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创新体系效能的空间差异和动态演进

区域创新能力评价并不能综合反映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全貌,因此有必要从区域创新体系内涵出发构建科学的指标体系以反映和测度区域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由此,以中国30个省份为对象,构建测度区域创新体系效能的概念模型和指标体系,注重同时选择规模指标和强度指标,采取指数合成方法并综合运用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和马尔可夫链分析等方法测算30个省份2012—2020年创新体系效能的空间分布、演进特征和趋势。结果发现：中国区域创新体系效能均呈上升态势,但其指数呈梯度分布和非均衡分布,且省域间和不同创新水平地区间创新体系效能差距不断扩大;相比创新指数领先地位,创新指数较低地区发生动态转移的概率相对较高,但均未发生跨区等级转移现象,省域创新体系效能加速分化使中国区域创新体系效能空间分布与演进呈现以少数省域为代表的创新极化不断加强,以多数省域为代表的区域创新体系效能趋于低水平固化等发展趋势。为改进中国区域创新合作、更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西部和东北地区需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同时国家需加大对其支持,创新极需发挥带动作用,区域创新体系要协同、协调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与科技创新的空间耦合关联及协调性研究

本文分析中国数字普惠金融与科技创新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状况,为两者实现协调发展提供建议。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数字普惠金融与科技创新综合评价体系,利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数字普惠金融与科技创新的发展状况及耦合协调水平,并利用σ收敛系数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探讨两者耦合协调水平的收敛趋势、空间关联以及空间集聚状况。研究表明：从2011—2019年全国整体及省域数字普惠金融与科技创新水平均有所提升,但省域间差距明显且科技创新严重滞后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与科技创新耦合协调水平也有所提升但在省域间仍存在较大差异且未表现出收敛趋势,在空间上表现出集聚分布,具有显著的正向关联效应。     

中国省域R&D资本存量的测算及空间特征研究

基于SNA2008的核算标准,利用永续盘存法对1998～2016年中国大陆地区31个省份的R&D资本存量进行了合理测算,并在此基础上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对中国省域R&D资本存量的空间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各地区R&D资本存量稳步增强,但空间布局不合理,区域间差异进一步加剧;目前中国省域R&D资本存量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集聚特征,且随着年份的推移,集聚趋势不断增强;中国大多数省份R&D资本存量呈现"高—高""低—低"集聚的空间二元分布特征,且以"低—低"水平集聚为主。据此,提出了优化中国省域R&D资本存量空间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我国省域创新与循环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演进

采用全局主成分和协调发展度测量等评价方法研究发现:在时序演变上,2005年以来我国省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都有显著提高,但二者协调发展水平在大部分省份呈现下降趋势,一半以上的省份处于濒临失调和严重失调状态,不同类型的滞后因素各有差异;在空间演化上,省域创新与循环经济协调发展的空间集聚性特征越来越明显,良好协调发展和勉强协调发展的省份越趋向于沿海发达地区,濒临失调发展地区逐渐向东北、中部及周边地区集中,严重失调发展地区向"新-青-宁"等地带演化。     

中国天然气安全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研究中国天然气安全状况,分析影响因素并找出系统性的应对策略对于保障中国能源安全、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生态文明建设和能源转型的时代背景,从供应安全、储运安全、市场安全和环境安全四个维度,构建了中国天然气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组合赋权法对指标赋权,从总体、区域和省域三个层面对中国天然气安全状况进行了评价。总体评价结果表明,全国天然气安全均值为0.546,2006—2015年间虽然天然气安全水平在上升,但是总体安全状况一般,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天然气产量低,对外依存度较大;天然气管道建设滞后,调峰能力不足;天然气市场价格机制不完善;环境治理压力较大。区域评价结果表明,全国四大区域天然气综合安全的均值为东部（0.582）>中部（0.571）>西部（0.516）>东北（0.515）,呈现出“东部最好,中部次之,西部和东北偏低”的特征。分析得出,天然气安全的影响因素在东部地区主要集中体现于市场安全,在中部地区主要集中于供应安全,在西部地区主要集中于市场安全和环境安全,在东北地区主要集中于供应安全和储运安全。省域评价结果表明,各省域天然气安全水平差异较大,其中7个省份的天然气安全水平处于上升趋势,5个省份天然气安全水平处于下降趋势,8个省份的天然气安全水平波动较大,10个省份的天然气安全水平趋于平稳;各省域在供应安全、储运安全、市场安全和环境安全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效应。最后,分别从国家层面、区域层面和省域层面提出了保障中国天然气安全的对策建议。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科技创新耦合协调时空演变

