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信息系统支持下的三峡库区土地利用时空变化分析

论文利用近50年来长序列统计资料对赤峰市耕地动态变化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1950年-2000年赤峰市耕地总量经历了3个增长期和2个减少期；耕地变化除具有以全市总量变化为代表的普遍特征外，南部和中北部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主要表现为，50年来，与中北部各旗（县）相比，以敖汉旗为代表的南部3旗（县）耕地相对变化率较小，但1961年-1990年耕地减幅较大；通过文献调研和定量研究得知，50年来赤峰市耕地变化主要受5次大的政策因素驱动，并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总人口、年末牲畜存栏总头数、粮食单产和人均粮食占有量等人口和经济发展因素显著相关。     

近50年赤峰市耕地动态变化研究

论文利用近50年来长序列统计资料对赤峰市耕地动态变化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1950年-2000年赤峰市耕地总量经历了3个增长期和2个减少期；耕地变化除具有以全市总量变化为代表的普遍特征外，南部和中北部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主要表现为，50年来，与中北部各旗（县）相比，以敖汉旗为代表的南部3旗（县）耕地相对变化率较小，但1961年-1990年耕地减幅较大；通过文献调研和定量研究得知，50年来赤峰市耕地变化主要受5次大的政策因素驱动，并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总人口、年末牲畜存栏总头数、粮食单产和人均粮食占有量等人口和经济发展因素显著相关。     

集约化农区耕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机制分析

以河北省曲周县为集约化农区的典型样区，利用统计资料和典型调查数据，对曲周县1973年到2000年耕地利用变化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县域耕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分析表明，曲周县耕地面积年均递减率为0.026%，但高产田面积、水浇地面积、粮食播种面积单产分别增加了4.91倍、2.15倍和7.26倍；耕地内部种植结构表现为小麦播种面积稳定，玉米和棉花面积变化起伏大，蔬菜面积不断上升。耕地减少的直接原因是建设占用，耕地质量的提高主要是中低产田改造的结果，粮食产量提高的直接驱动因子是科学技术进步、间接驱动因素是农用土地政策的改革。     

大都市边缘区域耕地数量变化的时空特征及动力机制——以广州市花都区为例

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已成为全球变化研究的核心领域和热点问题之一，其中大都市边缘区域耕地变化研究意义尤为重大。本研究利用广州市花都区近30年来的普查、更新调查和逐年统计数据，结合卫星影像资料和实地调研，在深入分析耕地数量变化时空特征基础上，重点对耕地变化影响因子进行灰色关联分析，揭示出：工业化及产业结构调整、人口增长及城市化分别构成全区耕地减少的第一、二驱动因子，经济对外开放对耕地数量变化的影响力不断加强，土地政策、土地规划、经济政策和行政区划等制度因子亦对耕地数量周期性变化产生重要影响。研究认为综合运用耕地保护管制和经济调节手段、建立土地资源节约型产业结构体系、加强建设用地规划与整理整治、促进集约用地和内涵式发展等是大都市边缘区域耕地变化调控的主要路径。     

北方沿海省市耕地变化及其驱动机制研究

北方沿海省市(本文指辽宁、河北、天津、山东三省一市)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迅速，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矛盾突出。本文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对该区近10年的耕地数量变化规律及其驱动机制进行了定量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中的因子得分系数矩阵，算出因子总得分。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耕地变化与人文驱动因子之间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表明农业收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是该区耕地变化的重要原因。     

常州市耕地数量变化驱动力机制及政策绩效分析

本研究以常州市为例,观察经济社会驱动因子与耕地保护政策作用的机制,研究区域耕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力机制中哪些经济社会驱动因子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耕地数量变化过程中耕地保护制度的绩效如何,并从中发现反馈的信息,为下一步政策调整,协调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的矛盾,强化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效果提供决策依据。通过经济计量方法和模型检验了常州市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结构调整、固定资产投资、农副产品价格以及耕地保护制度等经济社会因子在耕地数量变化中的作用。结果表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结构调整、固定资产投资等驱动耕地数量不断减少,而农副产品价格、耕地保护制度的作用相反,且耕地保护制度变迁在不同时期的制度绩效不同,1997年以后的政策比之前的政策在保护耕地的作用更有效一些。中国政府基于现实条件的理性选择应是,实施积极的耕地保护政策,严格耕地保护,加强土地调控。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耕地利用集约度比较

