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奋剂禁用清单中的兜底条款探讨

摘要：兴奋剂禁用清单中的兜底条款虽然能够弥补清单的漏洞,但因其具有模糊性,并要求运动员承担过度责任,法理上可能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罚原则”以及“比例原则”相悖,然而药物创新和反兴奋剂规则的价值取向使得兜底条款又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因此,有必要解决国际体育仲裁院在兴奋剂案件中遇到的兜底条款的适用困难。采用规则分析方法与案例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认为：应当以成文规则的形式规定兜底条款的适用条件,来增加该条款的强制性;应当鼓励反兴奋剂组织和制药公司的互动合作来扩大兜底条款的作用范围;应当在科学与法律层面加强对检测方法的有效性与合法性的把关。     

浅析反兴奋剂处罚中的“严格责任”原则

兴奋剂的使用一直是体育运动中备受关注的问题,"严格责任"作为反兴奋剂处罚的原则之一,不同的体育协会或联合会及体育仲裁院的章程对"严格责任"的做法是不同的,这样就容易产生争议。"严格责任"是一旦确认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行为就进行处罚,并不考虑是否有主观的过失,这种原则可能会侵犯到一些误食或无故意的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的权益。     

兴奋剂处罚的"严格责任"原则

通过案例分析，对兴奋剂处罚中的“严格责任”原则进行分析，指出严格责任原则存在的争议和矛盾，即为了体育的健康发展，应该适应严格责任原则，但是“严格责任”存在着对无辜运动员进行处罚的风险；在兴奋剂处罚中存在着公众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冲突，出于对不同利益的考虑，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在利益的冲突中，体育的健康发展被认为是首要的；为了保护运动员的权益，在实践中，一些体育组织认为“严格责任”过于严厉，采取弱化“严格责任”的做法，给予运动员辩解的机会，在处罚中考虑其是否有过错，我国兴奋剂处罚也采取了这一做法。     

论反兴奋剂国际体育仲裁中的运动员程序保护

摘要：尽管使用兴奋剂以获得比赛竞争优势的行为,属于诈骗行为的范畴,《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却一直受到法学界的质疑,因为其对运动员的处罚主要表现为剥夺运动员一定期限的比赛资格,属于刑事处罚中职业禁止的范畴,但其适用的却是仲裁程序。所以,在当前法律框架下,如何在程序上保护运动员的权利,就成了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从规范分析法和社会关系分析法的角度看,当前惩罚性的兴奋剂处罚对运动员存在着错误追究和不公正仲裁等程序风险,且缺乏相应的司法救济途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使兴奋剂处罚获得正当性,一则需要在相应的条文中增设运动员的权利,以制约反兴奋剂机构的权力;二则需要建立反兴奋剂基金,确保运动员能获得相应的法律服务;三则要建立运动员工会,以平衡运动员与反兴奋剂组织之间的关系;最后,将惩罚性的处罚与运动员的可责性联系在一起,使兴奋剂处罚迎合比例原则的要求。兴奋剂处罚只有获得正当性,其才能融入到当前的法律体系之中,进而才有可能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形成打击使用兴奋剂行为的合力。     

从程序正义的视角看“孙杨抗检”事件

“孙杨抗检”事件以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撤销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仲裁裁决并发回重审而告一段落。回顾事件发展脉络，可以厘清国际泳联、国际兴奋剂检测与管理公司、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与该事件的关联关系和权责划分。在兴奋剂检测样本采集程序中，孙杨与采样人员的法律关系因国际泳联的授权委托而建立，采样人员的资质牵涉到运动员的重大人身权益和检测结果的准确性，未提供明确授权和资质证明的样本采集属于程序违规，无法期待孙杨配合样本采集工作。在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仲裁程序中，有关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品格证据和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并未违反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孙杨抗检”事件反映出我国体育事业在辅助人才建设、法治精神培养和反兴奋剂重视程度方面存在不足。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改革也刻不容缓，避免落入“谁来监督监督者”的窠臼。     

公司社会责任原则的解释及法律适用

《公司法》第5条第1款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既非法律规则,亦非宣示性条款,而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公司社会责任原则的适用必须结合利益相关者的具体法律规范,从《公司法》到其他法律做体系性解释,只有在法律没有具体规范或者具体规范与法律原则相冲突的情况下,才可以通过解释将公司社会责任原则具体化为适用个案的裁判规范迳行适用。     

国际反兴奋剂立法发展趋势与我国反兴奋剂立法

运用文献综述和分析对比的方法,通过对国际反兴奋剂法规和部分国家反兴奋剂法的分析研究认为,当今国际反兴奋剂立法呈现出国际化、等级高层化、标准一体化、处罚严厉化等发展趋势.我国反兴奋剂立法现状与国际反兴奋剂立法发展趋势存在的差距,已难以适应和满足反兴奋剂斗争的需要.应当从深入社会调查、加强科学研究,加快专门立法步伐,修改相关法律,加大处罚力度等方面加强我国反兴奋剂的法制建设工作.     