在阐述生态文明建设与科技创新作用关系的基础上,利用投影寻踪模型、耦合协调模型,分析2006—2015年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与创新耦合协调发展时空变化过程。结果表明:(1)二者水平均呈上升趋势,生态文明建设水平逐步落后于科技创新能力;(2)各子系统耦合协调度均呈上升趋势,协调度由低中度协调向高度协调转变,耦合度空间格局演变与协调度空间格局演变趋势相似,高值区域由东部沿海向长江中下游流域扩散,低值区域集中在西部边疆地区;(3)协调发展水平具有波动性,二者水平越低支撑其协调发展的稳定性越差。     

我国省际间人才流动影响因素探析

基于2015-2019年中国省域数据,运用EM模型对中国省际间人才流动影响因素展开分析.结果表明:从影响因素看,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对人才流动影响最大;时间维度,全国大多省份对人才吸引程度呈上升趋势;空间维度,不同地区对人才吸引度差异较大,其中东部地区对人才吸引度最强,西部次之,中部最低.最后,针对分析结果,提出了促进省际间人才合理流动的相关建议.     

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性的时空格局与收敛性

基于2010—2020年31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与灰色关联度评价法、因子分析法分别测度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综合指数,并运用耦合协调模型、Kernel密度估计分析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进与分布动态,最后进一步考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收敛性。研究发现,全国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度呈逐年上升趋势,东部与中部地区处于良好协调阶段,西部与东北部地区处于中度协调阶段,且地区间耦合协调度的绝对差异呈先扩大后缩小态势,其中仅中部地区不存在σ收敛,31个省份及四大地区均存在绝对β收敛与条件β收敛,且后者的收敛速度更快。     

知识溢出与区域经济增长：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

摘要：本文在运用指标评价法测度知识存量的基础上,将知识存量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引入经济增长模型,综合考虑空间地理距离、接收地区的知识吸收能力和地方环境等因素构建空间扩展模型,利用中国31个省份的相关数据考察了中国省域间知识溢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知识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省域间存在知识溢出,且对地区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人力资本门槛假说成立,知识溢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受到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和吸收能力的影响。     

湖南省乡村旅游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的时空特征分析

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存在天然契合的互动关系,为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美丽中国有着重要作用.本文以湖南14个市(州)为研究对象,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等方法,研究了 2010-2018年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耦合协调的时空分布特征和相对滞后状况.计算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存在明显共生关系,虽然湖南省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耦合协调度不高,但大致呈上升趋势,且湖南省14个市(州)均表现为耦合度大于耦合协调度;(2)就空间角度而言,湖南省乡村旅游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耦合协调度呈现由中部向西北、东北部扩散的态势,张家界的耦合协调度最高;(3)从时间角度来看,2010-2018年,湖南省乡村旅游建设滞后程度与生态文明建设滞后程度不断改善,中部地区(衡阳、邵阳、株洲)改善程度最大.     