揭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耕地利用集约度的时空差异及其驱动因素有助于了解农户土地投入行为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响应状态,可以为实现耕地资源合理高效利用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本文以上海市青浦区、长沙市长沙县和固原市彭阳县为例,运用实物形态法和综合指标法相结合的方法核算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2001—2016年的耕地利用集约度,然后采用岭回归模型分析了各地区耕地集约利用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2001—2016年,长沙县和彭阳县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呈波动上升趋势,而青浦区总体呈下降趋势,平均值从大到小为长沙县、青浦区、彭阳县;②耕地利用集约度包括资本集约度和劳动集约度,不同地区资本集约度在变化趋势和平均值大小顺序等方面与耕地利用集约度基本一致,而劳动集约度均呈波动下降趋势;③不同地区耕地集约利用的驱动因素存在差异,青浦区主要驱动因素为灌溉指数、农业政策和地均GDP,长沙县主要驱动因素是人均耕地面积、农业政策和地均GDP,而农业机械化水平是彭阳县主要驱动因素。不同地区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存在明显差异,并且其驱动因素也有所不同,政府相关部门应当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以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水平。     

长、株、潭城市群耕地资源数量变化驱动力的计量经济分析

利用长、株、潭城市群近年的土地利用调查数据及相关社会经济资料,从耕地资源的时序变化入手,宏 观分析了该区域耕地动态变化的趋势,并先将主成分分析和多元逐步回归相结合,定量研究了耕地数量变化的驱 动机制,然后运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协整分析与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法来进一步验证驱动因子与耕地数量变化的 内在关系。结果表明：采用数理统计分析法得出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以及国家相关政策是影响耕地减少的主要动 因;但是,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进一步发现耕地数量的变化与因退耕还林政策导致的林地面积变化这两者之 间不存在协整关系,无法进行Granger 检验;而因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引起该区域耕地数量显著变化的说法也不十 分确切。研究结果将为控制耕地减少速度、加强耕地保护、促进土地合理利用和农业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浙江省耕地数量演变及其驱动力研究

选取了近25年浙江省耕地面积统计数据,利用GIS技术、主成分分析,研究了浙江省近25年来耕地面积变化的总体趋势、空间差异和驱动力。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耕地变化总体呈逐年下降趋势且耕地变化空间差异较大;经济增长是形成浙江省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宏观驱动因子,耕地快速减少在发生时间上与经济发展的增长基本同步;在空间分布上具有与地区间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的差异相一致的特点。     

快速城市化地区耕地流失的时空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综合分析——以江苏省苏锡常地区为例

基于遥感影像、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及地理空间数据,以耕地流失显著的江苏省苏锡常地区为例,在分析耕地流失时空特征的基础上,不仅剖析了驱动耕地数量减少的宏观政策与社会经济因素,还重点研究了影响耕地流失格局的微观空间因子。研究结果表明:①研究区耕地数量经历了快速减少-缓慢减少-加速减少的变化轨迹,这与不同时期国家宏观政策的重大调整紧密相关;1990-2010年间耕地流失总量为24.46万hm2,主要流向为建设用地与水库坑塘;②城镇人口的激增和区域经济的飞速发展,是驱动研究区耕地数量锐减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③高程因子、距离与交通通达因子、邻域因子均不同程度影响耕地流失的空间格局,其中占主导的是到中心城区的距离、交通便利性以及邻域效应的驱动作用;④未来区域规划应考虑通过产业布局调整和区域整体规划以促进城乡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同时还应重视提高工矿用地以及与三产相关的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水平,促进耕地资源开发的合理、有序。     

陕西省汉台区1978年至2006年耕地数量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汉台区是陕西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典型示范区,近年来,由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退耕还林还草和建设占用耕地,汉台区耕地数量大量减少,耕地供需矛盾突出。本文利用1978年以来汉台区耕地长序列统计资料和近9年的土地详查与变更数据,研究汉台区土地利用现状及其结构变化、分析汉台区耕地数量变化的基本过程及空间差异、探讨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力。研究结果表明:①1978年～2006年全区耕地共减少5600hm²,平均每年减少200hm²,人均耕地减少0.027hm²,耕地递减率曲线与人均耕地递减率曲线走势基本一致;②建设占用耕地、退耕还林还草和农业结构调整等直接影响因子在4种类型区影响耕地变化差异明显;总体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是全区耕地减少的主导因素,经济发展较快的城镇,建设占用耕地较多;③耕地面积与社会经济发展各因素间的相关系数约低于累计耕地面积与各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说明全区耕地减少与社会经济发展存在时间上的错位性,即经济和社会发展滞后于对耕地资源的占用。     

