古文经学派的斗争中,许慎的这种博采通人,兼顾今古文经的治经方法,充分体现出他的泱泱学者风度和博大的胸怀,为后世治经学者提供一种较为科学的训释方法的同时,在客观上也促进了汉代今古文经学的融合。     

经、经学与中国传统教育

从历史发展来看,经、经学从其产生之时起即与教育密切相关。"经"的确立,实际上是一个由"泛称"向"专称"转化的过程,"经"就其实际内容而言,多为"史"。就"经"在古代社会的地位而言,是"载道之经";就其具体作用于社会的方式而言,则是"教科书"。经学是一套特殊的学术文化体系,其意识形态的功能与教育功能统一而不可分。两汉的儒者通过经学对六经加以适当地诠释,使六经的知识系统很好地适应了汉代封建统治帝国的需要,这是中国传统教育以"经"为教育模式的基本实现路径。     

两汉巴蜀经学略论

经学在巴蜀地区的大规模传播始于西汉文翁立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巴蜀经学就以汉代中央博士官所传今文经学为主。进入东汉以后,更是与谶纬、灾异之学相结合,形成了这一时期巴蜀的儒学学术风尚。在东汉中后期今文经学即将被古文经学取代的前夜,巴蜀经学达到了自己的顶峰。     

柳宗元与韩愈经学思想之比较

柳宗元与韩愈作为中唐思想文化界的领袖人物,不仅在文学领域称雄,而且在经学方面也有特殊的贡献。他们在经学方面的异同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对经书的态度;二、批判怀疑传统经学;三、经学与现实的关系;四、经学与子学的关系。     

清代满人经学成就述论

儒家经典是中国古代治国安邦的神圣准则和重要依据,作为清朝统治阶级的满人,亦非常重视学习儒学经典及广用儒臣.上至皇室诸王,下至八旗生员,经学专才辈出,撰有多部经学论著.涉猎范围遍及《五经》《四书》等,而尤以对易学的广研精索及理学的体察践求为著.满人对经学的崇尚与翻译引致小学的昌大繁盛,其中对满文的辨析考释又让他们尤为热衷.学风上趋兼采,重实证,则颇现朴学思潮之波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