广东省21个地级市生态文明发展状况综合评价与空间分异

为了评价广东省生态文明发展状况,论文根据生态文明的内涵,在遵循客观性、可行性、综合性、简明性和合理性原则基础上,从生态经济文明、生态社会文明、生态环境文明、生态文化文明和生态制度文明等5个方面构建生态文明发展状况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2013年的统计数据,对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生态文明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和聚类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生态文明发展状况可以划分为3类;在空间分布上,生态文明程度相对较高的地级市大多位于广东省中部、南部和北部地区,而生态文明程度相对较弱的地级市大多位于广东省东部、西部地区。研究结论为相关政府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     

生态文明背景下的生态社区建设模式研究

生态文明是我国生态社区建设的时代背景,生态社区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我国新时期的生态社区建设必须以生态文明的理念为指导,构建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社区建设协同发展的机制,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社区建设和评价模式,将生态社区建设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有机结合,实现生态社区建设过程中资源的高度区域共享,有效创建真正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生态社区建设模式。     

区域科技创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熵值法、变异系数和耦合协调模型对我国2002-2016年区域科技创新、经济和环境水平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科技创新、经济和环境总体上不断发展并呈现阶段性特征;它们的区域差异在波动中下降;科技创新、经济和环境的两元系统跟三元系统协调均呈上升趋势。直到2016年全国各地区三元系统协调等级未达到优质耦合协调等级;科技创新、经济和环境的三元系统耦合协调增长在2009年之前主要是由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引领,在2009年之后主要是由科技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引领。未来需加大对科技、经济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支持力度以实现三者的协调发展并缩小区域差异。     

县域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协调发展实证研究——以陕西省志丹县为例

县域生态环境系统、经济及社会系统协调发展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前提和基础.本文基于区域协调发展理论和系统理论,依据DPSIR概念框架构建了县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志丹县为实证对象,对其1997-2010年协调发展程度进行综合评估.结果表明: 在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过程中,志丹县生态指数、经济指数及社会指数均迅速增加,且生态指数均不同程度高于经济指数和社会指数;植被恢复阶段生态、经济及社会指数增幅减缓并趋于稳定.协调度、发展度及协调－发展度均表现为相同的变化趋势,且协调度明显高于发展度和协调-发展度.总体而言,由于社会进步、经济结构的调整及植被恢复措施的实施,志丹县生态环境－经济－社会三者间的发展更为平衡、协调,是一种良性的可持续发展.但仍存在部分社会滞后、经济滞后或生态滞后,一定程度表明今后仍需注重生态环境、经济及社会系统三者间协调发展.最后,提出了志丹县协调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中国耕地多功能的区域收敛性

区域耕地多功能协调发展对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通过构建耕地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利用σ、β收敛法检验了中国及其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2000—2015年耕地的基本生活保障、农业经济贡献和生态安全维持等三大功能的收敛性,阐明其主要影响因素并提出政策建议。结果表明：①中国及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耕地多功能的空间异质性及波动特征显著。全国及各区域耕地三大功能均不存在σ收敛特征,各省份之间的耕地多功能水平差距有一定扩大趋势;②除东部地区耕地的农业经济贡献功能外,全国及东、中、西、东北地区的耕地多功能均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特征,表明在假设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各区域耕地多功能基本具有趋同发展态势。③在加入森林覆盖率、土地利用强度、道路密度等控制变量后,中国及各区域耕地多功能基本呈现出显著的条件β收敛特征,表明生态状况、人类干扰程度以及区域综合发展等因素可共同驱动不同区域耕地多功能收敛于各自的发展稳态。④不同控制变量对不同区域的耕地多功能收敛性具有不同影响效用,须依据不同区域的现实情况,开展针对性调控。本文依据研究结论和实际发展情况,分别提出了全国及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的耕地有效利用和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研究成果可为耕地可持续利用和社会经济协调健康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基于GRA的互联网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测度模型研究

[目的/意义]旨在为推进互联网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提供参考。[方法/过程]以系统间耦合协调发展为导向,整合互联网经济与生态环境两大子系统5个要素,27个指标因子,构建互联网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测度模型。以2017年统计数据测算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互联网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结果/结论]构建的互联网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测度模型可行性高,能反映中国互联网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整体情况。中国互联网经济与生态环境与区域发展不平衡,协调发展整体水平较低,呈现东部沿海高于中部、西部地区,东北地区高于西南地区的特征。     

