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车行》赏析

唐初,国内各民族之间保持着友好关系。但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统治集团对内加紧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横征暴敛;对外实行“开边”政策,穷兵黩武,连年发动扩边战争。据《通鉴》记载,天宝十年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蛮,大败于泸南,……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战功”;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将兵三万袭大食兵,大败,率残兵数千逃回安西;同年,     

《马嵬》(其二)的咏史艺术

唐玄宗天宝十五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次年7月15日安史叛军攻破潼关,玄宗与杨国忠、杨贵妃兄妹等仓皇奔蜀。行至马嵬驿,随行将士处死宰相杨国忠,并坚决要求杀杨贵妃。玄宗不得已令贵妃自缢。史称马嵬之变。自杜甫以来,唐代诗人咏马嵬事件的作品很多。在众多咏马嵬的诗歌中,《马嵬》(其二)     

李白对权奸篡位可能性的认识

唐玄宗在天宝年间,怠于朝政,荒淫享乐,经常不临朝视政,而把大权交给李林甫,李林甫死后又交给了杨国忠。李杨二人排斥异己,重用奸佞、小人。《资治通鉴》天宝元年:“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已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已者,必百计去之;尤忌学之士,或阳与之善,略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     

利欲熏心的杨国忠

杨国忠是杨责妃的堂兄,靠钻营和裙带关系当上了宰相。他一心为自己谋私利,根本不顾百姓死活。天宝十三年,水灾严重,杨国忠却隐瞒不报,还压下了其他上报的奏章,连唐玄宗亲信宦官高力士都不敢谈论水灾情形。他的儿子杨暄科举考试没有被录取,他却强迫主考官把杨暄录为上等。为了维     

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其三十四和《别内赴征三首》的本事及写作时间新探

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其三十四和《别内赴征三首》，旧说认为，前者是天宝十载（751）为鲜于仲通伐云南而作，后者是天宝初应玄宗征诏时作。本文根据二诗内容、李白行踪、史书记载等，考定前者是天宝十三载春夏间为杨国忠征天下兵伐云南作，后者是至德元载（756）冬应永王征辟赴江陵幕府时作。旧说错误。     

揭露腐朽 鞭挞邪恶——说杜甫的《丽人行》和《虢国夫人》

唐玄宗李隆基穷奢极欲,好大喜功,晚年日逐昏庸,特别是自从天宝四载(公元七四五年)册封杨太真(玉环)为贵妃,将儿媳夺过来作老婆以后,不问政事,迷恋声色,就更加胡闹了。当时,杨氏一门得宠,其三姊妹皆赐第京师,同族兄弟杨国忠等也都飞黄腾达起来。据《旧唐书·玄宗杨贵妃传》记载,因贵妃得宠,其“姊三人,皆有才貌,玄宗并封国夫人之号。长曰大姨,封韩国,三姨封虢国,八姨封秦国,并承恩泽,出入宫掖,势倾天     

压岁钱的由来

压岁钱最早出现于唐代宫廷中。据《开元天宝遗事》载,唐玄宗天宝年间,内廷妃嫔,每于春时,各于禁中结伴三人至五人掷钱为戏。由此可见。当时宫廷的春日散钱之风十分     

安禄山和史思明的用人之道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及衰的转折点。传统的研究视角和多数学者大多只注重于唐玄宗的不理朝政,沉醉歌舞美色,以及杨国忠、李林甫等奸臣当道;或者叛军强大,组织有方等因素。然而,许多学者却常常忽略一个史实:安禄山之     

论马嵬之变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75年)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发动叛乱，公开向唐朝举起了、叛旗。由于唐朝无备，再兼以措置失当，结果安军势如破竹，很快便打到潼关。唐玄宗见形势不妙，只得率领一班人马逃出京城。但当他们一行逃至长安西北的马嵬驿时，却发生了一场意想不到的事变。《旧唐书》卷106《杨国忠传》：     

采石大战疑云——兼评陶晋生《金海陵帝的伐宋与采石战役的考实》

一、采石疑云 1161年的宋金采石大战（又称绍兴辛巳宋金大战）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南宋王朝最重要的保卫战。其历史地位不下于赤壁、淝水之战。惊心动魄的采石大战保住了南宋的半壁河山,是汉民族为主的宋朝对金朝非常少见的大胜仗,也为中华文化,尤其是理学、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南宋立国的十三战功（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中有五战功与采石大战有关。     

宁王惜花系金铃

天宝中,宁王好声乐,风流蕴藉,诸王弗如也。至春时,于后园中,纫红丝为线,密缀金铃,系于花梢之上。每有鸟鹊翔集,则令园吏掣铃索以惊之,乃惜花之故也。诸宫皆效之。(改写自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     