中国粮食生产力研究的若干问题与展望

中国的粮食生产和安全一方面关系着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对世界粮食安全具有重要影响。围绕中国粮食生产力问题学术界已经有许多研究成果。本文总结粮食生产力的计算指标、粮食生产力格局与驱动机制三个方面的研究进展,发现：目前提出的生产力计算方法和指标可以全面反映区域生产力水平和区域差异;区域差异作为中国生产力格局的最突出特征,其主要表现为各种地域层次和生产能力的差异,粮食生产力格局的变化主要是粮食生产重心和粮食主要生产区的变化以及某一时间点的潜在生产力变化;同时,影响粮食生产格局与变化的因素众多,各种自然环境的差异和人类的开发利用活动深刻地影响着粮食生产力。各种因素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程度不同,所起作用有别,并且在不同时段影响因素不同。各种因素对不同区域的影响也不同。特别是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过程对现实生产力和潜在生产力都有很大影响。今后关于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潜力及其变化趋势、粮食生产力的产量差及其变化趋势、土地利用面积变化以及影响潜在粮食生产力的地域差异因素的研究等方面应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     

基于地貌和空间分异特征的中国近期耕地变化分析

利用我国“八五”资源环境遥感数据库与“九五”县级土地资源遥感调查数据分析了90年代初期到中期我国耕地的变化情况，结果显示我国耕地变化存在区域差异，其中黄淮海平原及山东丘陵区减少最为显著，东南丘陵区耕地为显著增加；通过俄分析个土地利用区划一级单元内不同变化度基本研究单元所占总体耕地面积比例情况，说明各区域内耕地动态差异也比较大；为了定性反映不同区域内由于耕地面积的变化所引起的整体耕地质量的相对变化，运用全国1：100×104地貌图与基本研究单元图的叠加，统计分析了不同地貌类型上的耕地面积变化量。总体上，我国平原地区的耕地减少绝对量 与相对量均最大，而高原地区耕地面积是增加的，表明我国耕地总体质量有所下降。为了切实保护耕地和生态环境，必须严格控制平原地区耕地的非农业利用，减少山区的自然灾害毁地，有秩序地开发高原地区耕地。     

快速城镇化农村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机制研究

文章以江苏省原锡山市为研究区域,分析了1985年～2000年快速城镇化时期的城市化发展、土地利用变化(主要是指结构变化)的态势.对研究区域城市化发展主导下的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进行了理论上的机理分析,认为城镇化发展主要带来人口、经济的非农化及农业集约化的发展,这些影响都在土地利用上得到落实,并通过土地利用主体的行为实现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选取了了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变量,同时尝试性的将各类用地变化率绝对值之和定义为衡量土地利用变化强度的标准,并构建了研究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模型.通过机理分析和模型分析,得出研究区域1985年～2000年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是经济、人口的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文章还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对原锡山市城市化发展的耕地资源边际占用倾向进行了相应的数量分析和预测,分析结果表明,该区域城市化水平提高所导致的耕地资源边际占用总体上呈递减趋势,不再因城市化水平提高而增加耕地占用的边界年份在2014年左右.     

影响我国耕地利用的若干重大因素及对策调整思路

我国耕地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多种因素正在对耕地利用施加有利、不利的影响。该文分析了全球环境、社会经济、粮食安全思想等方面的变化及其给耕地利用造成的影响，并提出了耕地利用对策的调整思路：1、适当缩减耕地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劣质耕地，诱导耕地分布重心向东、向南回移、明显提升耕地环境背景质量，进一步巩固嫩江平原、三江平原、淮北低平原、江淮地区、鄱阳湖平原、洞庭湖平原、江汉平原、四川盆地等粮食主产区的产粮地位；2、采取得力措施加强粮食主产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主产区土地整理、调动主产区农民从事口粮生产的积极性；3、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安排耕地用途，诱导各地长期、稳定生产最具优势的品种，从而形成主要农产品的优势产区。     

陕北农牧交错带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机制分析

利用1986年、1993年及2003年3期Landsat TM遥感影像,借助遥感和GIS技术及回归分析方法,对陕北农牧交错带1986年～2003年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陕北农牧交错带土地利用综合程度总体较高,2003年达到36.5%,且土地利用正处于发展期;1986年～2003年土地利用变化以林地和建设用地大幅度增加和耕地、水域、未利用土地与沙地面积不断减少为主要特征。其中林地面积增加了44.18×10⁴hm²,主要由耕地、草地和未利用土地转化而来;建设用地面积以近0.27×10⁴hm²/年的速度增加,主要由耕地、草地、未利用土地和沙地转化而来;耕地面积减少了10.52×10⁴hm²,减少的面积主要转化为林地和草地;沙地面积减少了20.67×10⁴hm²。在空间上土地利用变化以南部和东南部黄土丘陵区沟壑区和毛乌素沙漠边缘地带最为明显。自然、人文和社会经济因素共同影响了土地利用变化,其中气候因素是驱动土地利用变化的重要自然因素,人口增长及社会投资的增加,工、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直接驱动了土地利用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