典型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经济社会与能源环境协调发展分析

国家经济社会与能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特征因各国工业化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异,通过分析典型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经济社会与能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演进趋势,可为其他国家未来工业化进程中实现经济社会与能源环境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本文以美国、日本等8个典型国家为例,运用修正后的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对其1961-2011年的国家经济社会与能源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特征进行研究和分析。结果表明：1961-2011年期间日本、韩国、西班牙等工业化完成国家经历了完整的工业化进程,经济社会与能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度呈现明显的“U”型变化趋势,而美国、法国等后工业化国家因处于后工业化阶段而处于“U”型曲线右侧的上升阶段,埃及、马来西亚、泰国等前工业化国家因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而处于“U”型曲线左侧的下降阶段。各国因工业化开始时间、发展速度及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人口规模和城市化水平差异,其协调发展度谷值时间和谷值量存在差异。     

国土空间结构演变解析与主体功能区格局优化思路

主体功能区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解析其空间结构演变过程和趋势是国土空间开发与主体功能区格局优化的重要依据。文章通过探索主体功能区空间结构演变的科学与政策内涵,以城市化地区、农业发展地区和生态安全地区三者人口或经济的比例关系为基本参数,测度颁布《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2010年)前后5年的主体功能区核心-边缘结构、点-轴结构的演变特征,揭示核心区域、边缘区域、距离轴线的国土空间结构演变过程;结合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新要求,从区域差距、资源环境效应、对外联系等方面分析国土空间结构演变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人口、经济进一步向城市化地区、城市群区域、主要开发轴线集聚,人口集聚过程快于经济集聚过程,人口与经济呈现相互均衡的趋势,且与全国自然承载力及考虑地理区位和系统整体性的地域功能适宜性的格局趋于吻合;不同功能区之间、区域板块之间、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之间、沿轴线区域与远离轴线区域的区域差距呈现出不断缩小的态势,但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资源环境问题依然突出;国家"两横三纵"轴线无法适应我国新时期区域协调发展及"一带一路"对外开放的战略需求。据此提出:推动人口进一步向城市群及主要轴线核心区域集聚,实现人口与经济相均衡;进一步减少北方地区边缘区域的人口压力,从而促进人口规模与自然承载力相均衡;增加珠江-西江发展轴带,完善"三横三纵"的国土空间开发战略;向外延伸沿长江通道、陆桥通道与包昆通道等主要轴线从而适应新时期对外开放战略等政策建议。     

陕西省创新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性分析及类型划分

创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实现区域经济快速增长的必然途径。本文通过构建创新环境与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协调发展度模型,对陕西省创新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进行了定量分析,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类型划分。结果表明：1）陕西省各市创新环境呈现出“中部凸起,两极塌陷”的空间极化现象;2）陕西省各市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并具有较为严重失衡的态势;3）陕西省绝大部分城市的创新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不高,且创新环境明显滞后于经济的发展,从而致使协调发展度的整体偏低;4）陕西省创新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协调类型可划分为3个大类5个亚类,且全省协调类型状态较差;5）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不同类型区应结合“区情”进行区域创新环境的更新或营造,促进区域创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我国区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及驱动因素分析

通过探讨区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的耦合协调机制，构建二者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以及空间计量模型，对2008—2017年我国30个省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耦合协调发展程度、时空格局及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各省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水平，以及两者耦合协调度均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区域间差距不断扩大。各省域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均值在0.299~0.654之间，大部分地区仍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整体显现出“东高、中平、西低”的空间格局，以及“高高—低低”集聚的空间关联性。产业结构生态化水平、市场竞争程度、政府科技创新支持、环境规制、区域城镇化率等因素对我国省域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并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据此，基于这些驱动因素的异质性影响，提出了促进区域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差异化政策建议。