兴奋剂违规行为法律治理的碎片化与体系重塑

我国对兴奋剂违规行为的法律治理呈“碎片化”的状态，体育法与民法、行政法、刑法等部门法缺乏有效衔接，造成了运动员救济范围有限，兴奋剂执法缺失依据，兴奋剂犯罪法律适用困难等问题，不利于反兴奋剂工作的进行和运动员的权利保障。为此，有必要通过法律修改和体系解释的方式，构建起由体育法统筹、协调、指导，民法、行政法、刑法衔接配合的多元化、分层次的兴奋剂治理体系。具体来说，要发挥《体育法》的纲领性作用，完善兴奋剂违规的法律责任；扩大民事赔偿适用情形，拓宽运动员救济的渠道，鼓励运动员请求侵权责任赔偿；完善行政法规相关规定，为兴奋剂赛外检查提供保障；严密兴奋剂犯罪圈，运用刑罚手段打击兴奋剂犯罪行为。     

我国反兴奋剂法律之研究

法律是反兴奋剂斗争的一个重要手段。我国反兴奋剂法建设经历了从《体育法》有限条款到《一号令》再到《反兴奋剂条例》的发展历程,反兴奋剂斗争已纳入法制化范畴。我国反兴奋剂法制建设中所确立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管理制度、检查制度、处罚制度和教育制度等。随着反兴奋剂斗争的深入、社会科技的发展和国际上反兴奋剂法律的加强,我国的反兴奋剂法律还需要继续发展和完善。     

反兴奋剂公共利益的学理探析及启示

全球化背景下,现代体育蓬勃发展,国际和国内层面的反兴奋剂斗争从未停下迈向协调和统一的脚步。与此同时,反兴奋剂的公共利益属性也逐步获得广泛认同,但关于这一主题的学理思考依然缺位。以兴奋剂的危害性为逻辑起点,结合公共利益含义和特点的相关理论进行考察,能够对反兴奋剂公共利益形成更为全面和立体的认识。基于全球公民社会理论,可以认为反兴奋剂公共利益是一种全球公共利益。反兴奋剂是公私合作关系在体育语境下最主要的应用领域,应当予以坚持,通过优势互补推动反兴奋剂斗争的发展。因我国体育协会性质特殊,为更好地推动反兴奋剂斗争的前进与体育行业的发展,我国应当尽快建立仲裁机制。     

试论我国船舶油污民事赔偿责任中的法律适用

针对目前我国船舶油污民事赔偿责任法律体系中法律适用较混乱的情况,在分析我国现行几部调整船舶油污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及《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赔偿责任公约》之后,从国际条约法和国际私法角度阐述法律的适用问题.最后得出结论:在我国船舶油污民事赔偿责任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院应严格根据我国相关法律中的冲突规范指引找到正确适用的准据法,并应严格适用该准据法审理案件.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体育赛事发展的影响研究

《反兴奋剂运动员权利规则》是由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下属的运动员委员会制定，执行委员会批准通过的首个明确规定运动员在反兴奋剂活动中权利的文件。作为运动员参与反兴奋剂活动的基础，该文件的制定与修订争议不断，多集中于文件名称、法律地位及其内容中不具有强制执行力的部分。在体育组织的干预下，起草者修改了文件的名称并澄清“这不是一份法律文件”，使该文件的意义与价值存疑。建议在日后的修订中慎重考虑文件名称的匹配性，在厘清该文件与《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及国际标准关系的基础上，赋予其法律效力或给予象征性法律规则的地位，完善对受侵犯权利救济的指引，加快建立申诉处理机制。     

兴奋剂犯罪拟制规定的司法适用

刑事制裁涉兴奋剂犯罪第一案判决的作出,标志着《关于审理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兴奋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成为兴奋剂犯罪案件的审理依据。但兴奋剂犯罪拟制规定在补强反兴奋剂规则治理效果、衔接反兴奋剂规则处罚规定的同时,也存在致使兴奋剂犯罪处理结果失当的风险。如何规范适用该解释中的兴奋剂犯罪拟制规定,成为后续审理兴奋剂犯罪案件的关注重点。为避免兴奋剂犯罪行为处置陷入规范冲突,在适用兴奋剂犯罪拟制规定时,应遵循兴奋剂违规处理程序的前置适用,并保持与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的体系协调。     

法律视野下我国青少年体育运动中反兴奋剂问题的探讨

通过案例分析,对青少年体育运动中兴奋剂使用的现状进行分析;对青少年在体育团体内所受处罚法律依据的合法性加以探讨,为保护青少年的特殊权益对＂严格责任＂原则处罚主体进行必要的补充解释,指出在青少年反兴奋剂中应采取＂预防为主,教育为本＂的原则,提出＂立法＂在不同法律条文和在政府多部门联合执法的依据等方面存在明显缺失,导致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状况,致使青少年反兴奋剂流于形式,无法操作。     