“乾道十三处战功”考辨

南宋孝宗乾道二年（１１６６）,总结建炎、绍兴中对金作战十三处战功,以激励军民士气,然历代史家多认为此十三处战功多与事实不符,笔者依《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所录战功,对诸战斗（战役）之规模和战绩逐一考辨,认为所谓“十三处战功”,除太湖、大仪镇、皂角林、胥浦桥、茨湖之战纯属无关大局的小规模接触性战斗外,其余均取得较大战绩,可称为“战功”     

《广右战功录》的学术价值——与《明史·沈希仪传》的对勘比较

从<广右战功录>和<明史·沈希仪传>的主观存世目的、叙事线索以及部分文字描写诸方面看,后者确实采用了前者.但对两书的文学特点的密和精、行文中记述事件发生时间的模糊和精确以及两丈断限的不同诸方面的考察,<广右战功录>亦不是<明史·沈希仪传>唯一材料来源,唐顺之<都督沈紫江生墓碑>也是其重要来源之一.而<广右战功录>也有独立于<明史·沈希仪传>之外的学术价值,这主要表现在学以经世的价值取向.于明代皇朝史上的地位和于唐顺之学术演变上的意义三个方面.     

失却主题却归于主题——《长恨歌》主题之管见

白居易写于唐元和元年(806年)的《长恨歌》,是代表其诗歌最高艺术成就的名篇,为历代所传诵,也令历代传诵者体味了那明皇之恨、贵妃之恨……尽管诸多体味是那样的迥异.关于明皇玄宗和杨贵妃,从史实看,玄宗从“开元之治媲美贞观”,到天宝乱离、惶     

宋金"大仪镇之战"考辨--与范立舟、曹家齐先生商榷

范立舟、曹家齐在《“乾道十三处战功”考辨》一文中认为,宋金大仪镇之战不应归到“乾道十三处战功”之内。考察大仪镇之战的规模、双方兵力、结果与影响等方面内容,上文的观点似有偏颇之处。大仪镇之战实是宋军主动出击、大胜金军的一次战役,列入“乾道十三处战功”当之无愧。     

李白在河南

李白于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多次游历河南。关于李白的思想,我们认为用入世和出世相互矛盾、交互消长可概而括之。这种思想矛盾的发展过程,可划分为开元、天宝两个阶段:开元中李白入世思想较浓,出世思想较淡;天宝中李白出世思想较浓,入世思想较淡。而李白在河南的生活,恰好为李白两个思想阶段的高峰期。因此,认识、研究李白在河南的生活,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     

天宝诗系年提要

盛唐诗研究是唐诗研究的热点之一。但前人在论及盛唐诗时,往往将开元与天宝两个时期的作品合在一起论述。笔者认为,开元诗之基调与天宝诗之基调并不相同。开元年间政治较为清明,而开元诗之基调较为积极乐观。到了天宝年间,由于政局由明转暗,各种矛盾也逐渐激化,因此这一时期的诗歌也大多流露出一种忧患意识。在唐诗发展史上,天宝时期上承开元,下启大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     

唐古注《蒙求》考略——兼论《蒙求》在日本的流传与接受

根据海内外现存的各种版本,基本可推断唐古注《蒙求》成书于唐玄宗天宝五年之前不久。《蒙求》在我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其在日本也得到了广泛的流传与接受,并最终融入日本文化且影响力一直延续到近代。     

关于王维《辋川集》的几点思考

《辋川集》是王维与道友裴迪于天宝年间在辋川庄写下的唱和组诗,是其山水诗的巅峰之作。在辋川别业,诗人把山水景物作为描摹对象,于诗情画意中洗涤自己幽独空寂的心灵。20首绝句,即是诗人这一时期隐逸情趣的折射,更有一种佛家崇尚的顿悟机缘。     

从《胡旋舞》与《康国乐》的关系看《胡旋舞》传入中国的时间

《胡旋舞》是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盛行于长安等地的健舞,传自西域康国等地.向达先生依据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的考证,认为《胡旋舞》是在开元、天宝年问传入中国的.但从《胡旋舞》与《康国乐》的关系来看,《胡旋舞》传入中国的时间至迟应在北周武帝时.虽然有人依据发现于陕西紫阳县铸有乐舞人物的铜带版,认为《胡旋舞》在北魏时即已传入中国,但从其舞蹈动作的特征来看,无法看出“急转如风”的《胡旋舞》舞蹈特点,其结论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