现代冲突法视野下国际体育仲裁院实体法律适用

摘要：主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并结合现代冲突法理论对国际体育仲裁院的实体法律适用规则进行分析,旨在对国际体育仲裁院实体法律适用规则的完善提出具体建议。研究表明：国际体育仲裁院为普通仲裁程序和上诉仲裁设置了不同的实体法律适用规则,均接受了意思自治原则,并且排斥了利用冲突规则选法的途径,而是直接选择适用相关实体法,国际体育仲裁院实体法律适用规则有其合理性,但同时也存在赋予仲裁庭较大自由裁量权、最密切联系原则缺失等不足。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灵活采用最密切联系原则进行法律选择是当今法律选择方法的发展趋势,国际体育仲裁院实体法律适用规则应该注重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强调法律适用的结果,保护弱势群体利益,兼顾商事性和体育专业性。国际体育仲裁院应该将最密切联系原则纳入其实体法律选择规范中,限制仲裁庭的自由裁量权。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诉孙某和国际泳联案”述评

2020年12月22日,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基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诉孙某&国际泳联(FINA)案CAS仲裁庭的一名仲裁员存在中立性问题,撤销了该国际体育仲裁院(CAS)仲裁庭就该案此前作出的裁决,使得该案再次引发了广泛关注。该案涉及到反兴奋剂中的样本采集程序、运动员权利保护、反兴奋剂纠纷解决等诸多方面。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比较法和案例分析法等,首先对"WADA诉孙某&FINA案"的事实和各裁决机构的裁决结果进行了梳理;其次,从该案CAS仲裁庭的裁决思路、法律适用、遵循先例、对等原则、DCO公正性、制裁强度6个方面对该案进行了评析;最后,对"WADA诉孙某&FINA案"给中国体育法治建设带来的启示进行了分析。     

《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中推定规则的适用问题研究

推定作为证据规则中一种不可替代的证明方法,对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反兴奋剂规则体系日益完善的趋势下,《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中推定规则面临的挑战不容忽视。运用文献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历史研究法对推定规则基础理论进行探讨,并进一步分析《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中推定规则文本设置以及其具体适用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中推定规则偏向为反兴奋剂组织提供更多的证明便捷,未能充分保障运动员权益,导致两者之间利益过度失衡。通过对规则文本和具体案例进行研究,发现推定规则分别在设立条件、产生效果、适用范围、适用主体、反驳条件等方面存在若干问题,这些问题为推定规则的完善奠定了基础,以此为契机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具体的完善建议：细化推定规则的设立条件,明确推定规则的适用范围,平等推定规则的适用主体,降低反驳推定规则的障碍,加强对实验室操作失当行为的监督和规制等。     

GDPR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数据跨境转移中适用的法律分析——基于WADC和GDPR的规定

在数据时代背景下,反兴奋剂数据跨境转移已成为反兴奋剂领域的新趋势。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进行数据跨境转移有利于全球范围内的反兴奋剂管制、教育、研究,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具备合理性和合法性基础,但依然会对运动员个人数据权利和国家数据主权带来潜在风险。在《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语境下,WADA可以通过“在充分条件基础上的转移”和“遵守适当保障措施的转移”2种方式进行数据跨境转移,但鉴于二者存在的缺陷,还需要从EDPB数据跨境转移机制、最小范围原则、告知义务等方面对WADA数据跨境转移加以限制。我国应合理借鉴相关经验,推进反兴奋剂数据转移立法,完善反兴奋剂数据行业规范,加强反兴奋剂领域国际合作。     

浅析国际损害责任

当前，国际法主体在从事“国际法不加禁止的活动”造成损害时应承担国际责任的规则已成为广泛接受的法律原则，但国际损害责任在理论上还没有形成完善的法理体系，应从不当履行国际义务、严格损害赔偿原则、公平责任原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把握损害责任制度的法理基础，使国际赔偿责任真正达到公平、合理。     

反兴奋剂工作中运动员权利保护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及协调研究

在反兴奋剂工作中运动员(即竞技体育运动的参与者)权利保护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及协调是反兴奋剂规则制定时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反兴奋剂工作中对运动员权利进行干预的合法目的是:保护运动员的健康权;维护体育赛事中的公平竞争;以最小程度干预运动员权利来实现反兴奋剂工作维护公共利益的目标。《世界反兴奋剂条例(2021年版)》新修订条款加强了对运动员个人权利的保护:一是将健康促进与运动员权利保护列入了体育功能;二是新修订条款对"受保护人员"的界定体现了对未成年运动员在反兴奋剂工作中的特殊对待;三是新修订条款更强调兴奋剂违规纠纷案的听证程序和审判的公正性;四是新修订条款使兴奋剂违规处罚与兴奋剂违规行为更符合相称性原则;五是新修订条款确保了运动员权利在反兴奋剂工作中受到同等保护。由此,中国政府应当在《世界反兴奋剂条例(2021年版)》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兴奋剂检查程序;与世界反兴奋剂工作接轨,进一步完善国内的兴奋剂违规处罚规定;对中国运动员加强反兴奋剂教育,深化其对反兴奋剂工作的认识;要加强保护未成年运动员在反兴奋剂检查中的权利并要进行特别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